从《说文解字》“车”剖析车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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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构造方式和结构系统的表意文字，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人文精神，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根基。《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它蕴涵着大量的反映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理文化的信息。
我国不仅是世界最早使用马车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古车的性能在世界上长期领先。相传4600年前，黄帝创制了车，《古史考》中说：“皇帝作车，引重致远”，黄帝号“轩辕氏”。从字面上便可看出他与车的密切关系。夏朝的奚仲将车进一步完善，《尚书-甘誓》中记载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反映出当时不仅有车，而且车战得到应用。商周时，车的使用已相当普遍，随着时代的演变，车的制造工艺日益成熟，特别是受军事因素和交通因素的影响，车的种类由少到多，车的结构由简到繁。从车在中国出现起，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乎渗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文》分为540部，其中车部收字98个，重文8个，新附字5个，本文试从车部的角度来透视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车与中国礼制文化
中国古代的等级社会中，礼制是重要的等级制度，它用以区分从天子到庶人的各个阶级。礼制具体地体现在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中，作为“行”的一大载体，车成为表达礼制的工具，具有礼制文化的种种性质。车与礼制文化的密切关系首先体现在车的种类及规模上，它反映了鲜明的等级性特征。在《说文》车部中共收录表示车的种类的字21个，很多车辆是平民与贵族的分野。如“轩”字，《说文》云：“轩，曲辀藩车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说：“大夫以上车也。”段玉裁注解：“谓曲辀而有藩蔽之车也，曲辀者，戴先生曰：‘小车谓之辀，大车谓之辕’。”轩是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专供大夫阶层享用，又《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杜预注：“轩，大夫车也。”后来，轩被进一步引申为华美的车子，江淹在《别赋》中说：“至若龙马银鞍，朱轩绣轴。”又如“辇”字，《说文》云：“辇，鞔车也，从车，从麸在车前引之。”《释名》曰：“辇，人所辇也。”在秦汉之前，辇为人力车，只在下层百姓中使用，在《诗·小雅》中有“我任我辇”之语。后来，辇特指君后所乘的车，如：辇辂（皇帝的车驾）、辇毂（皇帝坐的车子）、辇乘（指帝王与后妃专用的车乘）等。杜牧《阿房宫赋》所记载的“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即反映了皇家贵族的乘车场景。再如“辂”字，虽然《说文》里说“辂，车铃前横木也。”。但实际上，辂专指帝王和诸侯的车，辂分五种，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除玉辂为天子专用的车外，其余四种是天子与诸侯共享之车。
天子出行的车队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别，这主要指车队的规模与规格，包括车队的数量，车辆的档次，随行人员的多少。蔡邕在《独断》中说：“大驾则公卿牵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御………‘法驾，上所乘日金根车，驾六马，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皆驾四马”“小驾祀宗庙用之，没出，太仆奉驾……”对皇帝、皇室和车制的各种规定，逐渐演化成了“卤薄”制度，王隆《汉官》曰：“天子出，车架次第谓之卤薄。”在一些“庙堂儒生”的经营下，这项制度成为礼制的重要象征符号，为礼制实现其等级性区别的目的发挥了独特作用。
车与礼制的联系还体现在车的部件上。随着制车技术的进步和各种需求的增长，车在古代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车的部件在起到功能性作用的同时，也呈现着尊卑秩序的高低。《论语-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鞔，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鞔，《说文》解释说：“大车辕嵩持衡者也。”在古代，能拥有“大车”的一般都是贵族阶级，而普通平民只能用“小车”，甚至无车可用。在前文介绍“轩”时有提到过“辀”和“辕”，两者其实并无太大区别，《说文》云：“辀，辕也。”北魏时皇帝的车豪华到“龙辀十六”，即每一部辂车有十六道车辕，这在平民阶层中是不可想象的。《说文》里还提到“轮”：“有辐日轮，无辐日辁。”作为车最重要的结构，车轮强调实用性，但实际上，王公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地位，往往给车轮加上许多装饰。汉代时，贵族阶层盛行将车轮、车毂涂上黑色或朱红色的漆，有的还要在上面画上图案，皇帝的车还要“重毂、贰辖”。装饰华丽，造型精美的贵族“豪车”在史籍中的记载比比皆是。蔡邕《独断》中记载汉朝皇室的车：“皆盖金华爪，黄屋左纛，金铜鑁方釳繁缨，重毂副牵。”《南齐书-舆服志》中的一段记载让人感叹齐梁时期奢华的“装修风格”：“玉辂，漆画轮，两厢上望板前优游，龙汗板，斗盖。一辕，漆画车衡……”这反映出，车的内部装饰在当时有很高的审美功能，融绘画、纺织、雕刻等功能为一体，但却掩盖不了其铺张浪费、不恤民情的现实。
车与军事文化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战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车与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繁体字“军”即是个形象的例证，《说文》云：“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军，兵车也。”车文化也在战争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应用于战争中的车称为兵车或战车，战车的数量在古代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因而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说文》中给出了许多不同的战车，他们在战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轻型战车，如“轻”，《说文》云：“轻车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注》）补充解释说：“轻车之萃，郑曰。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有攻城之车，如“輣”、“轒”《说文》云：“卫棚撞城。”有“侦察车”，如“轈”，《说文》云：“兵高车加巢以望敌也。”《注》解曰：“楼车所以窥望敌军。兵法所谓云梯者。”在冷兵器时代，各式战车的发明让战争的规模和形式得以扩大，使车战的战略地位变得重要。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商朝后期车战已经出现。《尚书》中提及到牧野之战：“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春秋时期是车战的兴盛阶段，《左传》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车战的史实，如长勺之战、泓水之战、城濮之战、鄢陵之战，其中不少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战国后期，车战逐渐走向没落，这主要与现实形势和战车本身有关。随着大一统局面的推进，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不论是战争人数，还是武器种类，都有了显著提升。而战车由于自身笨重，驾驭困难，对道路的適应性远比不上骑兵、装甲兵等兵种，在战争中的地位大大降低，这时的战争方式呈现出以步兵为中心，车兵为辅翼，骑兵为机动的新特点。西汉时为了对付匈奴骑兵，大量使用骑兵，同时强弩的大范围应用让战车变得不堪一击，最终遭到淘汰，退出战争舞台。 在车战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战术思想，古人发明了不同的战车编制和车战阵法，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如有“双车编组”，由左有两辆战车组成，其中一辆是主车，另一辆则称“副车”。这样编组是为了便于从左右两个方向同时接近敌车的舆侧，以形成对敌车的夹击;而在防御中，两车又能互相掩护一个侧面，不至左右受敌。车战的阵法有常规队列之阵、行军之阵、临战之阵和实战之阵等，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其间有过渡与交叉，例如楚国军队的“二广”之阵变寓队列之阵和行军之阵为一体。
车与政治文化
中国的古车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车就是政治实力的表现，不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交通条件不方便的古代，乘马车是一种较为便利和快捷的出行方式，一些帝王为了巩固统治，展现自己的统治能力，会乘车巡游四方，人们称之为“龙游”。周穆王壮游天下是我国最早、最为壮观的、有典籍记载的“龙游”。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行程三万五千里，越漳水，经由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通过他的征伐，周王朝顺利扩大疆土，加强了对四方蛮夷的统治力度，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在周穆王之后，秦始皇是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乘车巡游全国的帝王。公元前220年，他开始修筑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以供巡狩之用。为了“示疆威，服海内”，秦始皇先后五次巡视全国，足迹所至，北到今天的秦皇岛，南到江浙、湖北、湖南地区，东到山东沿海，并在泰山、琅邪、会稽等地留下刻石，以表彰自己的功德。五次巡视巩固了大一统局面，并对后世帝王的巡游产生了深远影响。毫无疑问，在穆王和秦始皇巡游中，马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车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林立，外事活动十分频繁，车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国家问由于利益的需要，经常进行朝聘，朝聘的对象多为周天子和大诸侯国的国君，《孟子》云：“诸侯朝于天子日述职。”《春秋》记载了“滕侯薛侯来朝”“郯子来朝”等史实。朝聘时所率领的车队具有象征性和实用性的特征。车队的规模主要依据朝聘的对象和主体，当小国朝聘大国，或诸侯国国君亲自率队朝觐时，车队规模一般十分庞大，反之则较为清简。朝聘过程中会有玉帛皮币等物质的往来，这便需要车马进行装载，据《左传》，晋文公时，为了容纳其它来晋朝觐的装有大量“特产”的各国车辆，晋国专门修建了宽敞的“停车场”。出了朝聘之外，国家间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还有会盟，通过会盟进行盟誓和签订盟约，是春秋时期解决有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齐桓公的“乘车之会”与“兵车之会”是体现会盟与车关系的典例。《管子》中记载齐桓公在称霸之后说：“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乘车之会”是国家间的友好和平之会，著名的“乘车之会”有“阳谷之会”“葵丘之会”。“兵车之会”则有“军备竞赛”之性质，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阅兵式，与会国家要预先征集车马，调用军车，《周礼·春官》曰：“车仆掌戎禄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平车之萃，轻车之萃，凡师，共革车，各以其萃。会同，亦如之。”历史上著名的“兵车之会”有“咸之会”“牡丘之会”等。
综合而言，车文化为中国古代政治的现实推行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车与中国文化的其它联系
车除了与礼制、军事、政治密切联系外，还与其它文化因素有着交集。如“取名文化”，姓名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在中国古人特别是士大夫的观念中，后代的名字蕴含着家族的期望，又在“比德说”的影响下，很多古人的名字典雅而富有内涵。苏洵给两个儿子取名为苏轼和苏辙，他在《名二子说》里讲到了命名的缘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完车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者，善处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后来两兄弟的性格轨迹个人生历程也真如苏洵所言。由车的部件联系到自己的孩子，进而给予教诲与期望，可以见得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
车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远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诗经-卫风-氓》中有“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表现了痴心女子被抛弃后的伤心与无奈。江淹《别赋》里的：“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呜而不息。”寄托了游子客居他乡不得归的离愁别绪。诗圣杜甫《兵车行》开头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刻画了战争给百姓带去的痛苦。
通过对《说文解字》“车”部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车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与影响，感受到先民深邃的的智慧。所謂“惟字有汉，惟文曰远”，汉字以其丰富的意蕴构筑起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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