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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说文解字》“车”剖析车与中国文化

作者:未知

  汉字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构造方式和结构系统的表意文字,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人文精神,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根基。《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它蕴涵着大量的反映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理文化的信息。
  我国不仅是世界最早使用马车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古车的性能在世界上长期领先。相传4600年前,黄帝创制了车,《古史考》中说:“皇帝作车,引重致远”,黄帝号“轩辕氏”。从字面上便可看出他与车的密切关系。夏朝的奚仲将车进一步完善,《尚书-甘誓》中记载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反映出当时不仅有车,而且车战得到应用。商周时,车的使用已相当普遍,随着时代的演变,车的制造工艺日益成熟,特别是受军事因素和交通因素的影响,车的种类由少到多,车的结构由简到繁。从车在中国出现起,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乎渗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文》分为540部,其中车部收字98个,重文8个,新附字5个,本文试从车部的角度来透视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车与中国礼制文化
  中国古代的等级社会中,礼制是重要的等级制度,它用以区分从天子到庶人的各个阶级。礼制具体地体现在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中,作为“行”的一大载体,车成为表达礼制的工具,具有礼制文化的种种性质。车与礼制文化的密切关系首先体现在车的种类及规模上,它反映了鲜明的等级性特征。在《说文》车部中共收录表示车的种类的字21个,很多车辆是平民与贵族的分野。如“轩”字,《说文》云:“轩,曲辀藩车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说:“大夫以上车也。”段玉裁注解:“谓曲辀而有藩蔽之车也,曲辀者,戴先生曰:‘小车谓之辀,大车谓之辕’。”轩是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专供大夫阶层享用,又《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杜预注:“轩,大夫车也。”后来,轩被进一步引申为华美的车子,江淹在《别赋》中说:“至若龙马银鞍,朱轩绣轴。”又如“辇”字,《说文》云:“辇,鞔车也,从车,从麸在车前引之。”《释名》曰:“辇,人所辇也。”在秦汉之前,辇为人力车,只在下层百姓中使用,在《诗·小雅》中有“我任我辇”之语。后来,辇特指君后所乘的车,如:辇辂(皇帝的车驾)、辇毂(皇帝坐的车子)、辇乘(指帝王与后妃专用的车乘)等。杜牧《阿房宫赋》所记载的“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即反映了皇家贵族的乘车场景。再如“辂”字,虽然《说文》里说“辂,车铃前横木也。”。但实际上,辂专指帝王和诸侯的车,辂分五种,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除玉辂为天子专用的车外,其余四种是天子与诸侯共享之车。
  天子出行的车队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别,这主要指车队的规模与规格,包括车队的数量,车辆的档次,随行人员的多少。蔡邕在《独断》中说:“大驾则公卿牵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御………‘法驾,上所乘日金根车,驾六马,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皆驾四马”“小驾祀宗庙用之,没出,太仆奉驾……”对皇帝、皇室和车制的各种规定,逐渐演化成了“卤薄”制度,王隆《汉官》曰:“天子出,车架次第谓之卤薄。”在一些“庙堂儒生”的经营下,这项制度成为礼制的重要象征符号,为礼制实现其等级性区别的目的发挥了独特作用。
  车与礼制的联系还体现在车的部件上。随着制车技术的进步和各种需求的增长,车在古代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车的部件在起到功能性作用的同时,也呈现着尊卑秩序的高低。《论语-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鞔,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鞔,《说文》解释说:“大车辕嵩持衡者也。”在古代,能拥有“大车”的一般都是贵族阶级,而普通平民只能用“小车”,甚至无车可用。在前文介绍“轩”时有提到过“辀”和“辕”,两者其实并无太大区别,《说文》云:“辀,辕也。”北魏时皇帝的车豪华到“龙辀十六”,即每一部辂车有十六道车辕,这在平民阶层中是不可想象的。《说文》里还提到“轮”:“有辐日轮,无辐日辁。”作为车最重要的结构,车轮强调实用性,但实际上,王公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地位,往往给车轮加上许多装饰。汉代时,贵族阶层盛行将车轮、车毂涂上黑色或朱红色的漆,有的还要在上面画上图案,皇帝的车还要“重毂、贰辖”。装饰华丽,造型精美的贵族“豪车”在史籍中的记载比比皆是。蔡邕《独断》中记载汉朝皇室的车:“皆盖金华爪,黄屋左纛,金铜鑁方釳繁缨,重毂副牵。”《南齐书-舆服志》中的一段记载让人感叹齐梁时期奢华的“装修风格”:“玉辂,漆画轮,两厢上望板前优游,龙汗板,斗盖。一辕,漆画车衡……”这反映出,车的内部装饰在当时有很高的审美功能,融绘画、纺织、雕刻等功能为一体,但却掩盖不了其铺张浪费、不恤民情的现实。
  车与军事文化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战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车与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繁体字“军”即是个形象的例证,《说文》云:“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军,兵车也。”车文化也在战争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应用于战争中的车称为兵车或战车,战车的数量在古代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因而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说文》中给出了许多不同的战车,他们在战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轻型战车,如“轻”,《说文》云:“轻车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注》)补充解释说:“轻车之萃,郑曰。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有攻城之车,如“輣”、“轒”《说文》云:“卫棚撞城。”有“侦察车”,如“轈”,《说文》云:“兵高车加巢以望敌也。”《注》解曰:“楼车所以窥望敌军。兵法所谓云梯者。”在冷兵器时代,各式战车的发明让战争的规模和形式得以扩大,使车战的战略地位变得重要。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商朝后期车战已经出现。《尚书》中提及到牧野之战:“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春秋时期是车战的兴盛阶段,《左传》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车战的史实,如长勺之战、泓水之战、城濮之战、鄢陵之战,其中不少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战国后期,车战逐渐走向没落,这主要与现实形势和战车本身有关。随着大一统局面的推进,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不论是战争人数,还是武器种类,都有了显著提升。而战车由于自身笨重,驾驭困难,对道路的適应性远比不上骑兵、装甲兵等兵种,在战争中的地位大大降低,这时的战争方式呈现出以步兵为中心,车兵为辅翼,骑兵为机动的新特点。西汉时为了对付匈奴骑兵,大量使用骑兵,同时强弩的大范围应用让战车变得不堪一击,最终遭到淘汰,退出战争舞台。   在车战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战术思想,古人发明了不同的战车编制和车战阵法,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如有“双车编组”,由左有两辆战车组成,其中一辆是主车,另一辆则称“副车”。这样编组是为了便于从左右两个方向同时接近敌车的舆侧,以形成对敌车的夹击;而在防御中,两车又能互相掩护一个侧面,不至左右受敌。车战的阵法有常规队列之阵、行军之阵、临战之阵和实战之阵等,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其间有过渡与交叉,例如楚国军队的“二广”之阵变寓队列之阵和行军之阵为一体。
  车与政治文化
  中国的古车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车就是政治实力的表现,不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交通条件不方便的古代,乘马车是一种较为便利和快捷的出行方式,一些帝王为了巩固统治,展现自己的统治能力,会乘车巡游四方,人们称之为“龙游”。周穆王壮游天下是我国最早、最为壮观的、有典籍记载的“龙游”。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行程三万五千里,越漳水,经由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通过他的征伐,周王朝顺利扩大疆土,加强了对四方蛮夷的统治力度,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在周穆王之后,秦始皇是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乘车巡游全国的帝王。公元前220年,他开始修筑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以供巡狩之用。为了“示疆威,服海内”,秦始皇先后五次巡视全国,足迹所至,北到今天的秦皇岛,南到江浙、湖北、湖南地区,东到山东沿海,并在泰山、琅邪、会稽等地留下刻石,以表彰自己的功德。五次巡视巩固了大一统局面,并对后世帝王的巡游产生了深远影响。毫无疑问,在穆王和秦始皇巡游中,马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车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林立,外事活动十分频繁,车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国家问由于利益的需要,经常进行朝聘,朝聘的对象多为周天子和大诸侯国的国君,《孟子》云:“诸侯朝于天子日述职。”《春秋》记载了“滕侯薛侯来朝”“郯子来朝”等史实。朝聘时所率领的车队具有象征性和实用性的特征。车队的规模主要依据朝聘的对象和主体,当小国朝聘大国,或诸侯国国君亲自率队朝觐时,车队规模一般十分庞大,反之则较为清简。朝聘过程中会有玉帛皮币等物质的往来,这便需要车马进行装载,据《左传》,晋文公时,为了容纳其它来晋朝觐的装有大量“特产”的各国车辆,晋国专门修建了宽敞的“停车场”。出了朝聘之外,国家间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还有会盟,通过会盟进行盟誓和签订盟约,是春秋时期解决有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齐桓公的“乘车之会”与“兵车之会”是体现会盟与车关系的典例。《管子》中记载齐桓公在称霸之后说:“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乘车之会”是国家间的友好和平之会,著名的“乘车之会”有“阳谷之会”“葵丘之会”。“兵车之会”则有“军备竞赛”之性质,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阅兵式,与会国家要预先征集车马,调用军车,《周礼·春官》曰:“车仆掌戎禄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平车之萃,轻车之萃,凡师,共革车,各以其萃。会同,亦如之。”历史上著名的“兵车之会”有“咸之会”“牡丘之会”等。
  综合而言,车文化为中国古代政治的现实推行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车与中国文化的其它联系
  车除了与礼制、军事、政治密切联系外,还与其它文化因素有着交集。如“取名文化”,姓名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在中国古人特别是士大夫的观念中,后代的名字蕴含着家族的期望,又在“比德说”的影响下,很多古人的名字典雅而富有内涵。苏洵给两个儿子取名为苏轼和苏辙,他在《名二子说》里讲到了命名的缘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完车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者,善处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后来两兄弟的性格轨迹个人生历程也真如苏洵所言。由车的部件联系到自己的孩子,进而给予教诲与期望,可以见得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
  车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远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诗经-卫风-氓》中有“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表现了痴心女子被抛弃后的伤心与无奈。江淹《别赋》里的:“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呜而不息。”寄托了游子客居他乡不得归的离愁别绪。诗圣杜甫《兵车行》开头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刻画了战争给百姓带去的痛苦。
  通过对《说文解字》“车”部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车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与影响,感受到先民深邃的的智慧。所謂“惟字有汉,惟文曰远”,汉字以其丰富的意蕴构筑起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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