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学科史研究:唐代对外汉语东向传播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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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关于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建国以后,论及古代本学科历史研究则主要以明清传教士汉学为要旨,缺少明清以前阶段的研究。特别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唐朝,应当不仅存在较为活跃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而且随之产生了历经数百年的汉语传播事实。笔者认为唐代在文化交流中最为主要是东向面对朝鲜、日本等地区的汉语传播,并助推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以及在东向地区汉语的异国本土化。这对后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选取典例并校别诸多文献,以窥要义。
关键词 对外汉语学科史 唐代 汉语传播 朝鲜 日本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张西平先生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中国古代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目前从相关研究来看,论及古代本学科历史研究则主要以明清传教士汉学为要旨,缺少明清以前阶段的研究。特别是唐朝,当时,四方诸多外邦基本上都与唐朝开展了十分活跃的贸易、人员、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等往来活动,中国文化成为主导文化并逐渐形成“中华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存在着明显的影响强弱、地位主次关系:唐朝对外汉语的传播亦主要以朝鲜半岛、日本这一东向传播为要,并产生了较为重大和深刻的影响。
1唐代对外汉语传播的要件
1.1官方主导
唐代官办教育及文化领域十分兴盛,较为显著的有招收留学生、吸纳外邦贵族子弟来唐习业、推行科举、完善地方教育、诗文兴盛等活动。通过以上活动成功地并且有意识地将唐代文化和中国语言文字向周边、外邦输送。因而对外汉语教学得到极大发展,当时首都长安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进一步分析,首先可以归结为在制度上形成了官办教育系统,恰恰能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符合语言传播所需的内外条件:国子监司职的礼仪教化使得“封建统治不再抽象,反而具体起来,具有可操作性,封建统治也变得容易起来”;科举取士与唐代对外汉语传播的兴盛紧密联结,尤其是吸引东向的日本、朝鲜地区人员来唐科考入仕为官,据载“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受业”,如崔致远《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即称新罗留学生朴仁范留唐时“苦心为诗”,留有许多汉语诗文,被后人称为“东国文学之祖”、“汉诗学宗师”、“东国儒宗”。故而,对外汉语传播借助于儒学形式使得其具备了实实在在的内容载体,即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由是,具备了国际性的人才培养、输出和交流的特殊形式。
1.2经济和文化环境
张西平教授(2009)提出:“隋唐时期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始终依托于当时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主要是通过三条渠道实现的:一是中外经济贸易;二是外国政府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等;三是宗教途径来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正是在唐代十分活跃的经济和文化环境下,周边外邦纷纷慕名前来以求习得正统儒礼、以致因袭华夏王道,于是汉语传播伴随着授课、经贸及文化交流逐渐扩散和加强,主要以朝鲜、日本为最,都成为这种汉语传播下的“文化移民地”,有关的文字、书法、诗歌文学、历法、数术、音乐等也在上述地区不同程度地模仿、移植或借鉴了中国。韩国磐先生在论述唐代文化的特点时提出:“其一,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其二,能够兼容并蓄,具有开放性;其三,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十分恰当地概括了这种教育和传播的精髓。
2唐代汉语在朝鲜、日本的传播
2.1朝鲜地区
朝鲜地区由于地缘、民族和历史联系等关系,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在汉语传播方面,有着惊人的连续性。首先从政府间联系来看,南北朝以来处于三国时期的朝鲜率先注意并积极吸收中国官办教育的营养,按照国子监制式仿建朝鲜“太学”,并按中国儒家经典和中文汉字及书法来施行教育。高句丽 “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箭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①,所读之书有“《玉篇》、《字统》、《字林》等汉字文学著作及《文选》这一著名的历史诗文选本”,这进一步保证了汉语的广泛传播。据考新罗还采用汉式姓氏、用汉文定国号、改用汉文王号和用汉文修国史等等,在当时中国流传着对朝鲜“虽居燕韩之左僻,而有齐鲁之气韵”②的赞誉。
2.2日本地区
据考,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正是由于唐代汉语传播在朝鲜的强烈影响,汉字和儒家经典最早由朝鲜传入日本,他们称汉语为“真名”。随后通过遣隋使、遣唐使派遣多批学问僧、留学生来华习业,较为出众的就有吉备真备、空海等人,在他们的积极传播下,大约在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继产生。对外汉语传播的主要媒介就是来回于中日之间的使者、僧侣和留学生们。据日本学者考察认为,日本人员来唐的目的很明确,即输入唐朝文物制度,广泛吸取唐朝先进文化,在日本推广。这种形式下最直接的傳播成果就是在日本本土出现了一整套以移植于唐代官方文化的日本官学体系:大学寮成为类似中国国子监的最高教育机构,地方上也设立学校和寺庙汉语教学点。
3结论
综上所述,唐代对外汉语活动十分活跃,形成了全面的、极具渗透力的传播形式,以儒学为核心的汉语传播使得唐朝东向的朝鲜和日本地区不同程度上或复制、或移植、或模仿借鉴了唐朝文化,并且在儒学文化内涵上几乎都成功地将其本土化,出现了朝鲜地区的太学官办教育和日本的大学寮教育制度。唐代所具备的融合开放、自信包容的传播态度,使得当时长安乃至全国各地都留下了来华求学、游历的外国人身影,一时流芳。
作者简介:顾悦,1987年出生,男;中级职称,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传播、中国古代对外汉语史。
注释
① 旧唐书·东夷,第5339页
② 东国舆地志[M].1487年版,首尔大学校奎章阁藏本
参考文献
[1] 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180.
[2] 张亚军.历史上的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03):77-95.
[3] 廖健琦.试论唐代国子监在国家文化礼制建设中的作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01):129-132.
[4] (宋)王谠.唐语林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成大庆.崔文昌侯全集·孤云先生文集[M].首尔: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1972:63.
[6] 韩国磐.唐朝文化特点述略[A].郑学檬,冷敏述.唐代文化研究论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 量明.隋詹时期汉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J].北京师范天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8] 傅丽莉.中国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J].文化广角,2014:75-76.
[9]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M].张柏霞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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