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体系中的日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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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当代中国书法中的日本因素所经历的两个阶段为主线，第一阶段是自1980年代初起的前十余年对日本当代书法的模仿，这一时期的当代中国书法创作注重具体创作手法仿效带来的视觉形式美感。第二阶段是至此之后还将继续探索下去的创作生态上的超越，这一时期的当代中国书法创作强调多元的书法探索机制。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体系中所蕴含的日本因素。第一部分探讨当代中国书法创作能够与日本书风在现当代的社会环境中并生互惠的原因，第二部分探讨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第一阶段时期对于日本书法的借鉴继而表现出的创作特征的变化，第三部分是当下中国书法正经历的第二阶段，即如何融合日本因素进而选择属于当下中国书法发展道路的创作取向。
关键词：当代中国书法创作;日本因素;创作动力;创作特征;创作取向
中图分类号：J29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2-0040-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2.007
一、创作动力
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体系庞大，创新处与日本当代书法联系密切，出现逆向性的回流现象。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的流变从开始对于日本书法的一般模仿移植到后期生态上的超越，都是由于两者书法创作上动力源的同根性。创作动因的交叠是对中国当代书法创作体系在形式内容上有大量日本因素这一现象的解释，从内在理路来说主要是历史生命载体、民族心理积淀、创作主体角色的同根性所引领的，这方面主要从艺术史角度论证当代书法创作体系出现日本因素的必然性。从外缘动因来讲是受传播方式、受众客体多元化影响，在现当代这一特殊时间段所产生的艺术交流与融合。
（一）內在发展逻辑的同根性
1.生命载体的同一性
文字是书法艺术的基础，自汉字传入日本后，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要素都随之受到广泛推崇，日本书法之始来源于中国，其书法艺术与中国书法艺术具有共同的生命载体。假名包含许多草书的变体，与草书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使得中国书法与日本书法在表现方法上有相似之处。汉字书法与假名书法作为两条发展线索，共同构成了日本书法艺术。假名与汉字在文字学立场上，虽然存在明显的表音与表意实质性差异，但同时也正因如此日本书法的发展规律和标准与中国书法既有异曲之处又有同工之妙，换句话说，日本文字是汉字的合理性改造与变形，这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中融入日本因素提供了充分条件。
2.心理积淀的长久性
书法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倚重在日本尤为明显，日本书法史上的两次高潮分别是平安朝时期与镰仓室町时期，这都与宗教的关系密不可分。[1]15镰仓时代出现的禅宗书法，其中的典型是大字书法，区别于中国书法通过结构章法用笔三部分来表达形式美，大字书法则是在结构上进行单项突出来表达内在精神。大字书法的创作思维起源离不开禅宗的参悟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宗教总是利用书法艺术形式进行普及和传播宗教文化。从许多著名的宗教建筑例如敦煌、四大石窟、泰山等地都留下了许多书迹，这些书迹中相当一部分成为经典书法法帖。“儒释道”的思想贯穿于中国书法创作历史中，支配着创作者的观念与审美。宗教思想上的崇尚天理道德、空灵、境与神会的观念，是中日两国书法创作的共同精神源头。
3.创作主体多元性
早期的日本历史文化是派生于中国的，书法艺术也脱胎于中国书法，因此在长久的书法艺术史上与中国有着类似的创作主体。书法家的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法史的发展，在中国，文人群体是使书法艺术走向“自觉”主要推动力，而在日本，文人、官人对于书法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如此的力量。日本书法艺术起于僧人空海东渡李唐王朝进行学习并传播回日本，后经历平安朝时期与镰仓室町时期，期间涌现的书法家以僧人为主力军。[2]中日书法史上僧人书家的不同位置与功用，造成了书法创作主体的不同。中日两国在创作主体上存在的共性是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上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群，区别则在于前者是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的文人士大夫，后者是推动日本文化前进主要力量的僧人团体。虽然存在差异但这两者对于书法所蕴含的道、禅宗、神气骨肉血这些精神内核却是一致的。
（二）外在传播环境的碰撞
现代艺术流派的世界属性决定了中国书法创作体系中必然包含日本因素，不同于上述内在逻辑的发展，当代书法艺术发展并生关系的形成过程出于现代化社会发展前提下所产生的外在频繁交流。日本书法艺术目前在保持传统概念的基础上，将各种风格各种艺术形式相互渗透融合，构成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现代化突破。主要有四种传播方式：展览传播、市场传播、交换传播、网络传播，[3]这些多样的传播方式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传递信息的平台，传播过程中多种因素之间复杂的关联性使得当代书法创作既存在准确性下降、创作需求参差等弊端，加之受众客体的审美需求以及层次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对书法艺术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但是不能否认这是时代特性造就的，依旧为两国之间书法创作表现形式以及整个创作体系的健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与日本书法之间交流提供契机。
二、创作特征
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两个阶段，对于从创作手法中汲取营养的第一阶段，集中在书法创作中体现为创作观念的时代性、创作形式的表现性、创作过程的实验性，类比于日本少数字派、近代诗文派和前卫派的创作手法。这里谈到的创作特征主要指第一阶段当代书法对日本书风的借鉴而表现出的趋向于视觉形式上的转变，包括字形的夸张变异和对水墨的大胆运用。这一阶段的当代中国书法创作总体呈现出对传承传统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日本表现形式的表面借鉴，创新处主要体现在形式的强化。[4]
（一）创作观念的时代性
碑帖发展的不平衡性影响了日本书风，日本书法史上只有行草与楷书，自近代才出现学习碑版篆隶。因此，在较长的时间里日本书法创作以行草书楷书为基础，这种碎片式与局限性致使日本书风只能在构成作品的各个要素上寻求突破。假名书法兼具了方块字与字母组合的特点，这种借助于文字学的艺术变革，使日本书法从行草走向更草的局面，这是特殊的时代环境下造就的创作观念的定性。不同于中国书法能够进行多种书体内在的比较，日本书法在行草书上越走越远。这种“营养不良”是日本少数字派和前卫派对当代中国书法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相反，中国书法的发展反映出明显的随时代迁移的书风，深厚的文化土壤为多样的书体碰撞提供条件，这种横向的发展特点区别于日本书法两条主线的纵向发展形式。然而以行草书为基底的假名书法由此有了更为自由的感情抒发，而这种自由、古雅、幽玄、柔情恰好符合日本美的风格。[5]日本的书法运笔相较于中国书法是平面式的，调和而婉转的，有强烈的装饰意味，这与日本淡薄的民族特性有直接联系，受日本温和的气候和风土影响在性格塑造上呈现出淡薄清纯的审美追求，这深深区别于中国传统书法的深刻性，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提供了全新的书法美风格视角。受日本文艺精神的影响，假名书法强调“和静清寂”的艺术效果，追求行云流水般笔墨情趣和错落有致的空间布白，而这种根植于日本民族的审美价值观引发了以下将提及的对当代书法创作笔墨技法上的变革、表现形式视觉化的倾向，都与当代中国书法创作并生共存有关系，例如书家白砥作品《弘济》明显与日本少字数派崇敬自然追求淡薄心境相一致，在表现形式上又彰显了时代特征。 观念书法概念的出现是当代书法重大变革的表现之一，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的观念艺术，是抒发内心展示自我的新型艺术流派。朱青生将“现代书法”分为“少字书法、非字书法、外文书法、人体书法、行为书法、牌匾书法、观念书法七大类。[6]其中少字书法、非字书法、牌匾书法、观念书法都与日本少数字派、近代诗文派和前卫派的创作出发点有相合之处。中国书法在经历多年封闭保守的国策之后，处在低迷的状态下不得不承认日本书法已成长为具有独立面目的艺术之林，对于日本书法的逆向学习过程中最值得探究的就是创作观念时代性的变革。
（二）创作形式的表现性
假名书法对当代中国书法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相较于唐风书法更具有民族特点。假名从草书中来，甚至简化了已经经过高度概括的草书结构，这使得假名书法在表现形式上失去了许多微妙的对比关系。再加上由于假名文字表音的特点，使得线条缺少一波三折的提按变化，先天艺术语言的不丰富性使得假名书法在创作中倾向于寻找新的突破。首先是色纸的出现，其次是章法的变化，这种突破我们称之为书法的色纸艺术，是日本人在有颜色的方形纸上通过改变空间造型上的留白，追求能够表达日本本民族审美取向的造型方式。例如《西本愿寺本三十六人集》是假名书法的高峰，又是平安时代色纸艺术的结晶。[1]164对中国书法创作在当代有了更为明显的影响，借鉴日本对于色纸以及由色纸演化而来的其他外在形式，对包括创作材质、颜色、装裱款式进行精心设计与展厅环境相一致，例如叶韶林书法作品就是色纸在当代书法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当代中国书法创作基于形式构成的夸张变异与强化，对于结字、章法以及相关形式要素进行分解与重构，打破汉字结体的基本规则，弱化技法，在形式视觉化上表现为突出的失态、丑崛。例如张羽翔的作品就是将形式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深入分析各种因素所带来的视觉张力、视觉心理、视觉通感的创作过程，在创作形式上与日本近代诗文派代表书家金子鸥亭《若山牧水歌》十分相似。同时对作品的外在形式加以强化以适应当下以展览机制为中心的当代书法艺术功能，学院派由此提出“形式至上”的创作模式，是当代中国书法创作流派创新的重要现象。
（三）创作过程的实验性
对于书法形式美感的建立，包含着多种能够体现书法作品意境的诸多方面，例如生理的、心理的、视觉的、不可视而可感的种种层次。[7]因此中国当代书法创作为了达到符合时代规律的艺术变革，除去在书法形式（客观存在）这一视觉层次的突破，如何达到不可视而可感层次的意境（基于客观的主观）塑造则是对于书法创作的更高要求。而日本在这一方面有鲜明的发展，对中国当代书法创作体系影响最大的少数字派、近代诗文派和前卫派（墨象派）就是将着眼点放在黑白、点线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进行创作的新概念，例如手岛右卿的作品《龙虎》。少数字派通过对书法作品中墨色的改变，来控制整体的空间布白，大轮廓的泼墨使得墨法表现变得自由，宽广的线条呈现淋漓的书写轨迹。[8]这种创作方式破除了文字点画之间的壁垒。近代诗文派撷取众家所长同时考虑到书法的普及化。前卫书道不以文字结构为基础，其所提倡的点线面三位一体与书法艺术中的点与线不同，更强调的是观赏性。这几种反古典主义的日本书法流派，对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的多元尝试有巨大的启发作用。从许多当代书法创作中，我们看到书法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不断探索。例如沃兴华的行书作品表达出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情感抒发，创作过程的实验与尝试是为了达到最能够表达创作者主观寄寓的意境塑造，只有落实到构成作品的点线结构布白中，才能够将创作情感转化为可视的形式美，最终形成可感的意境。因此中国当代书法创作为了达到符合时代规律的艺术变革，在尊重书法作品外形式的基础上，要营造能够反映强烈的时代情感、价值观念、审美要求的意境。通过对崭新的书法艺术表现模式在可视的综合性不停实验，呈现出具有神采的意境。
三、創作取向
在经过了第一阶段对于日本因素的引进、筛选后，通过对于日本因素的融汇与扬弃，创作生态上的超越是当代中国书法创作当下的主要任务与发展方向，即书法生态环境的构建。[9]与日本因素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书法创作在当代中国的一场生命延续。当代中国书法创作者在接受艺术美的熏陶与认同之时，更要丰富书法探索机制与多元的书法形式流派（日本流派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书法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在提炼日本因素基础上进行以下四方面的多线发展。对于每一种流派的产生，既不能是简单的模仿重复，也不能完全脱离雄厚的传统艺术土壤，对于书法艺术的总结、预测必须立足在抓住继承与发展的内容继而实践出多种可能性。
（一）精神因子
当代书法创作格局的多元化，技术不再是书法创作的最终表达目标，借鉴日本书法少数字派的流派特征，当代书法创作开始关注肢体观念以及创作手法的运用。但书法艺术始终是线的艺术，其所传达的重要准则是写“意”。孙过庭《书谱》言：“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将创作者的长期审美、社会际遇、人生宗旨等等深层次的性格追求抒发于书法创作中，通过书法作品营造具有神采、韵趣、诗情的独特意境美才是书法艺术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少数字派、近代诗文派和前卫派（墨象派）这三种日本书法流派都站在一种综合艺术流派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书法艺术现代化的步伐。[10]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也包含许多不适应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生长的因素，例如前卫派由于缺乏线条结构的体现，使作品在传达意的准则上只能通过平面上的对比，而无法追求前后顺序上的时间性;少数字派的创作方式破除文字点线面之间的壁垒对于汉字载体的弱化是否得当？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表现手法的断章取义，更需要关注其创作理念，提取其所蕴含的艺术语言，进行覆蹈、抒发并变革，寻找属于中国书法艺术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建立新的笔墨语言传达新的审美规范引导新的书法创作方向与表达能力。像手岛右卿的作品《崩坏》传达给欣赏者特殊的精神感召力，具备丰富的精神性资源才是构建书法生态环境的核心，而笔墨语言是传达精神力的独特书法语言形态，创作主体的激情、想象力要在这种形式上得到体现，并借由此书法语言形态传递更为丰富的审美意趣。通过传统书法艺术表现创作者自己的现代意识和情感，提升创作者内在的文化修养与精神气骨是当代书法创作依旧不变的重要方面，不能是传统面貌风格的简单重复而是能够折射时代精神的文化修养，用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展现书法艺术，这种超前的行为意识是创作观念必须具备时代性的要求。 （二）行为因子
受日本少数字派和前卫派的书法风格影响，中国当代书法创作有了明显的表现主义色彩，从不少展出作品来看，书者在创作过程中开始对装裱形式进行构思与创新，这种创新方式从个体因子而言表达的是书者突破陈规的勇气，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创作内容融合体现作品的精神风貌。从整个创作传播的运作机制来说，这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作品的欣赏、传播、保值、增值使得书法创作逐渐表现出迎合市场选择的状态。如果一味地追求视觉效果而迷失了自己的风格追求，则会导致书法作品的质量下降，产生错误的书法审美导向，因此书者的创作追求、创作方式影响着当代书法创作体系的发展方向。书法创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人群的需要，而社会人群的审美需求以及层次是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的，这种多元的审美倾向自然带动着创作主体的创作行为，而创作主体的创作行为又能够对接受客体产生审美导向。实际上，当代书法艺术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社会的开放使得人们的欣赏潜力存在巨大的可能性，全面提高客体的艺术素养有利于对当代书法创作把握。[11]因此主客体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对于未来市场生态体系以及整个书法生态体系的培育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与日本联合举办的书法合作项目、讲座、展览成为当下中国书法创作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这些包括官方展览、个人展览在内的中日展览对于两国之间的交流、书法创作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例如“日中友好自作诗书交流会”自1990年成立至今已有29年，每年举办一次交流;中国书协代表团赴日参加第34届成田山全国竞书大会颁奖活动等。
（三）制度因子
当代书法艺术走向了展厅文化，展览作为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向社会传递艺术思潮的重要途径。从目前举办的许多展览来看，2004年以来举办的“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全国首届大字书法展”甚至到2007年“第七届国际交流书法展”一系列展览来看，书法创作有回归帖学的倾向，“厚古薄今”的思想强烈。然而从近几年所举办的展览我们又能看出，碑学创作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除此之外，融合日本书风、敦煌简牍、砖文等能够体现创作者勇于突破勇于创新的书法作品逐渐增多，这与中国书协的导向以及政治的干预有很大关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第十一条指出要滋养文艺创作，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2017年2月6日中央文件首次专题阐述《关于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针对传统文化重形式轻内容、简单复古、以洋为尊的现象进行专门指导，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指出使文化基因与要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018年9月16日“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在内蒙古乌海市举行，这些政治文件的下发，以及学术会议的繁荣与专门性都推动着当代书法创作以一种更生动更多变的状态持續发展。
（四）物态因子
书法创作材质媒介的改进、信息传播的影响力、书法艺术研习方式的变化，都引起了创作风尚变化，它们是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体系中物态因子的重要构成部分。古典书法体系中的甲骨、石头、青铜、竹片等在当代逐渐被选择，甚至毛笔墨汁与宣纸的工艺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工艺的进步打开了创作者的视野与创作可能性，使创作者能够发觉更加丰富的创作载体以切合地传达作品的意韵。各种多媒体的应用使书法艺术的信息得到即时传播，专业性的报纸、网站推动着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并催生出一大批年轻的书法家。书法教育被纳入到现代教育体系当中，再也不是曾经的私塾制，书法艺术得到广泛的传播。日本的书法教育制度可以作为中国当代书法教育制度健全的借鉴之一，由此旨在培育出一批具有科学教育观念、知识素养的基本结构也更适应当代的新时代学者。书法的应用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工业设计中、商店招牌上、服饰元素上等等现代艺术门类里。其他艺术的融合同时推进了书法艺术的创作流变，同时也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体系的构建提供条件。书法创作不能是孤立的发展，它需要借助工具以及其他艺术的基石。[12]而日本在书法创作工具上的创新与研制、多媒体与书法艺术的联系、书法教育水平都是相对先进的，当代中国书法创作在硬件上需不断提高创新性，对于日本这个最接近于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国家，理应去提取升华适合本国书法创作体系健全的方式方法。
结 语
当代中国书法创作能够与日本因素相互交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日本因素作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体系语言转换链接能够为书法艺术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性。本文从创作动因、创作特征、创作取向三方面，站在宏观的历史发展时间线上对过去、现在、将来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体系中的日本因素进行微观的分析比较探究。论述了当代中国书法艺术想要寻求更完善且健康的发展模式，就必须建立一个符合当代书法艺术发展规律的创作体系。通过对创作取向的正确判断与合理实践，牢牢把握影响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体系的重要因素，对于建立书法生态环境提供巨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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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飞 涂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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