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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通向心灵的归属之旅

作者:未知

  正在热映的《流浪地球》一片中有这么一个温暖的桥段:当地球与木星距离越过洛希极限后,鉴于两个星球的碰撞已成为不可抗力因素,地球联合政府于是发布命令,呼吁所有在外的人们尽快回到家人身边,享受团圆的最后时光。
  家,是我们温馨的港湾。家,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无论是艰难困苦,还是万事亨通,我们第一转念往往想到的是家人。为了回家,人们总是不畏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比如,每年春运期间声势浩荡的迁徙,人们明知一路“囧途”,仍旧迎“囧”而上,仅仅为了回家与家人吃上一顿团圆饭。
  回家,深嵌的孝道文化基因
  当我们说回家时,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家乡。没有离家的人,是无法体会到回家者那种急切的心情,更体会不到父母与儿女团圆后的喜悦心情。1999年春晚,歌手陈红与蔡国庆以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出了无数人特别是为人父母者的心声: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就图个团团圆圆和平平安安。
  《孝经·开宗明义章》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道是华夏家庭的伦理之本,孝敬父母则是孝道伦理的核心。按照《孝经》阐释,孝道主要包括奉养、敬亲、侍疾、立身、谏诤、善终等内容。
  作为华夏孝道的大力倡导者,孔子说,“孝者,色难。”所谓“色难”,“就是指在赡养父母的过程中,能够保持态度上的恭敬和善是最困难的,能够让老人保持精神上的愉悦是最难做到的”。父母养育子女,不怕脏不怕累更不嫌烦,宁可自己忍饥挨冻,也要尽可能让孩子吃饱穿暖。然而作为子女的,很少能有这样的耐心。孔子还说,“父母在不远游”。随着父母年老体衰,越来越需要照料,子女呆在父母身边,才可能更好地尽孝。久而久之,这又凝聚成了传承数千年的华夏家庭养老模式。
  古代对人口流动管制普遍极严,和平年代离开家乡的主要是为官者、戍边者、商人,再就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文人。虽然古人对孝道顶礼膜拜,但交通不便,路途耗时太长,成本极高,所以一旦远离故乡,回家也极为不易。李白三十岁那年,从朝廷长安回家,撇开不菲的开销,两千多里的路程,骑马加上步行,愣是花去一个多月。
  官员经济条件虽然较好,但回家要么是因为即将赴任,要么是因为丁忧守制。不过,始于汉代的丁忧,对孝道的推崇显然过于极端。万历首辅张居正,当年踌躇满志要成就一番伟业,因父亲亡故突然身陷丁忧困局。虽在万历皇帝帮助下成功夺情,但张居正从此跌入道德谷底,成为对手攻讦的焦点。
  今天人们即便难以回家,电话、视频等通信方式十分方便。古人无法回家,要么鸿雁传书,要么以诗咏怀,于是留下不少优秀的诗词。如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的“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今天,虽然许多人回家的时间极其短暂,根本无法做到像传统那样尽孝。但就是这样短暂的团聚,对父母也是莫大的宽慰。从这层意义上讲,回家现象深处实际上嵌入了中华孝道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加强,老龄社会时代的来临,以及空巢现象的日益突出,显得愈加夺目。
  回家,团圆背后的深层隐喻
  回家,也是为了团圆,这就是许多人不辞辛劳也要回家的目的。团圆,是国人自古以来最为看重的文化之一。
  提起回家,许多人言必谈春节,不过春节最初并没有赋予团圆这样的内涵。对春节的由来虽然众说纷纭,但主流看法是春节来源于上古时期人们的祭祀仪式。至于今天处处充满欢乐喜庆气氛的“年”,历史传说则是一种凶兽。
  所谓团圆,首先当然是具有血缘关系家庭的欢聚。然而,在历史上,家庭二字的外延曾被大大拓宽。无论上古还是中古时代,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地方治安,家庭常被权力牢牢捆缚,以便朝代稳固,最典型的当是源于周朝的“连坐”之制。
  连坐并不限于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比如秦变法后的夷三族法中的诛九族就包括上自高祖、下至玄孙、曾孙、仍孙等。有的朝代连坐还会波及本无血缘关系的人,如明代朱元璋诛杀大儒方孝孺家族,株连者还包括方孝孺的门生乃至朋友,被杀者八百多人。
  在权力的震慑下,同坐一条船的家族利益共同体实际已经宣告诞生。为了最大限度规避连坐风险,家族内部不得不相互监督,愈发团结,这也成为推动家族内部法即家训诞生的重要力量。家训后来又进一步上升为族规或者族训。有必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的这些家训或者族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积极向权力中枢靠拢。
  不过,家族内部关系的巩固并不是单单基于严格的惩戒,还有赖于家庭伦理关系的不断强化,并最终获得权力的肯定。汉章帝就将“‘三纲六纪’中的家庭伦理部分(如父子、夫妇、诸父、兄弟等伦理关系)上升为天理国法,确立‘君臣法天,父子法地,夫妇法人’的纲纪名教制度,以形成‘闺门之内,俨若朝典’的稳定的以礼典治家国的原则”。汉章帝之所以愿意这么做,前提是这些伦理秩序有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并不否认团圆中蕴含的骨肉之情,但亦不能排除,在连坐制度的高压下,累世同居成为家族利益捆绑后的必然发展方向。当累世同居成为可预见的有利走向时,儿孙满堂的团圆形式自然被赋予幸福的深层隐喻。“《旧唐书》记载的郓州寿张人张公艺家族(577—676)达到了九世同居,整个家庭多达九百余人”。而宋代以降,随着工商业的勃兴,家族式经营优势明显,家族概念于是又被赋予新的内涵。
  这也就是说,历史上家族纽带作用的日益加强,给我们提供了反窥历史团圆观念的丰富视角,那就是除了血脉传承外,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层面看,累世同居、儿孙满堂的团圆文化均指向利益的最大化。在此情况下,回家本质上是对家庭团圆传统的回归。只不过今天这样的回归不再具有历史上那般鲜明的利益特色,更多时候体现于仪式化的文化传统。
  回家,为了医治精神的创伤
  别看许多人在外打拼成就满满,但只有回到家里,心灵深处的那道“裂痕”才可能真正愈合。
  民俗学者张勃曾在《精神返乡与历史记忆:易代之际的民俗书写》一文中,从精神角度对回家现象进行了深刻解构。在她看来,返乡的前提是离乡。离乡实质是“经历了多重断裂,并产生了痛入骨髓的断裂感”。张勃将这些断裂又归纳为“个人生活空间的断裂”、“社会身份的断裂”、“个人生活的断裂”。断裂的结果往往是人们会“产生强烈的断裂感、破碎感、漂泊感、无方向感和人生如梦的空幻感”。
  故乡之所以如此值得思念,甚至是不远万里也要抵达,主要因为“故乡是一个时间有序、空间有序、人缘相亲、生活美好的完整的生活共同体。”也可以說,当人们把家比作心灵的港湾时,实际是因为人们内心在与故乡的“裂痕”中,隐隐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感、孤独感、漂泊感。在张勃看来,“如何使乡愁有所寄托,使断裂得以接续、破碎得以修复、漂泊得以安定、动乱得以太平?最好的办法就是返回故乡”。
  回家虽然饱含对父母对家人的深深眷念,但在心灵深处,又常常隐含着对家乡山山水水、草草木木的思念。相较于西方文化中家的内涵倾向于与亲人的联系,中国文化中的家既包括与亲人团聚,同时也是对出生地这样地理概念的隐晦表达。所谓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等词便是对内心深处乡愁的最好阐释。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城镇化提速,许多老人随着子女搬到了城市。按理说,老年人与儿孙呆在一起,完全可以享受团圆的天伦之乐,但许多老人内心深处仍旧放不下对故乡的思念。他们心里,除了亲缘意义上的这个家,大都无法割舍精神深处的故乡。
  总而言之,无论为了尽孝,抑或为了团圆,回家现象的深处,是人们为了给心灵寻找一个归属之地。这种归属既是家庭,同时也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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