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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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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综合看朱子的为学工夫思想,主教涵養与格物致知不可偏于一边,不可拘泥于先后,两工夫是互相发明、相互促进的,本质上是一件工夫。朱子之所以有时主张主敬涵养为先,有时又主张格物致知为先,实是其因材施教之表现。而之所以会有“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的问题,是由于人们常把朱子思想中敬与主教涵养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对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关键词:朱子;工夫论;主敬涵养;格物穷理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 2019) 01-0036-08
  一般认为,朱子继承和发扬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说,建构起了一套以“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并重,敬贯通始终”为核心内容的工夫思想体系;如细述之,朱子的这套工夫思想体系又可以分为:在工夫内容上,强调为学既要做主敬涵养工夫又要做格物穷理工夫,并且要用一种诚敬的心态去做此两种工夫;在工夫次第上,强调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两工夫是不分先后的并列关系,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①。
  然而,对于朱子精心构建的这套为学工夫体系,无论是工夫内容还是工夫次第都遭到了当世及后世一些儒者的诟病。对于朱子倡导的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工夫,后世一些儒者提出了种种质疑。比如,王阳明认为,朱子的格物穷理工夫乃是“析‘心’与‘理’而为二”[1](P45)。冯友兰先生认为,朱子的格物穷理工夫把“为学”与“为道”混为一谈[2]‘P178)。牟宗三先生则认为,朱子的格物穷理工夫乃是一种“泛认知主义”[3](P325),并认为朱子的主敬涵养工夫乃是一种“外部的空头涵养工夫”[1](P170)。而朱子倡导的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齐头并进的工夫次第,更是遭到了不少儒者批评。与朱子同世之陆九渊即认为,“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4](P494)。在陆九渊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有着先后之分,为学须先“尊德性”再“道问学”,“尊德性”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明代以后,“朱陆异同”问题逐渐变成了“早晚”问题②。在“早晚”问题上,程敏政、王阳明、李绂等陆王学者持“早异晚同”说,认为朱子晚年放弃了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并重的思想,而转向了陆学,亦如陆九渊那样强调为学首要是挺立本心,突出求放心一类的涵养工夫,而不再突出格物致知、读书讲学一类的工夫。
  本文即欲对朱子工夫论中的工夫次第问题进行一番研究①。具体说来,本文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在朱子所发明的工夫思想体系中,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究竟是一种并列关系还是一种先后关系?如是一种先后关系,究竟何者为先?如是一种并列关系,为什么程敏政、王阳明、李绂等人却认为朱子晚年强调为学首在挺立本心,而不再突出格物致知、读书讲学一类的工夫?
  一、问题的缘起
  观朱子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在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关系问题上,朱子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朱子有时把主敬涵养作为首要工夫,有时又把格物穷理作为首要工夫。如朱子言:“大抵为学当以存主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废。”[5](卷59《答李处谦》)“若学问之功,则无内外身心之间,无粗细隐显之分。初时且要大纲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渐加严密,更读圣贤之书,逐字逐句,一一理会,从头至尾,不要拣择。”[5](卷62《答余国秀》(一))“读书固不可废,然亦须以主敬立志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寻义理,见诸百事。”[5](卷50《答郑仲礼》(二))《朱子语类》言:“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涵养做头,致知次之,力行次之。”[6](卷115.P2 777)“道夫以疑目质之先生,其别有九:其一日:‘涵养、体认,致知、力行,虽云互相发明,然毕竟当于甚处着力?’曰:‘四者据公看,如何先后?’曰:‘据道夫看,学者当以致知为先。’曰:‘四者本不可分先后,又不可无先后,须当以涵养为先。若不涵养而专于致知,则是徒然思索;若专于涵养而不致知,却鹘突去了。以某观之,四事只是三事,盖体认便是致知也。’”[6](卷115,P2 771)这些都是主张为学当以主敬涵养为先。但是,朱子有时又言:“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需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5](卷30《答张钦夫》(二))“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5](卷54《答郭希吕》(四))《朱子语类》则言:“问致知、涵养先后。日:‘须先致知而后涵养。”’[6](卷9.P152)“尧卿问:‘穷理、集义孰先?’曰:‘穷理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后。”’[6](卷9.P152)“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6](卷9,P152)这些都是主张为学当以格物穷理为先。
  两种不同的说法同时存在是否意味着朱子的思想存在矛盾呢?吴震即提出了疑问:“作为一位思想家在建构自己的一套工夫理论之际,必须充分注意到各种工夫论述的自足圆满性,而不能使彼此之间发生龃龉冲突。由此以观,我们不得不说,到底是坚持格物致知是工夫第一义,还是坚持居敬涵养是工夫第一义,这就应当对此作出必要的理论说明。在笔者看来,朱熹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做出充分的解答。事实上,当朱熹将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看作是工夫论域中两条腿走路的方法论之际,就将导致这样一种理论后果:即便这两条腿走路不至于互相打架,但是最终涵养居敬与进学致知究竟孰先孰后、孰本孰末的问题,依然是朱熹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7](P24)应该说,吴震提出的朱子“到底是坚持格物致知是工夫第一义,还是坚持居敬涵养是工夫第一义”,这一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可惜的是,迄今并无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笔者即欲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综合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朱子“到底是坚持格物致知是工夫第一义,还是坚持居敬涵养是工夫第一义”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朱子的文本中确实可以找到两种不同的说法,而朱子之所以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乃是其因材施教之举。对于朱子思想中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的关系须综合来看才能得出正确的判定;综合来看,朱子实主张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无先后之分,并且两者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实为一本。其二,我们容易把朱子思想中敬与主敬涵养混为一谈,进而导致对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下文一一分析此两点。   二、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究竟何者为先?
  首先,看看第一点,即该如何理解朱子有时把主敬涵养作为首要工夫,有时又把格物穷理作为首要工夫这一现象?笔者以为,这是朱子因材施教的体现。清代朱子学者夏炘即指出:“朱子诲人,各因其材。惩心性之虚无,则每进以笃实;救口耳之泛滥,则恒示以精微。”[8](卷10《与詹小涧茂才论(朱子晚年全论)书》)夏炘还言:“朱子生于伊洛之后,溯洙泗之统……至于朋友师弟问答诸书,或言涵养,或言主一,或言持守,或言提撕敬醒,或言博览之非,或言记问之丑,皆不过补偏就弊,因人设教而已。”[8](卷10《朱子因人论学言各有当说》)今人钱穆亦认为:“大抵朱子学重分析,又重会通。既加分析,又不主偏着一边,则必求其能会通合一。既臻于会通合一,而先前之所分析,仍不可废。学者必深体此意,乃能把握到朱子所言之究竟意义所在,不当拘泥其一端,以为定论在是也。”[9] (P281)对于朱子因材施教之举,钱穆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阐述,他说:“如扶醉人,倒向东则东扶,倒向西则西扶。”[9] (P282)正如夏炘和钱穆所言,朱子悔人乃因材施教,针对那些只讲一心之人则劝其要于格物穷理、读书讲学上下力气,针对那些沉溺于文字之人则劝其要以尊德性、求放心为重①。所以,如只看文字,则朱子的为学思想似有“矛盾”。事实上,此只是朱子因人之“病”而“对症下药”而已。而程敏政、王阳明、李绂等之所以作出朱子晚年转向陆学这一判断,除了文献考证上的错误和犯了“望文生义”之病之外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注意到朱子所发之语皆是有所指。
  若综合看朱子的工夫思想体系,朱子实主张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无先后之分,两者可相互发明促进,实为一本,为学时要把两工夫融合贯通起来。
  事实上,在朱子建构为学工夫思想体系时,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也是困扰朱子的一个重要问题。众所周知,在乾道五年(1169年)提出的“中和新说”中,朱子把未发理解为人心之“思虑未萌、事物未至”的状态、已发理解为人心之“思虑已萌、事物交至”的状态,并认为“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心统性情”。基于这种心性论,朱子提出了“未发涵养,已发省察,敬贯通已发未发”的为学工夫。在朱子看来,“中和旧说”提出的“先察识后涵养”的为学工夫存在缺少未发时段的涵养]:夫这一最大问题。由是,朱子在“中和新说”中非常突出未发之时的涵养工夫,并强调无论是做未发涵养工夫还是做已发穷理工夫都要以一种“敬”的心态去做。《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所谓“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电,又常行于省察之间”[5](卷64)即是此意。
  从“中和新说”提出的“未发涵养,已发省察,敬贯通已发未发”的工夫体系来看,朱子似乎是强调涵养工夫在先,因为未发在前,已发在后。然而,我们知道,朱子是借助于阐释儒家经典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大学》是朱子最为重视的儒家经典文献,《大学章句》是其阐释《大学》的力作。从《大学》所建构的工夫次第来看,显然格物为首要工夫。这就同朱子在“中和新说”中体悟到的涵养为先相抵触了。这是朱子不得不面对并一定要解决的问题。朱子也意识到这一问题。那么,他是怎么解决的呢?朱子当然不会放弃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才体会到的“先涵养后省察”之说。朱子不愧为大家,他很快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学理上的依据——儒家大学工夫之前还有一段小学工夫,而小学所从事的就是涵养工夫,大学工夫则从格物开始,作于“中和新说”后一年(乾道六年,1170年)的《答林择之》(十九)和《答胡广仲》(一)表述了这一思想。
  两书曰:
  今且论涵养一节,疑古人直自小学中涵养成就,所以大学之道只从格物做起。今人从前无此工夫,但见大学以格物为先,便欲只以思虑知识求之,更不于操存处用力。纵使窥测得十分,亦无实可据。大抵“敬”字是彻上彻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间节次进步处耳。[5](卷43《答林择之》(十九))程子曰:“敬而无失,乃所以中。”此语至约,是真实下功夫处。愿于日用语然动静之间,试加意焉,当知其不妄矣。近来觉得“敬”之一字,真圣学始终之要,向来之論,谓必先致其知,然后有以用力于此,疑若未安。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令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日必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以何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论敬云:“但存此久之,则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圣贤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试考其言而以身验之,则彼此之得失见矣。[5](卷42《答胡广仲》(一))
  可见,朱子把为学工夫分为两个阶段,前面是小学工夫阶段,后面是大学工夫阶段,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建立在小学基础之上。小学从事的是如洒扫、应对、进退一类的涵养持敬工夫,大学从事的则是格物致知以至治国、平天下一类的工夫。大学之所以不把主敬涵养作为工夫的开始,是因为人在做大学工夫之前实已经做了涵养工夫,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涵养践履基础。正是因为小学工夫已经打好了涵养践履之基,所以,到了大学阶段就要以格物致知为工夫的开端了。
  朱子又意识到,许多人欠缺小学涵养工夫,所以,对一般人来说,从事大学工夫时亦需要做主敬涵养工夫,以补上小学欠缺的涵养工夫。他在《四书或问》中曰:
  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闲,礼乐射御书数之习,俟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是乃次第之当然,又何为而不可哉?日:幼学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渐进,以免于躐等陵节之病,则诚幸矣。若其年之既长,而不及乎此者,欲反从事于小学,则恐其不免于扦格不胜、勤苦难成之患;欲直从事于大学,则又恐其失序无本,而不能以自达也,则如之何?曰:是其岁月之已逝者,则固不可得而复追矣,若其功夫之次第条目,则岂遂不可得而复补耶?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源,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发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为说焉。不幸过时而后学者,诚能用力于此,以进乎大,而不害兼补乎其小,则其所以进者,将不患于无本而不能以自达矣。[1O](《大学或问》上,P505-506)   在朱子看来,“小学——大学”的秩序是为学的光明正道,人如果能按照“小学——大学”的秩序一步步前进,则可避免“躐等陵节之病”。但实际情况是,不少人并没有接受良好的小学教育。由是,朱子进一步指出,那些没有接受良好小学教育的人虽然无法从头弥补小学工夫,然亦可以从事大学工夫。但这类人在从事大学工夫时,应该更加努力地在“主敬”上用功,以弥补本应在小学工夫中获得的涵养践履之功。
  应该说,朱子引入小学工夫的做法成功地为涵养工夫寻找到了理论根据,亦说明了大学为何从格物致知开始,并把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工夫体系。
  程敏政、王阳明、李绂都强调要关注朱子的“晚年”。毋庸置疑,朱子确有其“晚年”,但朱子“晚年”并不是三人所认为的那样——朱子晚年转向了陆学,强调为学当先立本心,而不再突出格物致知一类的工夫。事实上,朱子晚年的工夫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走向了更加圆融之境。具体说来,朱子晚年放宽了对已发未发的理解,不再执着已发未发之间的时间先后和空间动静的界限,而以心在应事接物时是否依理而行、顺理而为来区分已发未发(即使心之思虑已经萌动,但只要依理而行、顺理而为,也可以称之为未发),进而把未发已发融合贯通起来。由是,朱子晚年进一步融通了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强调两工夫无先后之分,而是互相发明、相互促进的关系,本质上是一件工夫。在做工夫时,不可截然将两工夫分开,要做到无时不存养,无时不省察。也就是说,人在未发时固然要做存养工夫,但亦要注意做省察工夫;人在已发时固然要做省察工夫,但亦要注意做存养工夫。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曰:
  前日所论,正为敬义工夫不可偏废。彼专务集义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虚骄急迫之病。而所谓义者,或非其义。然专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间念虑起处,分别其公私义利之所在,而决取舍之几焉,则恐亦未免于昏聩杂扰。而所谓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谓集义,正是要看得破那边物欲之私,却来这下认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头头处处,无不如此体察,触手便作两片,则天理日见分明。[5](卷59《答余正叔》(一))
  示喻此心元是圣贤,只要于未发时常常识得,己发时常常记得,此固持守之要。但圣人指示为学之方,周遍详密,不靠一边,故曰“敬义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说,
  则只恃一个“敬”字,更不做集义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穷矣。须是精粗本末,随处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阙不到之处,乃为善学也。[5](卷54《答项平父》(一))
  据陈来考证,上引第一书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年)[11] (P288),第二书作于淳熙九年(1182年)[11](P213)。故此两文属朱子晚年之作。由文意可知,朱子强调敬义工夫不可偏向一边,须随时兼顾到,如果专务集义而不知主敬则会有虚骄急迫之病,如果专言主敬而不知集义则会有昏聩杂扰之病。
  《朱子语类》曰:
  勞以所论湖南问答呈先生。先生曰:“已发未发,不必太泥。只是既涵养,又省察,无时不涵养省察。若戒惧不睹不闻,便是通贯动静,只此便是工夫。至于慎独,又是或恐私意有萌处,又加紧切。若谓已发了更不须省察,则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发后省察。今湖南诸说,却是未发时安排如何涵养,已发时旋安排如何省察。”[6](卷62,P154[黄勞录,淳熙十五年(1188年)所闻]
  再论湖南问答,日:“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正淳又日:“平日无涵养者,临事必不能强勉省察。”曰:“有涵养者固要省察,不曾涵养者亦当省察。不可道我无涵养工夫后,于已发处更不管他。若于发处能点检,亦可知得是与不是。今言涵养,则曰不先知理义底涵养不得;言省察,则曰无涵养,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担阁。”[6](卷62,P1514-1515))[黄勞录,淳熙十五年(1188年)所聞]
  “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谓之中,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也,未说到义理涵养处。”大抵未发已发,只是一项工夫,未发固要存养,已发亦要审察。遇事时时复提起,不可自怠,生放过底心。无时不存养,无事不省察。[6] (卷62,P1511)[万人杰录,淳熙七年(1180年)后所闻]
  上引三条都是朱予晚年之语。观文意,朱子告诫门人弟子:不必拘泥于未发已发之分,切不可将“未发涵养、已发省察”作为教条来对待。在做工夫时,应该将涵养工夫与省察工夫融合贯通起来,要无时不存养,无时不省察。一方面,未发之时固然要做存养工夫,但也要注意做省察工夫;另一方面,已发之时固然要做省察工夫,但也要注意做存养工夫。
  朱子进一步指出,主敬涵养工夫与格物穷理工夫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本质上是一种工夫。《朱子语类》曰:
  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总见两处便不得。[6](卷9,P149)[叶贺孙录,绍熙二年(1191年)后所闻]
  存养与穷理工夫皆要到。然存养中便有穷理工夫,穷理中便有存养工夫。穷理便是穷那存得处,存养便是养那穷得底。[6](卷63,P1539)[辅广录,绍熙五年(1194年)后所闻]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6](卷9,P150)[辅广录,绍熙五年(1194年)后所闻]
  上引三条亦是朱子晚年之语。朱子要表达的意思是:第一,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是相互渗透的关系。主敬涵养工夫潜藏渗透着格物穷理工夫,所涵养的是格物之理;格物穷理工夫潜藏渗透着主敬涵养工夫,所格穷的是涵养之理。第二,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是相互发明的关系。主敬涵养工夫能有效促进格物穷理工夫的完成,格物穷理工夫能有效帮助主敬涵养工夫的实现。   主敬涵养工夫的作用在于通过滋润养育人之心以使心保持一种诚敬的状态,而当人之心处于一种诚敬的状态时,人自能以这种诚敬的精神状态去做格物穷理工夫;格物穷理工夫的作用则能使人明了事事物物之所当然之理和所以然之理,而当人明了天道天理之所在时,亦能有助于人去涵养自我之心,以使心脱离气禀和私欲之遮蔽,进而彰显此心本具之天道天理。
  总之,在晚年的朱子看来,在具体的工夫实践中不可过分拘泥已发未发之分,无论是在已发时还是在未发时,都要注意把主敬涵养工夫和格物穷理工夫融合贯通起来。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两工夫本质上是一件工夫,人们做这两工夫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即恢复被气禀和私欲所遮蔽的人心本具之理,实现心与理之一致。这也是朱子说“主敬、穷理虽二端,其实一本”[6](卷9.P150)“持敬、读书,只是一事”[5](卷59《答李晦叔》(三))之原因。
  三、 主敬涵养、格物穷理与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朱子文本中既可以找到把主敬涵养作为首要工夫的文献,也可以找到把格物穷理作为首要工夫的文献,只是出现“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这一问题的表层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容易把朱子思想中敬与主敬涵养混为一谈,进而导致对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如果把朱子的为学工夫思想归纳为“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并重,敬贯通始终”无误,则可以把这一工夫思想的字面意义理解为:“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是并列的两种工夫,而“敬”则是表示人在从事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两工夫时应有的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朱子正是如此理解的。当朱子言“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5](卷32《答张钦夫》(四十九))时,他实是把“敬”作为一种“实践理性”来看待,即无论是做主敬涵养工夫还是格物穷理工夫都要有一种“敬”的心态。这就是说,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敬”与“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并不是同一层次的范畴。“敬”是一个描述人在从事某件事情时的精神状态的范畴。“敬”所显示的只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状态,“敬”的具体内容如主一、常惺惺、畏等也是描述主体的精神状态。“主敬涵养”则是有具体内容的工夫,其具体内容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也就朱子常说的洒扫、应对、进退及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等。当然,“格物穷理”的具体内容是格物、读书等。所以,用现代语言来说,“敬”只是一个表示工夫形式的范畴,而“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则是表示工夫内容的范畴。
  再把讨论的范围缩小到“敬”与“主敬”①二者间。按前文的分析,显然,“敬”与“主敬”在朱子工夫思想体系中亦同样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当在“敬”字前面加上“主”字时候,“敬”就不再是一个表示主体的人做工夫时的精神状态了,而变成了一项涵养工夫。换言之,“敬”是表示人做工夫时的精神状态,而“主敬”则是具体的涵养工夫。
  另外,由于洒扫、应对、进退及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等涵养工夫都是属于主敬的工夫,所以,朱子在一些表述中常常不用“涵养”一词,而直接用“主敬”来代替“涵养”,将“主敬”与“穷理”并说。更有甚者,有时朱子甚至把“主敬”又简化为“敬”,即把“敬”作为一种工夫论意义上的主敬涵养工夫,也就是把本为形容词的“敬”作为动词来使用。同时,“涵养”与“敬”之间又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涵养工夫的实施需要有敬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涵养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人“敬”的精神状态。“涵养”与“敬”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很容易导致人们认为“敬”就是涵养工夫。这亦表明,“涵养”“主敬”“敬”三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
  正是因为“涵养”“主敬”“敬”三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加上朱子用词有时不太精准,所以,我们很容易把三者混为一谈。另外,前文说到,朱子非常推崇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句话,其提出“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并重,敬贯通始终”的工夫思想体系也得益于程颐此话。但“涵养须用敬”这句话实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很容易把“敬”理解为一种涵养功夫。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是说“敬”就是涵养工夫,而是说做涵养工夫时需要用“敬”的心态和意志去做。现实情况是,人们常常把朱子工夫思想体系中的“敬”与“主敬”(“涵养”)相混淆,把本来表示人做工夫时的精神状态的“敬”理解为主敬涵养工夫。如此,就把原本是“主敬”(“涵养”)与“穷理”间的次第转变成了“敬”与“穷理”间的次第了。显然,问题错了,答案就不可能正确。具体说来,当朱子言“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圣学之纲领,存养之要法。”[5](卷40《答何叔京》(二十一))“近来觉得‘敬’之一字,真圣学始终之要。”[5](卷42《答胡广仲》(一))“‘敬’之一字,完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工夫,皆从此出,方有依据。”[5](卷50《答潘公叔》(八))“‘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6](卷12.P210)时,他并不是强调涵养主敬工夫,而是强调要以诚敬的精神状态去涵养和格物。而不少学者正是根据这些朱子强调“敬”的重要性的言语而判定朱子把主敬涵养工夫放在首位。再进一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既然“敬”与“主敬”(“涵养”)不是同一个层次的范畴,因而,当我们去讨论“敬”与“穷理”间的次第时,此问题实是一个伪问题。
  面对“涵养”“主敬”“敬”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清晰明了的概念來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本文以为,可以引入“工夫心”这个与“工夫”相关的概念来描述三者间的关系。蔡龙九提出了“工夫心”这个概念用来表述人在做工夫时的“心态”和“意志”。他认为,“工夫心”谈论的是介于“工夫”与“本源”之间的“区域”,“一是以儒者来谈;做‘工夫’乃欲趋向某种‘好’,其最终目的乃‘成圣’‘平天下’‘内圣外王’……等诸理想义;二是做工夫时,必有‘道德自觉’的能力。而此‘道德自觉’并非马上连结至孟子的‘性善’论述,而是从‘心’或‘意志’上说道德自觉在于己身。”[12](P31)引入“工夫心”这一概念显然是要彰显“工夫心”与“工夫”之间的区别。表现为心态和意志的“工夫心”是没有具体内容的,它只是描述主体的人做工夫时的精神状态,而“工夫”则是人在一定的精神状态下实施的具体行动,如格物致知、洒扫应对、读书等等。本文以为,用“工夫心”一词来指称“敬”在朱子工夫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可谓十分贴切。任何工夫都是由人这个主体来实施的,而人在实施时必然呈现出某种精神状态。“敬”是一种“工夫心”,具体说就是做工夫时的心态和意志,而“主敬”则是涵养工夫。“主敬涵养”“格物穷理”与“敬”之间的关系可以下面这个图表来表示:   引入“工夫心”这个概念后,我们就能更清晰地厘清朱子思想中“敬”与“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的关系。我们认为,在朱子思想体系中,“敬”与“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敬”是工夫心,“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是工夫,两者是工夫思想体系中不同层次的问题。强调“敬”在工夫思想体系中的优先性是从“工夫心”上说的,也就是强调人在做工夫时,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与坚定的意志,如此才能保证人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从事工夫践履。而“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则是具体的修养工夫。对于这两项工夫之间的关系,朱子认为两者之间是齐头并进、相互渗透、互相发明的关系。只是后人混淆了朱子思想中的“敬”与“主敬”,反而认为朱子在工夫次第问题上存在矛盾。
  四 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说,对朱子而言,“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乃是一个伪问题。诚然,朱子有时强调主敬涵养工夫的优先性,有时又强调格物致知工夫的优先性。此实是朱子因材施教之表现。综合来看,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主敬涵养与格物致知不可偏于一边,不可拘泥于先后,两工夫是互相发明、相互促进的,本质上是一件工夫。而后世学者之所以会提出“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这一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容易把朱子思想中“敬”与“主敬涵养”混为一谈,从而错置了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这一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出现了。所以,不是朱子没有将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之间的关系说清楚,而是后人没有将朱子的思想理解清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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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蔡龙九,《朱子晚年定论》之相关探究[D].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09.
  ①朱子在《答孙敬甫书》(一)中言:“故程夫子之言日:‘涵养必以敬,而进学则在致知。’此两言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其一而可行可飞者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3,《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②明人程敏政作《道一编》,提出朱陆之间是“始异终同”的关系。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朱子晚年对自己中年思想有所悔悟,朱子的晚年思想才能代表其思想之定见,中年之说只是未定之论。在王阳明看来,朱子晚年所讲的为学工夫都是强调发明本心一类的立大本工夫,而不再讲格物穷理一类的工夫。清人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进一步阐发了E阳明的观点。(参阅陈林《义理与考据之间——“朱陆异同”学术史的内在发展理路》,载《求索》2015年第4期)
  ①以吕子约和项平父为例。吕子约乃吕祖谦之弟,属婺州之学,兄弟二人皆好史学,喜闻见,重事功,偏于泛观博览。因此,朱子给吕子约的一些书信中即强调为学当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参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7)针对项平父只恃主敬之偏失,朱子认为其有只守一心之病,故告诫其亦要做格物致知之集义工夫。(参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
  ②如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论》一出,罗钦顺即指出王阳明有考证之误,把朱子中年之说当作晚年之作。另外,相同词语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含义并不一定相同,理解一个词语在一句话中含义必须结合上下文来理解,不能脱离文义,妄加揣测。以李绂为代表的陆王学者在理解朱子文本时多犯了脱离文义的错误。此错误正如夏炘所说:“但见书中有一‘心’字,有一‘涵养’字,有一‘静坐“收敛’等字,便谓之同于陆氏,不顾上下之文理,前后之语气。”(《与詹小涧茂才论(朱子晚年全论)书》,《述朱质疑》卷10,《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儒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①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言的“主敬”是与“格物穷理”相并列的“主敬涵养”。此处为了突出“敬”与“主敬”之别,故把“主敬涵养”简化为“主敬”。另外,朱子不仅讲“主敬”,也讲“居敬”“持敬”庄敬”。这些词语都是同一个意思,表示一种主敬涵养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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