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研究经验与方法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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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音乐学是一门以研究方法与研究视域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音乐学理论学科，它的形成与发展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百余年的学科构建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与研究经验。本文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在使用上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总结，探索这一学科蕴含的指导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理论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历程
“音乐与文化并不是新名词，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来研究、探讨和认识是近五十年以来的论题，是人类音乐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促使这个思想或观念转折的动力并不是来自音乐领域本身，而是人类学。”[1]诚然，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伴随17世纪以来西方大规模殖民运动背景下产生的学科，特别是19世纪以来，在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发展的基础上，由西方探险家、殖民者、学者在亚、非、拉等地区采集的音乐文化资料，为这一学科成长奠定了基础。民族音乐学在形成初期经历了古典进化论、比较音乐学等发展阶段，尤其在1877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留声机的发明和1884年英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埃利斯音分制（Cent System）理论的提出，为这一学科的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比较音乐学发展阶段，欧洲形成了以德国柏林大学为中心的“柏林学派”研究群体，涌现出施图普夫、霍恩博斯特尔等著名学者，他们通过音响档案馆的建立，将由世界各地采集来的音响资料进行实验分析，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建立乐器学、文化圈等相关音乐理论体系。
这一学科在美国的发展表现出浓厚的人类学倾向，在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基础上，强调不同文化在不同环境中体现出的特殊性原则，倡导在自身文化环境的背景下，考量其文化的价值与意义。美国学派相比柏林学派“扶手椅式”的资料分析，更加倾向于利用大量的田野调查，不断充实自身的学术理论构建。
1950年，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出版《民族音乐学》，首次使用“民族音乐学”称谓，并呼吁替代以前的“比较音乐学”称谓。1964年，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出版《音乐人类学》一书，提倡研究文化背景下人的行为与音乐事项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观念、行为、音乐三维模式，形成了以人类学或文化背景研究为主导的人类学阵营。美国音乐学家胡德师承吉普·孔斯特提出“双重音乐能力”理论，形成了以音乐学或音乐本体研究为主导的音乐学阵营。1986年，美国音乐学家赖斯在论文《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的模式》中，针对梅里亚姆新三维模式，受人类学家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的启发，提出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体验新模式。我们可以看出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是以“他者的目光”对自己文化体系之外（主要为非西方艺术音乐之外）的音乐及其人类行为与文化背景进行研究的音乐理论学科，它在形成时与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这些学科中不断汲取营养，形成了一门注重实践，注重理论方法运用，注重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学科体系。
二、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实践与经验
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建立一直深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又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相结合，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经验”。1916年，萧友梅先生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1934年，王光祈先生完成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成为中国人在音乐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两篇论文。同时，王光祈撰写了《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重要著作，以宏观的视角将世界音乐分为中国音乐体系（五声体系）、希腊音乐体系（七声体系）和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四分之三音体系）三大乐系，成為将西方比较音乐学理论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这一时期，除了具有留学经历的学者将西方学术观念引进中国之外，刘天华、杨荫浏等学者在传统音乐的研究中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首先，刘天华先生学术生涯始终贯穿他的“国乐改进”思想，以二胡作为践行乐器，对其进行一系列改革。除了对二胡形制、发声进行改革之外，大胆引进小提琴演奏技法，对二胡演奏形成进一步完善。刘天华创作了二胡十大名曲以及多首练习曲等，开创了民族器乐现代化演奏与教育实践的发端，为以后的民族器乐研究积累了成功的经验。除此之外，刘天华重视民间音乐的记录与整理，收集整理《安次县吵子会乐谱》《梅兰芳歌曲谱》等。
杨荫浏先生是继王光祈、刘天华之后我国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完成了十番鼓、定县子卫村管乐曲、智化寺京音乐、无锡道教音乐、西安鼓乐、浏阳孔庙丁祭等音乐种类的考察工作，形成了多份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报告，是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早期研究的经典范式，为我国近现代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除了个人研究之外，193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聚集的音乐家群体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对陕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采集，形成了冼星海《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安波《秦腔论》、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等重要的学术著作。1946年，在重庆青木关“国力音乐院”，一批学生发起成立山歌社，以集体的形式收集整理本国音乐，引进西洋音乐理论知识，达到建立民族音乐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学者罗传开先生根据日文译名，将Ethnomusicology翻译为“民族音乐学”，尽管当时这一名称在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仍保留至今并成为各大院校、研究机构通行的学科称谓。我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很多国外经典著作在这一时期被翻译并引入我国，为学者的研究思路带来了启发，开启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三十余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发端与成长是在西方理论积淀与成果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学术结构与研究视域，它不同于西方对自身文化体系之外的“异文化”研究，而是吸收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人自身的音乐文化体系，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音乐文化研究自觉。 三、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实践
我们可以说，民族音乐学由于其学科构成的特殊性，它不是一门遵循研究对象和内容而设定的学科，而是一种以研究方法为导向，确立研究观念的综合学科，并且这一学科具有交叉性、边缘性、开放性的特质，在吸纳融合相关学科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充实自身理论建设。
那么，我们在研究中如何运用研究方法，如何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是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在不同文化环境下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而产生的学术经验，现有的理论与方法就是学者自身研究经验的归纳与总结，这其中有些经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有些经验是对“地方性知识”的提炼，是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开创出的特殊视角。
一位合格的民族音乐学学者需要具备两项专业技能，一是对于学科理论与方法学习与掌握，二是能够独立完成田野考察工作。这两方面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学科构建模式。独立完成一次田野考察工作是民族音乐学学者的“成人礼”，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从理论学习走向实践应用的阶段。我们面对“田野”时所产生的感知过程，都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感受，因为会留下个人体验的深深烙印。
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要有“对症下药”的研究意识，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坚持以研究对象为中心，将理论放置在现实环境中进行检验，形成理论与现实之间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不能以研究方法为中心、追求“普遍真理”，形成教条化、公式化的研究意识，处处把理论方法放在第一位，忽视研究对象内容的丰富性与特殊性。如果机械地将同一研究方法在不同研究对象上使用，必然造成千篇一律的理论堆砌和同一性结论，这样不但达不到学术研究客观性、真实性的要求，反而会形成学术误导，偏离研究对象原有的形态特征与价值内涵。
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一个历时性的开放发展过程，它会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研究重点与内容的变化而变化，民族音乐学具有一定的敏锐性，始终关注社会前沿议题。例如，目前民族音乐学对于城市音乐、社会性别与女性乐人、离散群体与飞地音乐的关注等，成为最具活力的音樂理论学科之一。我们要做到从深层方面把握学术发展的脉动，紧跟学术潮流，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性和勇于探索的学术生命力。
四、结语
民族音乐学在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开放性的研究思维与包容性的研究态度，致使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一直处于延伸扩展中。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是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以不同时期的学术理念与成果作为经验先导，针对不同研究对象与议题产生新的研究方法，形成了研究理论与研究对象互动式的发展模式。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民族音乐学能够因地制宜地发挥其探索人类音乐文化行为的实践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洛秦.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2]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3]汤亚汀.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罗洁（1990—），女，汉族，河南省邓州人，就职于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二系·音乐系，助教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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