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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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运河学是归纳、理解、抽象与运河相关的人类活动及其产生经验后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围绕运河形成的一整套研究、保护、利用的理论与方法。具体而言，运河学的研究内容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作为大运河“本体”的河道及其开挖、畅通所带来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二是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的“运河”在历史时空中价值与意义的变迁;三是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的沿承与渐变。大运河跨越时空的特点决定了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因此运河学理论与方法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突出学科本位意识之下的理论借鉴与方法交叉。丰富的运河文献奠定了运河学学科的基础，世界各地运河的同异之别，也注定了其作为专门学科的整体性与世界性意义。
关键词 运河学 理论 方法 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U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6-0007-06
运河贯穿南北，连接古今，以运河为载体或者伴生的运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标签。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运河连接与传承的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南北，地理意义上的水系，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政治意义上的漕运军政，社会意义上的人群生活，文化意义上的艺术、风俗等内容，而且其自身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运行与表现方式。运河文化的物化特征、精神象征和存在方式的复杂结构及属性决定了运河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整体的研究意识和学以致用的学术价值观。
回顾运河研究的学术史，近30年来，“随着学术价值观、研究方法及研究环境的改变，运河研究不但实现了从历史（地理）研究向其他学科的逐步扩大，而且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发生了改变，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学者重新审视以往从经济入手且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宏观社会形态解释模式，将研究带入新的多元视角与多学科的研究领域”。①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和2017年以来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意味着国势强盛、文化自信背景下传统文化价值的再挖掘、再提升。对研究者来说，这一契机也促进了学界对运河历史功能和现实价值的再认识，将运河作为研究主体，纳入到学术视野与学科建设中来，“运河学”应运而生。那么运河学的理论、方法和知識体系是怎样的？构建这一学科需要遵循怎样的规律和原则？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应首先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运河区域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特定的区域，二是“运河学”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学科。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运河学的概念难以解释清楚，因为某一学科的成立必然有其研究范畴，这一范畴涉及形而下的具体空间，也包括形而上的理念与范式。
一、大运河区域范围的界定
国家最新发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明确界定“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近使用的主河道构成。大运河文化带以大运河流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八省市为规划范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2019年2月1日。这样的划分具有宏观和可操作的价值，但在学理上，运河流经区域甚至运河这一概念关于运河概念及流经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笔者曾专文论述。参见吴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报》2018年2月5日。本身，都需要放置在长时段和不同区域中被细致划分，也就是说，就运河而言，“过去的过去”与“现在的过去”存在着很大差异，“运河”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概念。由于运河流经范围广且不同历史时期变化较大，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仅以大运河为中心，讨论大运河区域范围的界定问题。
首先，大运河区域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特定的区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与一般区域相比较，大运河流经的地理与行政区域广泛，构成区域的基本条件并不明确。学界一般认为，区域概念源自地理学，应借鉴该学科关于区域的划分原则和标准，以之对区域进行严格界定，其核心是“明确的边界”。若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大运河区域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区域。作为人工河，大运河在不同时期会由于开挖、改道、淤塞甚至断流而导致区域范围的变化。大运河从隋唐时期的“一”字型流向到元明清时期的人字形流向，明显改变了地缘社会的区域范围。仅就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而言，一方面，河道改变导致运河流经区域发生变化，如明永乐九年（1411年）运河畅通后，为避黄河之险，又于1528-1567年、1595-1605年间，自山东济宁南阳镇以南的南四湖东开河，使泗水运河改道为经夏镇、韩庄、台儿庄到邳县入黄河。对于运河“背徐、邳而向滕、峄”的影响，时人感叹到：“漕之由黄也，自直河而上至夏镇，计三百六十余里，中经邳徐吕梁等处，舳舻衔尾，旅店连云，贸易商贾在闹市，不惟土著者获利无穷，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弘而取精多，何需不便。今一旦漕由泇行，则背徐邳而向滕峄，向者日渐纷华，背者日渐寂寞，纷华者色喜，寂寞者心悲……”[明]黄克缵：《古今疏治黄河全书》卷三“酌议泇黄便宜疏”，《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517页。清代在运道基本定型的情况下，又于骆马湖以北至淮阴开中河、皂河，北接韩庄运河，致使运河流经的区域又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运河流经的北方缺水区域，由泉水和其他支流供给水源;而在南方有些区域，多条自然河道与运河相连，形成水网，它们是否可以被看作运河区域？如若我们将其分为运河流经区域和辐射区域，那么二者的关系以及重要性问题如何解释？又或者说距离大运河的远近是否可以算作划分运河区域范围的标准？事实上，距离大运河的远近，也并不能表明其与运河关系的疏密，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地理空间（内），由交通路线构成多重网络，干线所经，易于联结网络的中心，分支道路所经，即离核心隔了一层的转接，遂与干道所经之处疏远。遗留在道路网络之外的空隙之地，则又疏远了一层。上述疏远的意义，不在空间距离的远近，而在资源与资讯的输送所至，决定其在网络上的位置。因此，网络上另有一种形式的边陲，离核心的空间距离不远，却因交通不便，信息不足，虽近在数十里之间，都视同荒蛮。”许倬云：《我者与他者》，台北：台湾时报出版，2009年，第26页。在大运河辐射的网络中，这种事实也存在。例如，在山东运河境内，距离运河仅20里的阳谷县城在崇祯年间“生齿贫悴，城中强半皆隐地，民之结茅聚庐而居者，仅东南角一隅耳。”康熙《阳谷县志》卷七艺文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3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上。相反，距离大运河较远的济南泺口镇，因为大清河与之相连而贩运者不绝，尤其大量海盐从泺口通过大清河至运河贩运，使其深受大运河的影响，至清代，泺口镇已形成一座独立的城池。因此距离难以成为界定运河区域的标准，进一步讲，地理空间意义上运河区域难以有明确的标准。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背景之下，文化成为大运河研究的核心，就此而形成的文化界定论也十分流行。大运河连接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文化圈等，各种地域文化因人群流动而互相接触、融会、整合，连成恢弘深厚的运河文化带。所以运河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更是作为一种大一统文化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条文化带反映着中华传统文化融汇的轨迹，从各个方面表现出由各个文化圈融合后的鲜明特色，凝集着中华文明的精髓。虽然运河文化具有地域的形态，但从整个运河流域及其辐射区域来考察，却几乎覆盖了中国的东半部并影响着中国西半部。”张熙惟：《学思录》，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3页。若从这个角度和范围来谈，那运河区域是一个开放的区域，而不是一个客观范畴，不存在相对清晰的边界，或者说这个边界与其说存在于各种从客位角度予以拟定的“标准”中，不如说存在于某种文化想象中，具有根据情景变动而不断变化的动态特质。
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布拉什（P.VidadelaBache）曾提出，城市创建了区域，城市的吸引力决定了区域的规模。[法]安德烈·梅尼埃：《法国地理学思想史》，蔡宗夏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页。明清时期，运河城市兴起，城市成为联结运河的线性共同体。学界在讨论“运河区域”时，也多集中于城市，如临清、济宁、淮安、通州、杭州、洛阳、宁波等城市及其辐射区域。但是从研究成果所反映的主旨来看，这些成果主要从区域与城市的关系入手，考察区域发展中城市群体的等级结构、空间形态和影响范围，最终寻求的是城市化的历史规律。因此，运河城市史的研究显然不能取代运河区域社会的整体。
大运河流经地区涵盖了多个独立的行政和经济区域。大运河区域既是一个区域，又是跨越多个区域的整体。在反思现代史学发展的基础上，又有学者提出区域的划分应强调人本主义，即打破现在约定俗成的时空界限，“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概念”。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这种从问题出发的区域划分，强調多元与互动的研究视角，并试图从百姓的日常活动中寻找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取向虽然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从自然、行政、经济区域划分到人本区域研究的转向，但因为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未摆脱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先验性。
那么，在学术意义上，如何确定大运河的区域范围？我们认为，大运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区域”，符合两个原则：第一，它首先是一个以运河为联系纽带的整体，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虽没有形成十分稳定的区域边界，但却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历史视野。事实上，对于运河区域范围的界定，并不是为了确定各种地理格局的静态“统一性”，而是考察各种地理格局变动之下的社会变化。地理格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区域认定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是随着时间发展而起落不定的。第二，运河区域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和一致性的体现”。朱金瑞：《区域性历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州学刊》1995年第3期。与其他区域相比，运河区域存在着一个从漕运政治到民众生活的“运河机制”，正是这种机制将历史各要素关联起来。社会史研究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以或然论的方法来考察环境与人的关系，并认为自然对于人类居住限定了条件并提供了可能，但是人对于这些给予条件的反应和调整依赖于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决定一个特定人类群体在自然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最根本的要素。”[美]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4版），成一农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49页。人们在使用“运河区域”这个词汇时，恐怕在心目中已经赋予它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由运河带来的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
所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运河区域是一个以运河为规定性建立起来的区域，该“区域”具有明显的“生态文化”特征，既涉及河工及其所关涉的自然地理（水系、山川、湖泊等），更有关人文生态。在自然与人本、生态与文化的融合之中，运河区域成为物理空间的地理区域、人文生态的文化区域和人本主体的生活区域三区合一的区域。同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其又是学科互鉴的跨学科区域。比之其他区域，运河区域的这种特性正是其突出的价值所在。
二、运河学的知识体系
作为学术研究的“新学科”， 最早提出“运河学”这一概念的是进行中国大运河申遗的专家学者。此概念的提出，旨在强调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大运河是自然与人创作的杰作，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涵，在中国社会的不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运河学学科有利于整合各方面成果，形成对运河的系统研究。”罗哲文：《运河申遗应建立运河学》，《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1期。事实上，“一种新概念的出现，既是人们对共同生活的外部环境变迁作出反应的记录，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种变动努力进行的总体评估并逐渐形成重新控制的过程”。[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4页。所以，运河学概念的产生，从宏观来看，应该被看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专业化前提下，学界解释、叙述与解决运河问题的思想重构，这种结合带有一定的社会改造的目的。
那么“运河学”是否可以成为学科？所谓学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二是指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设置。显然，运河学属于第一层含义，即与运河相关的人们的活动及其产生的经验，通过归纳、理解、抽象后形成的知识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运河学是关于运河的专门学问。
从本质来看，运河学知识体系的概念和内涵相对明确。其概念即是围绕运河形成的一整套研究、保护、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知识系统主要指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关于运河的各方面知识及其有机联系，具体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遗产与通道的运河“本体”及与其相关联的自然地理的内容，主要是指物化层面的运河;二是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及文化符号的“运河”，包括运河的历史地位，运河与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关系，运河的区域性差异与辐射意义，运河所反映出来的国家治理与发展的观念，运河引发或关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三是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即运河的主观性和活态化的内容。 运河学的知识体系内涵清晰，但内容丰富庞杂，其理论构建和方法运用具有极强的学科交叉性。目前，相关理论方法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遗产学等领域。历史学领域的制度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提炼了重要的有关运河特点、规律的内容。以漕粮、漕军、河工、河道等为对象的研究系统探讨了漕运、河道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的关系与结构。经济史研究以运河城镇发展、商人商帮和区域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同时在财政史等宏观研究中也会涉及运河市场调控、交通运输等功能性价值分析。在这其中，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中对运河因素的分析最为细致、深刻，且在学界形成了广泛讨论，对解决中国历史发展和模式等问题都有创建性的意义。社会史、文化史学界，对运河流经区域，尤其是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研究相对细致，多以人口、宗族、社区、信仰为对象，讨论漕运政治之下不同区域的社会发展脉络与结构性变化。这些成果的研究意识、领域、地域全部或者部分涉及运河之“本体、整体与地方”，研究内容互为借鉴，逐步深化，且每一类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对运河“空间坐标与历史标签”的身份进行了揭示，为运河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理学科对于运河河道开挖、变迁及其与自然水系的关系，历史时期运河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水资源保护，水利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区域环境水利规划、水利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充分利用了环境水力学、环境水化学（水污染化学）、环境水生物学、环境水文学的理论基础。卫星遥感数据采集、湖泊水域采样分析等方法的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运河学研究的科技内涵。
运河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备受重视，形成了“发现并保存物质对象的真实性或真实状况”[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张鹏等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2页。的基本研究范式，主要围绕大运河物质形态本身讨论遗产的保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研究突出了大运河是国家文化符号的内容，但客观上忽略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在遗产思辨研究兴起的过程中，学界渐已形成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回归，即遗产不仅仅是物质遗存，更是与民众密切相关的文化实践。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评估体系在强调遗产历史、艺术、科学的基础上，也朝向注重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与文化遗产关系的方向转化。事实上，运河文化的活化是物的活化，更是人的活化。另外，“廊道文化”理论，文化遗产分析中“文化线路”方法的运用也在运河旅游、规划等领域中成为常用的可资借鉴的理论与方法。
理论与方法的互鉴，必须以问题本身为依托，也就是说运河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本身即是方法交叉、理论互鉴、问题拉动三个方面的融合。在可操作的层面或具体的研究中，以较大问题为中心和目标，以“问题拉动”不同学科本位意识之下的研究形成整体，将纯粹客观现象的解释、历史意义的解读、艺术价值的体现、客观规律的总结等内容进行多元综合，最终获得有关运河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当然，运河学的整体理论不是叙述和研究与运河相关的所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不是把所有的事实和现象都一一研究清楚，而是要把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影响人们的行为结果的所有要素都视为整体性联系的事实，从其整体性联系去把握与理解历史和现实，去认识运河之于中国、之于民众的价值意义及其过程、结果。最终，运河学理论所包括的研究范围、特点、规律，运河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运河学的现实意义，运河学发展史等等都在运河学所整合的学术理论与方法指引下，一一呈现，并获得进一步深化。
在一定程度上，运河学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学科，还要看相关资料能否支撑这门学问。《运河学笔谈（李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8日。首先，大运河基本文献内容极为丰富，可分为五类：一是专书。元代以来，流传至今的运河专书有一百余种，内容涉及治河治水理论、运河河道开挖挑浚、运河工程建设维护、漕运及其管理体制、黄河与运河关系、运河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状况等多个方面。这些著作部分已经整理出版收录于《中国大运河文献集成》，或部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山水志丛刊》中。还有很多重要典籍，作为善本书藏于各大图书馆。二是政书、类书。明清时期官修政书包含有多种运河方面的资料，如《明会典》《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续三通》《清三通》《古今图书集成》《清裨类钞》等，大都有河工水利、漕粮征运、钞关仓储等类目，集中保存了与运河有关的史料。三是史书、方志。二十五史的《河渠志》《食货志》《地理志》，明清《实录》中散落着大量“治运”人物事迹及河政河务方面材料。运河流经区域的省志、府志、州志、县志、镇志、乡土志、山水志、榷关志等，总量有数百种之多，内容涉及运河修治、河道变迁、漕粮征运、城市街区、商品交换、手工业门类、河务漕务管理、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四是文集、笔记。明清时期的文人笔记常见的有五六百种之多，其中所记多与运河有关。明清小说有些以运河区域社会为背景，某些篇章直接描写运河沿线人物世事，可以为运河研究提供帮助。五是外国史料。元代以后，亚洲各国的使者商团，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商人、使臣经常沿大运河往返北京与沿海港口之间，留下了大量关于运河及运河区域社会的记述。
其次是大运河档案文献。中国大运河文献档案数量巨大，完整系统地反映大运河决策、建设、运营的过程。据笔者初步调查统计，现存与大运河有关的档案资料共约1.5万余件，还有一小部分散存于其他西方国家。目前所知，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奏折档案已经数字化，影像资料存于“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全文影像资料库”。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天津市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等也有收藏。另外，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内阁大库档案影像资料库”中有若干件与运河相关的档案，还有几十种大运河明清舆图流失在欧美的博物馆和大学。
最后，运河区域民间文献。民间文献资料指契约、家谱、碑刻、科仪、日记、笔记、自传、年谱、课业文章、书函信札、生活杂记、商业文书、日用杂书、唱本剧本、法律文书、乡规乡约、善书、医书等，是大运河水利工程建設和区域社会发展的见证，也是区域民众生活状况基本呈现。由于过于零散并疏于保护，这类资料的收集整理具有抢救性质。 综上，可以说有关运河研究的文献极盛，形成了重要且丰富的文化遗产。纵观几十年的运河研究成果，对这些文献史料进行了相对充分的利用，但也存在一定研究的空白。因此，对丰厚学术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系统梳理各专业领域有关运河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是一项极富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未来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具有前瞻性的意义。
三、运河学研究的问题与路径
运河学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但其并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学科之中与运河相关内容的复合体，它的任务是对人们认识中与运河相关的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整合，以达至对运河总体的认识。在已有的研究中，这种认识基本在以下几种理论框架中展开：
一是功能论。以历史与现实为研究时段的运河研究中，功能研究都是其重点，其中“运河利弊二元论”和“运河盛衰决定论”是两个重要的立论基础。前者认为运河或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南北的融合，或是破坏了自然河道的东西流向和自然环境;后者强调运河区域社会的发展与运河的畅通衰败相始终。目前这两种研究框架很大程度上依然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意识，指导着其研究思路。而事实上，在此基础之上，还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运河与中国社会互动的“机制”上面，解释运河存在所形成的社会内部的起承转合式的发展脉络。二是区域论。运河流经区域广阔、地域差异大，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运河研究的地域性特征明显。在可操作层面，注重差异、细化研究、类型化分析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同时更应该在比较视野下，探讨运河作为交通、市场、文化融合载体的整合意义，进行多角度的区域比较，探讨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地方文化所创造的“大历史”轨迹。三是文化象征论。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国势强盛和文化自信的反映，运河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支撑着国家认同。这种意识的强化突出了运河文化的意义维度，但文化遗产之于民众和地方的价值却被弱化了。
未来对于运河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研究需要更纵深和多元化的研究内容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应具有三种研究视域。一是向内的视角，把“运河放入中国”。重在探讨大运河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即运河的开挖、畅通与断流如何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走向。既讨论运河的“社会性”价值与意义，又探讨中国社会的“运河性”特点与历史进程。在宏观层面分析作为水利工程、政治策略、经济文化传播通道、市场构建主体的大运河，如何在中古及其以后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并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路径。
二是向外的视角，把“运河放入世界”。运河非中国独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运河学的研究可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鸣”。事实上，讨论中国运河的独特性，需要立足于世界范围来观察，强化与国外相关学科的密切联系。世界视角可以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比较研究中，以运河作为对象，讨论中国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路径。例如彭慕兰等在比较18世纪世界范围内几个大首都的发展模式时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巴黎或伦敦的成长，引发那么多暴动，北京、德里的成长引发的暴动却少那么多？”他随之得出的结论是明清帝国建造了巧妙而独特的运输系统（大运河），使首都得以利用远处过剩的稻米。[美]彭慕兰、[美]史蒂文·皮托克：《贸易打造的世界》，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113页。第二种是，运河作为“一带一路”的连接点，具有重要的交通价值和国际战略地位，从国际视野出发，从社会发展、国家利益的角度讨论运河的价值，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构建未来的国际秩序提供历史和理论支持。
三是向前的视角，把“运河放入未来”。运河文化的延续性是民众智慧和文明不断聚集和层累的结果，作为“活的”“在用”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本身，大运河并不是静态的文物，而是流动的文明史，是一种文化资源，并且这种资源一直在为人类服务。把运河放入未来很大程度上阐明了大运河研究的主旨，即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与传承的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传承。正如有学者所说，“申遗只是一种推动保护的方式，保护好大运河遗产、揭示和展示大运河遗产所蕴含的杰出的普遍价值以及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特色并将之传承后代是这一运动的基本宗旨”。朱光亚：《大运河的文化积淀及其在新世纪的命运——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和申遗工作的回顾与体会》，《东南文化》2012年第5期。面向未来的运河学研究，在日渐成熟的大数据方法搭建起的技术平台之上，研究者目光所及与心力所至，既应实现对大经大脉的足够疏通，也需包含对社会群体的“同情理解”。可能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方式反思自我的研究，才能在疏通知远之中构建历史记忆，解释大运河在历史、当下乃至未來的作用。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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