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的当下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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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考古学在中国，有着特别深厚的文化和学术基础，并且成果丰硕。与之相比，黑龙江音乐考古学研究就显得十分羸弱和苍白。音乐考古学学科、音乐考古学大师、音乐考古学研究代表性成果均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不肯露面。这与黑龙江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因素息息相关。黑龙江音乐文物遗存丰富，但梳理研究得不够;音乐研究者众多，但考古学研究者匮乏;音乐研究内容广泛，但音乐考古学研究缺失。因此，黑龙江应紧跟时代脚步、整合现有资源、加大投入力度、打造精锐团队、加强对外合作，在各方面下功夫，力争实现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的突破性发展。
【关键词】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当下与未来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音乐考古研究概述
华夏音乐文明创造了非常丰富的音乐物质遗存，既有大量珍贵的乐器实物，又有形式多样的音乐文物。数量和品种之多，时间跨越之长、地域分布之广、民族特点之鲜明，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不可比拟的，更不用说那些后成立的现代国家了。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形成初期依附于一般考古学之骥尾，吸收一般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借用一般考古学的技术和手段，二者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互补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发展过程大致历经了四个时期。
（一）酝酿期——20世纪20年代
中国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音乐考古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前身可追溯到八百余年前北宋“金石学”。宋人在研究中已经涉及钟磬古乐器，研究限于乐器的形制、铭文、年代等。薛尚功、王俅、王厚之都注意到曾侯之钟铭文的含义，沈括发现先秦编钟都是盒瓦形，编钟中腔愈圆余音愈长的发音特点。宋人对古乐器的研究虽已进入音乐本体，但还是零散和有局限的。直到20世纪初，王国维以研究社会历史的眼光来解读商周青铜乐钟，超越了北宋以来把音乐文物仅作为文玩鉴赏研究的传统;提出“二重证据法”，成为中国史学领域研究方法上一次重大革命。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将收录的511件青铜器按不同标准分类，使传世青铜器第一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他提出的标准器断代法对中国青铜器研究同样具有深远影响。不过王国维和郭沫若的研究都与音乐艺术本身关系不大，仍难算“音乐考古”。[1]
（二）初创期——20世纪30年代
开创中国音乐考古学开河之功要归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刘复，被称为中国近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刘复主持的对清宫和天坛所藏大批古乐器测音研究和编纂《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一书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介绍了公元6世纪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以来的许多重要乐律学理论;首次在现代科学意义上精辟地阐述了中国明代朱载堉的划时代伟大发明——即今天通行全世界的十二平均律的数理原理——新法密率;刘复对古乐器研究目标转向音乐性能和音乐艺术本身;运用田野考察法，将音乐考古学研究从单一古乐器向更多方面扩展。一系列成就标志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已经脱胎于旧学，成为新旧音乐考古学区分的界碑。[2]
（三）成熟期——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末
新文化运动前，中国没有系统的音乐史著作，相关研究散见在《乐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杂集中。伴随西方田野考古的传入，音乐史学家们认识到单纯依靠文献记载存在局限性，考古发掘的实物依据在研究中国音乐史中具有巨大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音乐家们开始关注考古界的发现和动态，并把取得的最新成果不斷吸收到音乐史学研究领域中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荫浏和李纯一。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李纯一《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等，著作都走出了音乐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局限，以大量考古发掘遗迹资料为依据，站在史学角度，结合考古学、地层学、声学等多学科知识，让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使中国音乐史研究更具真实性和科学性，促进了音乐考古学学科的建立。[3]
（四）兴盛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从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至1988年十年间，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空前繁盛。具代表人物黄翔鹏。早在1977年他就率先提出先秦编钟具有“一钟二音”的特性，1978年曾乙侯编钟出土，以更确切的实物印证了先秦“双音钟”这一伟大发明的存在。黄翔鹏《初探》从理论和实践上纠正了先秦乐律学理论的不足和谬误;《均钟考》详细介绍了公元前6世纪已在周王宫廷使用，在秦汉时失传的“均钟”（弦准），一种专用于编钟调律的音高标准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声学仪器。1988年，黄翔鹏主持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项目获批，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等单位联合攻关，共同开始了中国音乐文物普查辑录工作。1998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二期项目由王子初主持，历史8年，至2006年已出版16本19卷，这是中国音乐史学的一个大型基础工程，黄翔鹏、王子初把中国音乐考古学推向辉煌。[4]
二、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现状
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作为中国音乐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其历史进程，横较于其他省份，起步晚、发展慢、水平低、成果少，被抛在了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之末，即便在黑龙江一般考古研究这一更宽泛的领域也略逊于其他省份。
（一）音乐文物丰富，但系统梳理不够
黑龙江有着古老的音乐文明，早在4000多年前就生活着东胡、肃慎、扶余三大少数民族族系，经过民族迁徙、分裂和融合，至今全省共有53个少数民族，其中有10个世居少数民族，他们是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锡伯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这些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文明，音乐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蒙古族的三大音乐遗产呼麦、长调和马头琴（潮尔）、罕伯岱达斡尔族民歌、赫哲族口弦琴，金源音乐文物乐俑等。这些音乐文物一部分散见于各大博物馆和历史遗迹中，同一般考古文物一并珍藏，一部分音乐文物散落在民间被文玩爱好者收藏，还有一部分在战争中被运往海外，如丹麦是收藏蒙古族文物最多的国家，日本也藏有大量的东北地区的史料文物。《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按省份编撰至今已出版22卷，东三省黑吉辽未在列，实属遗憾。作为黑龙江音乐工作者，理应担负起历史责任，借此良机将黑龙江音乐文物系统梳理考订，使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二）音乐研究丰富，考古研究者不足
在中国知网以“黑龙江音乐”为检索词进行主题跨库模糊检索，时间年限为2000年～2018年，共检索到相关文章169篇，归纳整理发现黑龙江音乐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俄音乐文化交流研究、黑龙江音乐教育教学研究、黑龙江音乐文化产业研究等几个主要方向上，关于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的学术论文未检索到。一定程度上说明，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尚未引起黑龙江音乐家们的足够关注，尚未真正走入音乐研究者的视野，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陷入极其匮乏的窘境。相比之下同处边疆省份的内蒙古在音乐考古研究中成效显著，出版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者寥寥，研究成果缺失根本在于知识架构缺失、学科交叉不足、研究视野狭窄。音乐考古研究涉猎的学科众多，如音乐学、考古学、声学、地质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既需要多学科支撑和配合，也需要研究团队的通力合作，还需要研究领域内外知识的构建，这对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者提出了较高学术要求和哲学思辨水平，而现在的黑龙江音乐研究更多的还是某一专业领域内某一时期或形态的音乐本体研究，远未达到音乐考古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达到的水准。
（三）音乐内容丰富，但考古研究贫乏
黑龙江音乐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涵盖音乐艺术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音乐传承与保护、传统音乐文化、音乐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音乐文化产业、音乐艺术交流、城市音乐学、音乐赛事及演出、著名音乐家等，这其中对几个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研究相对比较集中，且很有代表性。例如满族萨满神曲、蒙古族长调民歌、说唱音乐赫哲族依玛堪、达斡尔族乌钦、鄂伦春族摩苏昆、渤海国音乐、金源音乐等。黑龙江音乐研究内容如此丰富，研究成果颇丰，但依然缺少浓重的一笔——考古学上的研究。今天的音乐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音乐研究上仅从文献到文献存在的局限，研究范式上应该走出文献的窠臼，走向更广阔的田野，采用有真实性、科学性的实证研究方法，与史料研究方法相互关照，发挥各自优长、弥补各自不足，由此深入开展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不但可以实现黑龙江音乐研究方法的创新，拓展黑龙江音乐研究领域范围，或许还可能修订或改写黑龙江音乐史、民族史、文化史等。时至今日，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专业论文、专著等还未见报端，个别谈及音乐考古也只是在一般文物考古研究中寥若晨星的点缀几笔。音乐考古研究的落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音乐文化话语权的丧失。黑龙江特殊的地缘位置和民族历史，导致音乐文化與邻国、邻省有着众多的交叉和重合，谁抢先了音乐文化的话语权，谁就处于表演者、主导者的地位。吉林省设有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拥有《边疆考古研究》平台，吉林大学对夫余文化、高句丽文化、鲜卑文化以及金代历史文化等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关于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已经非常领先。但对黑龙江音乐考古涉及较少，尚未发现有关音乐考古的专论。
三、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的未来
黑龙江音乐以世居少数民族音乐为根基，融合中原音乐，深受西方音乐影响，艺术风格丰富而独特。当下黑龙江音乐的历史与相关研究奠定了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的未来，经过多年积淀、合理建构、学术自觉等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将在文明起源、学科建设、文化功能等方面实现突破。
（一）追根溯源，寻找黑龙江音乐文明的源头
探索人类文明起源不但是人类学、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也是考古学、音乐学的目的所在。人类文明最有力的实证研究就是考古，考古发掘不但可以填补文字出现前的记录空白、还能够订正文字史料中的记述谬误。音乐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和体现，追溯音乐的文明就是在追溯人类文明。国内外音乐考古研究日臻成熟，许多重大音乐考古成果一次次重新书写人类文明历史。中国曾侯乙墓编钟的高超铸造技术和双音技术理论，不仅改写了中国音乐律学历史，音乐学理论和实践创造远超西方。曾侯乙编钟音乐考古将先秦灿烂音乐文化再现世人面前，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还有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现在还能演奏的乐器实物，中国管乐器鼻祖贾湖骨笛，将中华音乐文明之源提前至八九千年前，比古埃及出现的笛子早了两千年。黑龙江的文明可以追溯至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源于四大民族（汉族、东胡、秽貊、肃慎）族系，今天黑龙江音乐的繁盛是不同族系众多民族不断交往融合的结果。渤海国音乐、辽（契丹）金源音乐、满族音乐、赫哲族音乐等，早期少数民族音乐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传承关系？可否通过追溯音乐的流变来探究文明的起源？因为音乐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人类文明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音乐，音乐本身是一种文化、音乐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文化，体现文明。对黑龙江音乐文化的追根溯源、考古研究是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是增强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感的根本，所以当下黑龙江音乐研究的方向应该是考古研究，音乐考古研究势在必行。
（二）学科建设，奠定黑龙江音乐考古学基础
一门独立学科的成立，至少应包含区别于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如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手段或方法）、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家队伍以及专业成果积累等要素。[5]刘半农对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贡献无疑是一个里程碑。他确定音乐考古学研究对象古代音乐遗物、明确研究目的音乐本体研究、采用音乐学和考古学方法和手段，虽研究者很少，成果寥寥，但拉开了中国近代音乐考古学的序幕。伴随新文化运动兴起，西学东渐思想导引下大批文化自觉的知识分子开始撰写中国音乐史，突出贡献者杨荫浏先生将考古学界成果吸收到音乐史学研究领域，提出考古发掘的实物依据在音乐研究中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接下来的李纯一则将考古材料研究成果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写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部分）。从此“二重证据法”作为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得以确立和普遍应用，音乐考古学著作层出不穷，经典论述频现。黑龙江音乐考古学在中国音乐考古学高度繁荣的今天，也在不断地聚集力量。大量考古发现为黑龙江音乐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在倡导文化自信、追求文化自强的文化建设中，黑龙江的音乐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地质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为音乐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可靠保障;各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程度日益紧密;黑龙江省内有14所省属本科院校开设音乐专业，从事音乐教学科研人员数量可观，研究成果丰富，以哈尔滨音乐学院为龙头，依据学院学科优势，师资队伍优势，文化交流优势，打造黑龙江音乐考古学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开启黑龙江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征程。受地缘和民族影响，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必须在更广阔的地域开展，即东北地区开展。今天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之广大地区。[6]历史上在此活动的古代民族很多时候是超越了现今的地域范围。现在内蒙古、吉林、辽宁对考古发掘、民族源流、文化特色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成果的共享必将加速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的进程。 （三）文化功能，黑龙江文化和区域文化发展的力量源泉
音乐不仅包含音阶、调式、旋律等本体形态特征，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审美、风俗等社会特征。音乐考古学的文化功能，不仅停留在对音乐遗物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还利用考古发现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探索古代音乐遗存的用途、作用和意义，以及反映的人类社会关系和精神文化，即透物见人，由文物到文化。黑龙江古代音乐[7]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现代音乐则体现了文化的继承性、多元性、统一性和混溶性。黑龙江音乐文化不但是黑龙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黑龙江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载体。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因此，黑龙江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率先强调了文化的助推作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带动了龙江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黑龙江文化主管部门为深入挖掘音乐文化的历史，加大对黑龙江音乐文化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整合资源，联合文博部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实现资源共享，平台共享，成果共享;设立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基地，制定研究目标和实施计划，加强技术指导和管理监督，实现科学研究和建设项目的联合攻关;扩大对外交流，鼓励志愿从事音乐考古研究的人员走出黑龙江，走出国门，多学习、多交流，培养一批音乐考古学专业人才，打造一支专业音乐考古学专家队伍。黑龙江音乐考古研究的突破无疑是黑龙江音乐文化发展的突破，是推动黑龙江文化实现再辉煌的力量。黑龙江的原住少数民族三大族系不仅涉及整个东北地区，民族分化和融合过程也牵涉到了俄罗斯、日本、蒙古和朝鲜。俄罗斯那乃族、朝鲜高句丽和百济、日本北方汉族、蒙古在清朝灭亡前隶属中国，先后受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统治。历史和地缘因素不但可以促使黑龙江文化研究國际化，还可以促进东北亚文化民族化，因此区域文化研究合作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黑龙江的音乐考古研究就要站的更高、看得更广，突破地域局限，扩大合作领域，实现成果突破。
参考文献
[1]王子初.音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7-9.
[2]王子初.从滥觞到辉煌——音乐考古学在中国[J].音乐研究，2012（5）.
[3]王子初.音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1-12.
[4]王子初.从滥觞到辉煌——音乐考古学在中国[J].音乐研究，2012（5）.
[5]王子初.从滥觞到辉煌——音乐考古学在中国[J].音乐研究，2012（5）.
[6]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源流述略[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12）.
[7]方建军.论音乐考古学文化[J].中国音乐学，2018（2）.
作者简介：陆铭（1976—），女，黑龙江兰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音乐文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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