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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早期五部话剧创作特色分析

作者:未知

  摘要:李健吾早期五部话剧的创作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首先是受“五四”启蒙文学思潮和个人自身生活经历的影响,以及眼光向下的创作导向,剧中人物更多关注普通社会大众;其次是直面社会现实、突出人物内心矛盾冲突和探索复杂人性分析的创作特色;最后是作者早期的剧目创作聚焦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反映在剧中的人物性格特点大多具有过渡时代的特征。
  关键词:李健吾 早期话剧 特色
  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作家、戏剧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借用《李健吾传》作者韩石山先生的话来讲:“这是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大家。”
  李健吾先生作为我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一生先后创作、改编了五十余部剧作。正如韩石山先生所说:“李健吾真正的来说应该是一个戏剧家,戏剧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他自小演戲、写戏,李健吾自己也以戏剧家自命。”有评论说,李健吾的戏剧创作时代性不强,没有紧跟时代节奏,但其实正是这种与时代的微妙距离反而让他的剧作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和价值。笔者探讨的李健吾早期五部话剧,分别是《出门之前》《私生子》《工人》《进京》和《翠子的将来》。
  一、《出门之前》分析
  1923年,17岁的李健吾以“仲刚”为笔名在《爝火》创刊号上发表独幕话剧《出门之前》,自此拉开了其文学创作、评论、翻译、研究的序幕。(注:1922年,李健吾与北师大附中的两位同班同学蹇先艾、朱大楠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社团曦社,而《爝火》就是该社团的不定期刊物)
  “张太太”是这出独幕剧的女主角。剧中的张太太一心想要照顾与前夫的孩子,本是自己的孩子,却得背着现在的丈夫张善卫,偷偷摸摸地去活动。当张善卫发现张太太的可疑行迹后,张太太乞求他能够收留这个可怜的孩子,可从剧中双方的对话,可以看出这根本不可能。张太太作为这出剧的核心人物,因前夫去世,在前夫家的逼迫和欺骗下,再嫁张善卫,“他们(指前夫家)又说你(指张善卫)许我带孩子改嫁,不过出嫁的那一天要把孩子留在旁处。我信了他们的话,就嫁给你。如今十年来了,孩子也不准过来,只寄存到外面,怕辱没你张家门面”,很明显这是张太太前夫家与张家合谋对张太太的一场欺骗。
  张太太虽然想给自己的孩子以母爱,却无法正大光明地给予;本该得到新任丈夫张善卫的爱,却换来了猜忌和怀疑,得不到真正的理解和谅解。这正是这出独幕剧的矛盾冲突所在,也是张太太内心的矛盾、冲突、痛苦与挣扎所在,更折射出了传统礼教对女性正常人性的束缚和扼杀。这部话剧也初步显示出了李健吾善于捕捉人物微妙心理活动的文学才能。
  二、《私生子》分析
  独幕话剧《私生子》完成于1923年3月,1923年7月发表在《爝火》第二期,署名李仲刚。这部剧的核心人物是“私生子”朱万祥。全剧围绕朱万祥的身世之谜展开。由朱万祥的养母从乡下进城向新近成为林家仆人的朱万祥述说他的真实身世开始。随着剧情的步步进展,令观众顿感惊异,更让剧中人物朱万祥大为吃惊的是“我是私生子”,而且自己的亲生父母竟然就是自己每天伺候的林老爷和林太太。朱万祥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真相,回想起自己在乡间二十年的凄苦生活,内心充满矛盾、疼痛、憎恨,总之是各种人生百味在他心头交织。剧中旁白是这样描写的:“他(朱万祥)绝想不到他的老爷和太太就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渐渐由惊异而惨痛,最后他支不住自己的情感,如同黄河溃堤,声势汹涌,汛滥到四野。他觉得没有受过的一类异感,在心头跃动。”朱万祥的内心无法原谅只为自己盘算的生身父母,当年为自己的名誉而抛弃自己,如今又为自己内心的不安而相认并挽留自己。对“私生子”造成进一步创伤的还有自己爱慕的林家使女梅英在得知自己私生子的身份后,这样说道:“我嫁给一个私生子?多么不好听呵!为什么你不早……唉!我不能……”
  朱万祥“私生子”的这一角色定位注定了他内心的矛盾紧张状态,他最后选择出走来逃避这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真相,把舞台最后的氛围定格在“阴沉、寂静”。而他的亲生父母林老爷和林太太也将继续在良心不安的状态下,在耶和华画像的注视下,在内心的不断煎熬与忏悔中度日。
  三、《工人》分析
  独幕话剧《工人》写于1924年3月,1924年6月11日发表于《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38号。
  全剧通过以主人公钱工长为代表的几位铁路工人的对话以及钱工长与其妻子的对话,采用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将剧中人物的悲惨命运一一托出,深刻地揭露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混战、民生凋敝的惨痛社会现实。正如剧中钱工长说的:“这些贼强盗,这些兵痞子,仗打个不停,就是为了抢地盘,哪管老百姓的死活!”
  剧中人物命运多舛,尽管具体遭遇各不相同,但不幸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如年迈的工人甲在铁路上17年任劳任怨,依旧是最卑微的铁路小工,而且面临随时被辞掉的顾虑;年轻的工人乙双亲皆亡,同样是铁路小工的父亲,死后没有任何抚恤金,让他顶替父亲的岗位已是最大的恩典;工人丙媳妇让土匪抢去,孩子也死了;算是家庭圆满的钱工长,临剧末,媳妇也让兵痞抢走,孩子被打死,无奈的钱工长也被逼上绝路。
  尽管作者李健吾在剧本后所附《附说几句》中写道:“《工人》只是无价值的一小土粒而已。所以可看可不看。至于实地排演,不敢想望至此——固无一演之真价。”但是《工人》无疑较早写出了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并且暗含了阶级对立的信息。而这种对立,正是由工人们本能的生存需求与现实处境的尖锐矛盾所激发出来的。
  四、《进京》分析
  独幕话剧《进京》最初起草于1924年,原为两幕,后删去末幕,经朱自清先生阅正,最终写定于1925年12月。1927年2月25日发表在《清华周刊》第27卷第2号,署名吾。
  《进京》围绕女主角受瑛向往进京考大学,继续读书求学的故事展开。剧中的受瑛可以说初步受到了“五四”以来新思想的洗礼,向往走出闺阁,追求自由。她的母亲张太太虽说同意女儿进京求学,但目的是让女儿的舅舅帮忙照顾并寻摸如意女婿。本来已笃定进京求学的受瑛,因同学胡映华的到来,事情又起了变化。原来与胡映华一直保持通信,并介绍其加入北京妇女联合会的北京大学生冯悲秋,竟是去年受瑛爹要给她订婚的学生,尽管胡映华一再声称自己与冯悲秋是正经朋友,但受瑛还是因此对进京一事产生了迟疑,竟然也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不愿去见北京,那坏地方!”剧末,受瑛最终选择放弃进京。   可见,剧中的受瑛虽然也有冲破家庭牢笼、寻求自由、爱情和求学的热烈愿望,但是当真正行动起来的时候,又表现出犹豫不决和不知所措的行为自觉,实则作者想要反映的是一种过渡时代女性内心特有的冲突与挣扎,她们在思考人生问题时,既想与旧时代的一套封建观念体制决裂,又尚未真正明确人生的出路所在,所以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痛苦和犹豫,这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典型的乡村女性知识青年形象。
  五、《翠子的将来》分析
  独幕话剧《翠子的将来》写于1926年2月,当时李健吾正在生病,这部话剧是在病中修改完成的。1926年6月4日发表在清华周刊社主編的《清华文艺》(无卷期)上。
  《翠子的将来》中的女主人公翠子,母亲死得早(被丈夫逼死),翠子与开茶馆的老爹相依为命,可茶馆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翠子在面对不断追求自己的车夫时,迫于父亲的反对,虽然对车夫一往情深,也不满父亲嫌贫攀富,可又想做一个为了年老的父亲“什么事都情愿”的孝女,所以并未同意与车夫一块到他乡下的姑妈家去讨生活。可翠子的内心也同样不愿依从老爹,甩开车夫,“去接我不相识不甘愿的阔人”。于是,翠子陷入了既难以割舍相依为命的老爹,又念念不忘车夫挚爱的内心矛盾冲突中,而且满腹愁苦只能向车夫送给她的百灵鸟倾吐,无奈悲叹“没有一条道儿我该走”。茶馆掌柜自以为疼爱女儿,但并不理解翠子内心的郁结。面对生存的重担,无奈的老爹尽管起初态度犹疑不定,可最终在人贩子陈大爷的怂恿唆使下把女儿翠子出卖,并把出卖女儿看作是替女儿寻到了出头之路。同时,他又认定是车夫告密警局毁了他茶馆开赌的营生,而发狠要“掰死”车夫,这使翠子更加凄凉哀伤。
  剧末,当翠子确切地知晓老爹把自己出卖的事实后,顿时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在车夫就此事与老爹的争执打闹中,最终决定进城去纺纱厂做工。可以看出,剧中的翠子在面对老爹准备出卖自己的这一事实时,由起初的不愿反抗、不敢反抗、无助,甚至有点同情老爹的想法,又想做孝女,到最后选择进城做纺纱工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尽管剧情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毕竟代表了作者当时对于青年出路问题的一种思考。
  六、李健吾早期五部话剧总体特征分析
  (一)眼光向下,关注社会普通民众的创作倾向。
  李健吾早期五部话剧的核心人物都聚焦于社会普通人物,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人生疾苦。作品中所透露出的对下层人民的悲悯和关怀是颇为典型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式的同情。李健吾早期剧作与“五四”时期倡导的新文学在精神内涵和主题选择上有较高的重合性。通过对李健吾早期剧作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五四新文学的理念,在普通民众现实生活的艺术刻画中,寄托着自己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和评价。这种创作倾向一方面受到当时“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时也与作者从小的生活经历相关。从改嫁的张太太、私生子朱万祥、钱工长等铁路工人到受瑛和翠子,李健吾从不同视角反映和揭示了社会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既反映出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的关心关怀,又表达了作者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
  (二)直面现实,探索复杂人性的艺术特色。
  李健吾早期五部话剧创作均聚焦于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分析,既有人物与现实处境的矛盾,也有人物与传统观念,乃至人物与自身的矛盾。总之,作者试图探索的是复杂社会中的复杂人性和人性的真实表现。“李健吾的‘人性’不同于茅盾的现实主义人性,不同于梁实秋的理论主义人性,也不同于沈从文希腊神庙似的人性,是直探人物内心深处,冷静描绘人物灵魂。”李健吾早期剧作中所表现的“人性”往往侧重于人物真实的心理和情感诉求,更多关注普遍的民众人生,纯粹地、艺术地表现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青年李健吾对当时社会和人生思考的水平,进而表达出作者对理想人性的呼唤和尊重。
  (三)扎根时代,聚焦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
  李健吾早期五部话剧关注的人物性格特点,较多地反映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人物特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较多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但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期许和社会发展方向,大家各持一说,各种主义和理论流派纷呈,并未达成广泛共识。这种时代背景对青年学生李健吾的早期话剧创作产生了影响,五部话剧的主角人物,在面对现实命运时,改嫁的“张太太”和“私生子”朱万祥以及受瑛姑娘选择的实际是一种自我逃避和自我放逐的方式,钱工长等铁路工人们在现实处境的逼迫下最后喊出了“罢工、罢工”,而翠子也以选择进城当纺纱工人的方式来解救自己。能够看出,李健吾早期剧作中人物命运的安排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由无奈接受、内心挣扎到逐步走上反抗和寻求自我解放的道路,而这实际上也不同程度地映射出作者自身在面对社会转型时的心路变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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