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的狂欢与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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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欧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场变革使“人”从“神”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武器，推崇人的价值和尊严。但“人文主义”思想并非是拯救一切的灵丹妙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甚至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本文将以《哈姆雷特》为例，通过对哈姆雷特复仇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危机”的分析来窥探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思潮的反思。
　　关键词：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 精神危机 人文主义
　　据《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解释，“人文主义”这个词源于拉丁语“Humanus”，即“人的”。“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
　　文艺复兴时期荷兰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在他的作品《疯狂颂》中就表现了人类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牢笼后肆意泛滥的热情、无拘无束的行动、坦诚率真的言语、无忧无虑的狂欢。作者高扬人的欲望，斥责那些压制人类欲求的“假道学者”，认为“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诗人彼特拉克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于我来说就够了……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一切。”他在《歌集》中对少妇劳拉的描述更是挑战了中世纪禁欲主义道德规范的下限，《歌集》中的劳拉有着金黄的卷发、明亮的蓝眼睛、白皙的皮肤和丰腴的身材……在中世纪文学作品中消逝很久的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又重新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尽管这些“文艺复兴”初始期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机智快乐的青年、秀外慧中的姑娘、善良的市民的形象，用他们的智慧甚至狡猾来宣扬人类本能的欲望和需求，在文学作品中建立了一个充满人类欲望和情感的世界，与“死气沉沉”的天国分庭抗礼;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这很快就暴露出了其内在思想的肤浅性：如果只有情感欲望的要求而没有远大理想与之相配，情欲就会流于放纵。
　　因此，“文艺复兴”的历史并不是持续了三百多年的人性解放的“狂欢节”，而是一部人类在三百年间错综复杂的“心灵史”，是人类觉醒后的狂欢与忧郁。这期间正确与错误、发展与倒退相互交织，后起的作家不断地对前辈作家的思想进行着继承与反思。清醒过来的人类固然欣喜地狂欢，但人类不可能像个孩子一样一直狂欢下去。狂欢期过去，人类就要冷静下来，对历史、对现实进行审慎理性的思考了。
　　文学是人学，真正伟大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许多对时代、对社会机制的隐喻和深刻的反思。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品。剧本《哈姆雷特》创作于1601年，正值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末期，英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此时的莎士比亚意识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严峻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在戏剧中通过描写各种对抗的社会力量的冲突来反映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正如英国文学史专家王佐良先生评论的那样：“他的喜剧中越来越加深的阴影是时代的阴影，而到了这个悲剧阶段，阴影变成了笼罩一切的黑夜。”
　　在整部戏剧中，哈姆雷特的主导动机就是为父报仇，这一点在哈姆雷特心中非常明确。其行为合乎道义，其本人也有能力完成复仇大业，但是最终却是母后误饮毒酒，国王、雷欧提斯及哈姆雷特都命丧黄泉的悲剧结局。导致悲剧的关键则在于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的“精神危机”。正是这一危机使他对复仇的目的和复仇的对象产生了怀疑，思想上的转变导致了行为上的延宕，最终酿成悲剧性的结局。
　　哈姆雷特的精神危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实的黑暗导致人文主义理想的动摇
　　哈姆雷特毫无疑问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错置时代，让古代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德国威登堡大学读书。哈姆雷特自然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洗礼，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中世纪的对宇宙人生的全新观点。他赞叹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哈姆雷特看来，他所生活的时代“人的美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但是，人文主義并非拯救一切的灵丹妙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是有害的。
　　诚然，人文主义在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来世主义”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想内在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个性自由，强调解放人的天性，但是如果个性自由不加约束地任其发展，必然会与社会伦理秩序发生冲突。
　　古希腊神话反映的是原始初民阶段的生活情状。其中天神乌拉诺斯与地母盖亚以“母子婚”的方式结合生下“提坦巨神”。巨神中的克罗诺斯与瑞亚又以“兄妹婚”的方式结合生下“奥林匹斯诸神”。如果按“人文主义者”倡导个性自由、解放天性的理论来看《哈姆雷特》这部悲剧的话，剧中人物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都符合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行为，都是人类天性欲望的表露。王后乔特鲁德与新王克劳狄斯的结合完全是出于自愿（至少在剧中看不出有胁迫的成分）。克劳狄斯杀死老国王登上王位的行为与第二代天神克罗诺斯杀死父亲乌拉诺斯而当上天神的行为没什么两样，也是权力欲望的表露。但神话毕竟是初民在人类社会初期现实生活的写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倘若文明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更迭的话，势必会出现极为严重的人类问题。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映。剧中的丹麦王国被哈姆雷特称为“一座荒芜不治的花园”“世间最差的牢狱”，这就暗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副作用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已经显露出来，反映了种种社会问题，如私欲泛滥、道德沦丧、社会动荡……对此，“人文主义”思想难辞其咎。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哈姆雷特，目睹了人世间的种种丑恶，意识到人类从“天神”到“凡人”的堕落，认识到“人文主义”理想在黑暗现实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此时的哈姆雷特也已由一位天真快乐的王子转变为一位忧郁悲观的王子。 　　在《哈姆雷特》这部戏剧中，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提出了著名的“哈姆雷特命题”（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这段经典独白正反映了此时哈姆雷特内心的复杂思绪：
　　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哈姆雷特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它代表人能够自己思考自己的未来命运了，但同样也暴露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副作用——哈姆雷特对自己的未来是抱有虚无思想的，他想到的未来不是光明美好的，而是死亡、毁灭的。造成这样的根本原因是“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间的矛盾”。处在这一矛盾中，哈姆雷特不愿放弃人文主义理想，但是眼前的黑暗又让他看不到光明的前途。因此，在这样的情景下，哈姆雷特不得不推迟复仇行动，转而思考这一矛盾的解决方法，但他又百思不得其解，寻求不到出路，内心痛苦万分，对其“重整乾坤”的大业也感到力不从心，从而想到了死亡。在西方，不论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运动初期，人们不大会想到“自杀”。前者是因为中世纪基督教会向人们灌输“原罪观念”，使人们视现世的人生为赎罪的一生，人属于上帝，不能随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后者则是因为“人”挣脱了“神”的枷锁，摆脱了教会的束缚，正对人生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正渴望尽情地享受生活，自然也不可能想到“自杀”。而哈姆雷特在这里考虑到了死亡，想到了毁灭。尽管此时哈姆雷特并没有打算放弃他的复仇大业，而接受现实苟活于世;但是，他毕竟动了“用一柄小小的刀子清算他自己的一生”的念头，只是他更多的是对于未知的死后世界的不安。在哈姆雷特看来，现实的人生是黑暗的，死后的世界也是可怖的。此时的他就像黑暗襁褓里的婴儿，既回不到过去的美好，也看不到将来的光明，在“生而不得生，死而不得死”的窘境中挣扎徘徊。
　　哈姆雷特行动上的犹豫不决正是其人文主义信仰发生危机的结果——现实沉重的打擊使得他对人文主义所热切赞颂的人和人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从而引发了“精神危机”。
　　二、欲望的放纵和信仰的缺失导致思想的茫然
　　尽管人文主义先哲受到新思想的洗礼，以辛辣的笔触揭露教会内部的黑暗与丑恶，但他们并非反对宗教信仰。从本质来讲，他们仍然是基督徒。基督教在他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当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旧有的基督教信仰常常在思维深处“悄然”影响着他们的抉择。正如徐葆耕教授所说：“这（指文艺复兴时期）是信仰断裂的时期——旧的信仰在衰落，新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理性尚未成熟。”因此在实际行动中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旧思想（信仰）的羁绊。哈姆雷特即是如此。
　　哈姆雷特是一个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英雄形象。他既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文主义者，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两种信仰在哈姆雷特身上常常发生矛盾冲突。哈姆雷特本人也常常被这种矛盾冲突束缚手脚，不敢贸然行动。哈姆雷特从小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对基督教所宣扬的天堂、地狱、死后世界的惩罚心存芥蒂。在克劳狄斯独自祈祷忏悔时，哈姆雷特是有机会杀死克劳狄斯的，但是哈姆雷特想到在忏悔的时候杀死他，他的灵魂会得到拯救而升入天堂，而哈姆雷特想让克劳狄斯进入地狱，得到应有的审判，因此为自己找了个借口，放弃了杀死克劳狄斯的念头。思想的矛盾冲突也导致了其行为上的犹豫、延宕，他的信仰中既保留有旧的基督教信仰，同时又有新生的人文主义信仰，但是二者常常发生矛盾冲突，而对于处于过渡时期的思想家们来说，正是这种思想的“二元性”导致了他们行动中的迟疑、犹豫、延宕。哈姆雷特在克劳狄斯祷告的时候没有杀死他，正是其基督教思想在作祟，或许主人公并未意识到——因为他是基督教徒，基督教教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抉择，只是他们对此习焉不察罢了。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个体意识（独立的思想），有追求真、善、美的本能。正如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所写：
　　真，善，美，就是我的全部的主题，/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真，善，美，过去是各不相关，/现在呢，三位同座，真是空前。
　　一个完美的人一定是“形体美”和“人格美”的统一。他懂得用理性克制自己的情欲，他不因欲望而蒙蔽了双眼，丧失对善与美的追求。换言之，只有当美同真与善统一于一身时候，这样的人才达到了“美”的极致。发生宫廷变故前，父王在哈姆雷特心中是无可比拟的贤明君主，母亲在他眼中是纯洁至圣的圣母。父母二人所组成的和谐美好的家庭深深影响着哈姆雷特。丹麦王国在哈姆雷特眼中俨然是一个有着明君执政、贤臣辅佐的“美丽花园”。那时的哈姆雷特就像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一样，相信人间的种种美好，他歌颂爱情、友情、亲情，真挚地热爱奥菲利娅，与挚友霍拉旭平等相待……然而这一切的美好皆因克劳狄斯“杀兄娶嫂”的恶行而改变，哈姆雷特就像被逐出伊甸园一样，流离失所，心绪茫然。他目睹了欲望的放纵导致人性的堕落的现实，人性之恶展现在他的面前。王后乔特鲁德由于信仰的缺失、欲望的放纵，在短短一个月内便背叛死去的丈夫，委身于新王克劳狄斯这个远没有丈夫高贵的杀人凶手。哈姆雷特心中关于“人”的理想自此陨落了。他斥责母亲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就钻进了乱伦的衾被;他甚至相信奥菲利娅尽管现在像冰雪般纯洁，但当情欲来袭时，也会像王后一样堕落的，因此奉劝她“你的贞洁应该断绝跟你的美丽来往”;他甚至认为连自己也是罪孽深重的，“我的罪恶是这样的多，连我的思想都容纳不下”。之前他所笃信的“性善”的观点此时全部转变为“性恶”的观点了。
　　正因为思想的转变，哈姆雷特的复仇行为也受到了挑战。按照他的逻辑，既然时代是颠倒混乱的，既然人性是丑恶的，那么克劳狄斯弑君娶寡嫂为妻的行为就不是个案——在颠倒混乱的时代，人人都有可能做出这种目无法度的事情。既然人性是邪恶的，那么杀死一个克劳狄斯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克劳狄斯倒下还是有千千万万个克劳狄斯存在。如此一来，哈姆雷特的复仇对象和目的就由最初的杀死克劳狄斯为父报仇，变成了反抗以克劳狄斯为代表的“人性邪恶”的势力，继而重整乾坤。换言之，他要解决整个人类的问题。如此一来，复仇的对象就模糊了：由克劳狄斯变成更严峻的人性问题，“人性的邪恶”成了摆在哈姆雷特面前最主要的对手了。莎士比亚关于人性丑恶的观点不同于中世纪，他认为“这是一种无可救赎的丑恶”。正因为在莎士比亚看来，这种丑恶的人性无可救赎，他也就无法为哈姆雷特寻找到一条解决的出路，哈姆雷特因此陷入“虚无之境”。心绪的茫然、忧郁、焦虑导致了行动上的犹豫和延宕。因为行为的延宕，哈姆雷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三、以非理性的姿态对社会、时代进行理性的审视
　　徐葆耕教授曾指出：“一切真正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不是民族自大狂，他们总能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巅峰上，超越民族的狭隘意识，在自己的作品中渗入对本民族的批评与自审。”时代的先行者大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在描摹一个时代的理想蓝图的同时必然承受着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哈姆雷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的时候，他变得疯癫。但哈姆雷特的疯癫并不是丧失理智、头脑不清的疯癫，恰恰相反，他正是在疯癫的非理性姿态下对现实进行着理性的审视与思考，他把现实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晰、透彻，对时代做着深刻的批判与预言。他发现了丹麦王国的“病症”所在，他发现了“人性”这一全人类的普遍问题，他在癫狂的状态下滔滔不绝地说着一句句真理。
　　剧中莎士比亚借奥菲利娅之口向读者描述了哈姆雷特的疯癫相：
　　哈姆雷特殿下跑了进来，走到我面前;他身上衣服完全没有扣上扣子，头上也不戴帽子，他的袜子上沾着泥，没有袜带，一直垂到脚踝上;他的神气是那样的凄惨，好像他刚从地狱里逃出来，要向人讲述地狱的恐怖一样。
　　这与之前奥菲利娅称赞的“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完全不同。哈姆雷特凭借这一疯癫相成功地骗过了许多人，让他们认为哈姆雷特王子是真的疯了。人们通常认为，疯癫即是思维混乱、精神不正常的表现。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不会过分在意一个疯癫者的言论，甚至不会主动与其对话，因此，对哈姆雷特来说，装疯无疑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有效手段。
　　福柯指出：“疯癫是人类最原始欲望的本能表现，是各种文化现象，社会力量迫害的结果。”哈姆雷特的疯癫是理想被现实击碎后导致的疯癫。戏剧一开始就暗示了丹麦王国种种恐怖的情形：
　　披着殓衾的死人从坟墓里出來，在街道上啾啾鬼语，星星拖着火尾，露水带着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噬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这类预报重大变故的征兆在我们国内也已经屡次出现了。
　　哈姆雷特回国后目睹了人世间的种种丑相，他一面相信人文主义者所宣扬的理想世界，一面又深陷泥淖不能自拔。面对这样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哈姆雷特想要匡扶正义，重整乾坤，但无奈势单力薄，力不从心。哈姆雷特不愿放弃人文主义理想，他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但面对强大的邪恶势力随时都有可能反噬新生的“人文主义”的严酷现实，他不知所从，只能含沙射影地诅咒社会现实，滔滔不绝地发表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怒，这也就决定了哈姆雷特更像是一位深邃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位鲁莽的行动家。
　　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早期的莎士比亚也是一个乐观快乐的人文主义者，年轻人的字典里充满着“希望”与“活力”。他的早期作品基调是轻快的，在诙谐幽默的气氛中轻松地表现出追求快乐生活，反对“禁欲主义”的“人文主义”主题。创作中期的莎士比亚目睹现实社会的黑暗，对人文主义理想进行反思，剧作风格变得悲愤沉郁。在其创作生涯的晚期，莎士比亚尽管仍然歌颂人文主义理想，但作品大多带有传奇色彩，常常借助神奇力量解决冲突，调和矛盾，作品呈现出高妙远逸的奇幻色彩。尽管如此，莎士比亚仍然毋庸置疑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这部戏剧中所表现的是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总结和反思，其目的当然如剧中的哈姆雷特一样，希望“重整乾坤”。莎士比亚对于人文主义的批判也并非是要全盘否定，而是想结合他所在时代的社会现实对“人文主义”思想进行反思，正如他在戏剧《李尔王》中的发问：“谁能告诉我：我是谁？”但由于篇幅有限，笔者未能将本文观点放在更广阔的莎士比皿“人文主义”思想发展史中去探讨，未来将作进一步深入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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