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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欲望与道德力量:细读《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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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酒后》是凌叔华创作的小说,丁西林将其改编为同名戏剧。两部作品在情节、人物、结构上都较为相似,都围绕男女间的欲爱、婚姻和人生的矛盾与困惑展开,表现女性解放有着欲望与行动的背离、情感与理智的矛盾,特别是有着看不见的男权之手的操盘,所有的爱情冲动和表演都不过是一场喜剧,甚至是人生的巨大悲剧。由于作者的人生经验、思想感受的不同,特别是对新文学文体认知和实践的差异,也就在主题思想和艺术力量上显出了高低和不同。
  关键词:《酒后》 女性解放 文体差异
  这里的《酒后》指凌叔华小说和丁西林的同名独幕剧。1924年12月,年仅20岁的燕京大学在校学生凌叔华在《现代评论》第1卷第5期上发表了小说《酒后》。丁西林读了小说后,觉得“意思新颖,情节很配作一独幕剧”,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受了那篇小说的启示”(丁西林:《酒后》,《丁西林剧作全集》(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根据小说改编成同名独幕剧,1925年3月刊于《现代评论》第1卷第13期,并在北京同时上演。两部作品基本情节相似,写了“酒后”发生的一段生活小插曲。人物也完全相同,一对夫妇和他们的朋友。结构设置亦甚一致,借助情节突转,表现人物心理冲突,进而呈现女性在爱情、婚姻和人生上的矛盾与困惑。
  小说:爱欲游戏与望梅止渴
  小说的情节相对简单,选取了一段生活细节。一对夫妇永璋和采苕,加上一位客人。客人子仪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他是小说中的沉默者,但对故事情节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故事发生在一次晚饭之后,三个人似乎都醉了,男女主人公仅有些微醉,客人子仪却醉卧在客厅的大椅上睡了。妻子采苕痴迷于醉卧中的子仪,丈夫永璋则温情地赞美令他心醉的妻子,还执意送她礼物,于是,三人间形成一个链条环,妻子喜欢客人,丈夫喜欢妻子,只是客人是沉默的。妻子采苕借机有了亲吻子仪的冲动,她把想法坦诚地告诉了丈夫,并希望得到他的同意,理由是你爱我,那也应同意我的选择,包括亲吻另一个男人。丈夫最初不愿意,但他爱妻情切,在采苕的一再坚持下,他答应了。得到了丈夫许可的妻子走向了子仪,谁知她却在刹那间打消了念头。故事也就戛然而止,留给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
  还是回到文本中去。小说写“夜深客散了”,客厅椅子上醉倒着一个30多岁的男子,“酣然沉睡”。旁边的一对青年夫妇,享受着屋子里“沉寂甜美的空气”。女主人采苕似乎是家庭的支配者,从头到尾都有女性的细致和温柔。这时,她关心起客人子仪来,想给他盖上毯子,还叫丈夫把客厅的电灯灭掉,好让客人睡得安稳些,以免灯光晃了他的眼。更为直率的是,她还叫丈夫替客人子仪把鞋脱了,让他睡得更舒服些。她还提议他们一直守在客人身边,等他醒过来。妻子发出了这一连串支配性命令,丈夫永璋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是对妻子的一言一行充满着欣赏和赞美。连妻子采苕一边关心客人一边发出感叹“这里的大椅比他家的床还舒服多呢”,“他的家庭也真没味儿,他真可怜”时,丈夫也似乎毫无觉察,没有一丁点迟疑性反应。妻子所说的“床椅”“家庭”“舒服”和“可怜”等显然带有暗示性和倾向性。丈夫是一个性迟缓反应者,但丈夫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客厅里只一盏昏暗的灯,壁炉里的火发出橘红色的柔光,几上的盆梅散出温馨甜醉的香味。他们互相依偎在一起,在那里窃窃私语。丈夫陶醉于家庭的溫馨与和谐。他有“天仙”般的老婆,有如“纯美之宫”的房子,还听着“灵府的雅乐”,享受“销魂的香泽”,于是感叹道:“如此人儿,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怎样能不整个人醉起来呢?”永璋是一个粗心的诗人,善于自我陶醉。妻子采苕却与他并不同调,她的心思始终放在客人身上,不时“望着那睡倒的人”,担心“他今天可真醉了”,还提醒永璋“说话小点声音”。面对永璋的赞美和唠叨也是“听而不闻的样子”,甚至制止他不要再说下去了,即使是枕在永璋的肩上,她的目光还是“望着那边睡倒的人”。人们常说,言为心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妻子采苕的说话和眼光已经完全暴露了她的心思,但丈夫永璋并没有注意到妻子的心理变化,还在那里“滔滔不绝”,“余兴未尽”,赞美妻子采苕有如“仙子下凡”,人美心灵也美,“若是有人拿一个王位来换,不用说我这个爱人,就是这屋里东西,我一定送他进疯人院去”。自己说到兴奋处,还表示在新年来临之际,想给老婆送一件礼物,感谢老婆给予他的“荣耀和幸福”,老婆“想要的东西,花钱我是最高兴的”。
  但是,老公的赞美却没有得到妻子的回应,她“仍望着那睡倒的人”,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客人子仪“正睡的沉酣,两颊红的象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实在平常采苕没看见过。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有过象酒后这样温润优美”。妻子眼里的客人是一个高颜值男人,面若桃花,美如乳酪。她被他的颜值征服了,怔怔地望着,脸忽然热起来,直接回应永璋所赠礼物之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答应我一样东西……只要一秒钟。”永璋却爽快地回答:“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一样。别说一秒钟,千万年都可以的。”采苕提出了“想闻一闻他的脸”。永璋却大感意外,怀疑采苕喝醉了。采苕接着说出了想吻他的理由:“我自从认识子仪就非常钦佩他;他的举止容仪,他的言谈笔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她将自己的真实想法掩藏起来,而以惜才爱才为理由,因她也“爱好文墨”,早就崇拜他的文采,还同情他那不如意的婚姻,他有“一个毫没有情感的女人”,有“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钱的不相干的婶娘叔父”。这时的丈夫却有些犯傻,他还为妻子提供证据,说客人子仪曾羡慕自己的婚姻,称赞过妻子采苕的美丽,他也知道妻子采苕对客人子仪的爱慕,只是不知道有这般的“倾心”。可见,丈夫的态度并不十分强烈,采苕进一步发出诉求,说“愈看他,愈动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有意识地混同情感与欲望,以获取丈夫的同意,并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你一定得答应我。”丈夫永璋此时“很为难”,但并没有任何愤怒,而是希望她能换一个其他请求。妻子采苕却很聪明,她将自己的愿望和永璋对自己的爱等同起来,“你是最爱我的”,“应允我这要求”,何况“你也非常爱他”。这是采苕的思维逻辑。你爱我,就应该允诺我,包括对他人的爱,加之我爱的也是你所爱的。显然,采苕在这里忽略了“爱”的不同指向及含义,有夫妻和朋友之爱的区分,有情爱和欲爱之别,二者不能等同,但采苕将它们等同了。这时的丈夫似乎才觉醒过来,他说:“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你可以去“爱我的朋友”,但“不能允许你去和他接吻”。采苕继续申诉自己的愿望:“只要去Kiss他一秒钟,我便心下舒服了。”她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心里舒服”,成了一种心理情绪和感觉,可见妻子的索吻之举也不过是一场心理冲动而已。果然,在妻子的再三要求下,永璋也同意了。小说没有写永璋同意的理由,也许是出于他对她的爱,也许是他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在得到丈夫的同意之后,“她站起来走了两步,忽然又回来拉永璋道:‘你陪我走过去。”’永璋拒绝了陪她的要求,理由是“如果陪了去,好像我不大信任你似的”,采苕却感到“心跳的厉害”,希望丈夫“不要走开”,她轻轻地向子仪走去,“愈走近,子仪的面目愈清楚,采苕心跳的速度”愈快,等她走到大椅前,“她的心跳度数竟因繁密而增声响”,这时,她的“脸上奇热,内心奇跳”,“怔怔的看住子仪,一会儿她脸上热退了,心内亦猛然停止了强密的跳。她便三步并两步的走回永璋面前,一语不发,低头坐下”。永璋追问她原因,她回答说:“没什么,我不要Kiss他了。”
  小说细致地描写了采苕的心理变化过程,从心跳速度“愈增”到“繁密”,直至“猛然停止”,从“轻轻”地“走近”到“怔怔的看”,直到“三步并两步”返回,“一语不发,低头坐下”。是什么阻止了她的Kiss行为呢?在没有得到永璋的同意之前,她的愿望和理由是多么强烈和充分,在得到丈夫同意后,她行动了,一旦走到子仪身边,却突然终止了自己的行为,像做贼一样收手。永璋询问其原因,她只回答“我不要”。她是不想要,还是不敢要,抑或是不能要呢?“要”和“不要”都是一种心理情绪和愿望。她也许意识到了对朋友的喜爱不等于就要发生身体之吻,或是由于心理的紧张、害怕以及不可测的顾虑,或是走近后看到真实,冲动情绪消失而放弃了Kiss愿望。它们纯粹是生理或是心理反应?抑或也有道德的自觉和理性的生长?小说着力揭示了夫妻与朋友、自然与伦理、爱情与同情的微妙关系。它写的是夫妻生活里的小插曲,但却折射出丈夫与妻子内心的唯美主义,他们满足或追求生活的浪漫情调,丈夫自我陶醉,有小资情调,妻子心理虽泛起涟漪,骨子里却有传统守旧的一面。妻子被丈夫宠爱着,有点小任性,追求生活小刺激,想来点爱的小游戏,但终究只停留在望梅止渴的程度,真到了行动时却卸盔丢甲,自动投降。它表明“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男女对异性之爱的认同和追求,试图越过婚姻的规约而体验一吻之爱,但无形的传统伦理却将其拉回到现实生活。Kiss不过是说说而已。这也不能完全怪女性,传统的心魔太强大了。
  戏剧:权力博弈与螳螂捕蝉
  丁西林的戏剧《酒后》与小说有了较大变化。在主题设计上,它对女人解放的男性制约有独到发现,由此表现了婚姻、家庭与爱情的纠葛,探讨了个人意志和社会规束的复杂性。小说中的夫妻充满着浓浓情谊,丈夫陶醉于生活的美满,妻子也单纯有怜悯心,虽有一场爱欲游戏却发乎情而止于礼仪。戏剧则有大的突破,它着眼于夫妻之间复杂的心理矛盾和思想冲突,并对生存与生活、婚姻与爱情、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限制、隐私与公开等展开了论辩和思考。
  戏剧《酒后》一开篇就设计冲突,一个青年女子(也就是妻子亦民),一手拿了茶叶瓶,一手拿了一条毯子,进到屋里来。她先把毯子放在靠近男子的一张椅子上,带着茶叶瓶过来,直接叫丈夫荫棠给椅子上的客人把毯子盖上。这时丈夫却装得很为难:“你比我盖得好。”妻子却不甘示弱,回看了丈夫一眼:“你以为我不敢吗?这有什么稀奇?做给你看看!”重新取毯子并盖在了客人身上。戏剧开篇,夫妻间就充满了火药味,妻子给人以干净利落的印象,她赢了第一场。丈夫一招失算,把不满情绪发泄到客人身上,想叫醒他,“喝点茶睡觉去”。这却激起了妻子的不满,“我教你不要叫醒他,让他睡一会儿”。这里使用一个“我教你”,支配权在妻子手上,似乎有些霸道。但她对客人的过分关心,也让丈夫有些生气,感到了不公平,“你让他舒舒服服的睡在那里,要我辛辛苦苦的坐在这里等他”。“舒舒服服”和“辛辛苦苦”,这是丈夫对环境的感受和抱怨,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妻子关心客人有她的理由——“喝醉了酒,你没有喝醉酒。——你们几个喝他一个”。丈夫立马加以更正:“喝你们两个。”丈夫有意识把妻子和客人说成“你们”,他对妻子与客人非同一般的关系早有察觉。妻子并没有注意到丈夫话中有话,只是补充说自己只喝了半杯酒,丈夫却不依不饶:“你没有喝酒,你帮了他讲话。”帮他说话,说明妻子在客人面前兴奋异常,喜形于色。丈夫从开始喝酒就已生嫉妒和不满。也许出于嫉妒,他竟“躺在她的怀里”。妻子没有坦然接受而生怨怒:“他睡在一张椅子的上面,你睡在——一个女人的怀里。”于是推开了他。丈夫再生一计,请求可否抽烟,妻子也断然拒绝。故事进展到这里,妻子似乎是挑战者,有独立的支配权,丈夫虽情绪不满,但也只能接受现实。他也看穿了妻子的内心想法,开始揶揄她:“什么都好,就是这一点,有点美中不足。”这显然是丈夫的反语,妻子却中计了,将丈夫平常的抱怨和盘托出:“美中不足的地方多得很,屋子不舒服,饭菜不合口,太太不漂亮。”这却激怒了丈夫,被他理解成是妻子在客人面前的“得意”和“自负”,而对妻子更加冷嘲热讽。他以哀怜口气反话正说:“我时常的想,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享受这样的一种幸福,我只有感谢上帝,再也不敢有一个非分的欲望。不过我有一件事,我死的时候,我要立在我的遗嘱里。”妻子没有丈夫的机智,关心起丈夫所说“遗嘱”一事。什么事呢?丈夫想做一个大箱子,装一箱子的烟,放在棺材里,还发出感叹:“这是天堂的生活,这是仙宫的生活,然而这是人的生活。一个人既然生在世上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最少要有一天——一点钟——一忽兒?”显然,他对妻子禁止他抽烟非常不满,更对妻子关心客人心生愤怒。这段话被丈夫说成“遗嘱”,可见现实里他已忍耐很久了,没有所谓的“天堂的生活”和“仙宫的生活”,甚至没有过上“人的生活”,表明他已对现在的生活产生了不满,心理也失去了平衡。
  妻子却不知丈夫的怨怒,顺着丈夫的话题发表自己的高论:“我想世界上什么幸福都是假的幸福,只有爱的幸福,是真的幸福。”丈夫也将计就计,诱使妻子发表了她关于“幸福与爱”和“生活与生存”的看法。妻子认为:“一个人在世界上,要有了爱,方才可以说是生在世上,如果没有爱,只可以说是活在世上。”“有了爱,他就觉得他是人类的一个”,“这个世界也是他的”,他推己及人,希望大家幸福,也能感觉到大家的痛苦,“这样方才能够叫生在世上”。“如果没有爱,他就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旁观的人,他是他,世界是世界”,他虽然要吃饭,要穿衣,要睡觉,不然就会饿死、冻死和累死,它们“都不过是从怕死来的,所以只好叫做活在世上”。妻子滔滔不绝的宏论,可概括为两点:一是有爱才有真正的幸福,二是有爱才算生在世上,没有爱只能是活在世上。这样,在妻子眼里,“爱”是幸福的前提,是区分“生存”与“生活”的尺度。妻子意犹未尽,继续发表看法:“一个人如果没有爱,不知道爱,那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妻子话中有话,意有所指。丈夫开始反击,认为没有爱和不知道爱都还不是最可怜的人,“最可怜的人,是他知道爱,没有得爱,或有得爱,社会不容他爱的人”。显然,丈夫既将妻子“爱与可怜”之说引向了深入,还将自己和客人纳入了可怜之人,指向具体目标,还可试探出妻子到底“可怜”谁。妻子上当了,反问他:“你是说芷青,是不是?”她明知故问:“为什么没有人爱他?”丈夫回答干脆:“因为他结了婚。”妻子毫不顾及丈夫的感受,说出了自己的隐秘想法:“结了婚!那算得数吗?他就没有和他的太太同住过。”在她看来,爱是不受婚姻约束的,何况客人只有形式上的婚姻。这就印证了丈夫的猜疑,故事也发生反转,丈夫就爱情与婚姻发表一通传统之论:“中国的女人,只要结婚,不管爱不爱的。”“婚姻是一个社会的制度,社会制度,都是为那一般活在世上的人设的,不是为那少数的生在世上的人设的。”丈夫回应妻子“活在世上”与“生在世上”之论,还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多数”和“少数”,特别指出了“爱与婚姻”的区别。妻子上套了,继续发表时代之论:“婚姻的制度就应该打破。”丈夫则有自己的态度:“从前的人,以为结了婚就是爱,那已经受不了;现在有不少的人,以为不结婚就是爱,那更加受不了。”妻子同情客人受婚姻之累而“孤单的过一生”,丈夫给出了解救之法,只有解除婚姻才能重新结婚,但离婚的方法却很不人道。如果他太太不同意,只好“毒死”她,或者用“不能生小孩子”“精神病”等理由“赶走”她,“方法虽然不同,目的是一样”,这是“一般活在世上的人定的规矩”。丈夫说出了残酷的现实,还将其上升为“活在世上”的人生哲学。   这样的“现实”完全出于妻子的意料之外,她无以应对,只好说“我实在非常的可怜他”。夫妻围绕“幸福、爱与婚姻”关系发表了各自看法,妻子活在个人情感世界,多停留在理论上,丈夫则老练世故得多,不但有理论思考,更有现实经验,高下之分已出来了。他们在行为支配与话语权力的争夺上,丈夫赢回了话语权。角色关系也开始转变,丈夫从生活抱怨者转向控制者,妻子则步步后退,直至成为被支配者。针对妻子对客人的“可怜”,丈夫直接回答:“用不着可怜他。他虽然没有得到爱,但是他不是仅仅的活在那里,他还生在那里。你不要因为看了他的外表很镇静,很凉淡,以为他失望。他的内部,有把火在那里烧着。我们虽然看不见那火焰,可是我们时常看见他喷出来的火星子。”同是男人的丈夫似乎比妻子更了解客人,同时把妻子关于“活”与“生”之说引向深入,“活”的背后也有“生”,看人不能只看表面。丈夫的导师身份显露出来了。他以猜测和教训的口吻指出妻子心中的理想男子:“意志很坚决,感情很浓厚,爱情很专一,不轻易的爱一个人,如果爱了一个人,就永久不要改变。”丈夫所指之人实是他自己,意在矫正妻子的男人观,重建她的理想男人模式。妻子虽不以为然但又不置可否,她已无法与丈夫平等对话,就自然默认了丈夫的假设和教导。
  这时,戏剧设置了一个细节,妻子想找自己的手绢,由此想起丈夫曾经允诺送她礼物,于是,她“脑中生了一个异想”,不要丈夫送礼物了,而向丈夫提出了一个突兀的“要求”:“芷青睡在那里,你让我去吻他一吻。”丈夫“笑着”断然拒绝了她:“那是不应该的。”妻子陷入情绪化:“为什么不应该?难道一个女人结了婚,就没有表示她意志的自由么?就不能向另外一个男子表示她的钦佩么?”她将个人“要求”上升为自由意志,推测丈夫“吃醋”了,于是与丈夫讨论起爱情的“信任与嫉妒”问题。妻子认为“真正有了爱情,是不会吃醋的”,因为“两个人彼此有了绝对的信任,方才能够有真正的爱情。有了绝对的信任,就不会有吃醋的事发生”。妻子的理论是:绝对的信任=真正的爱情=不吃醋。丈夫认为“真正有了爱情的,是不会吃醋的;真正没有爱情的,也是不会吃醋的”,“只有那真正有了一半爱情的,最会吃醋”。丈夫将妻子的“绝对”“真正”论变成打折论,还巧妙地转移话题,“不要把吃醋说得这样的要不得,吃醋也有吃醋的味儿。一个女人如果完全不吃醋,那就和一个男人完全不喝酒一样,一定干燥无味得很”。丈夫似乎更懂得生活的乐趣,也将难题再推向妻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她的“信任”论“将”一军:“如果我要和一个女人接吻,你答应不答应?”妻子只好说答应。至此,妻子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只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要得到我的允许,当着我的面。”丈夫又将她一军:“当着你的面,我去和谁接吻去!那还有什么意思?”妻子只答应丈夫在她面前去和一个女人接吻,丈夫却感到没有“意思”,为什么?丈夫心中的“有意思”在于情欲的宣泄,在于“越轨”的偷情,而妻子当着丈夫面的接吻不过是一场游戏,多同情和施舍,少情欲成分。妻子再次请求,这时,丈夫也“看出她真有那个意思”,反问她:“你真的想去和他接吻吗?如果你真的想去和他接吻,我立刻答应你。”狡猾的丈夫将选择权抛给了妻子,让她获得了表面的胜利,让螳螂去捕蝉,殊不知黄雀却在后,让妻子陷入意气用事、不负责任的处境之中。
  文体之别:人物关系与矛盾冲突
  《酒后》小说和戏剧形成互文关系,但因文体差异,表现手段也不同,在对话与台词、环境(场景)与动作上也有不同偏重。戏剧更多强化了故事的矛盾和冲突,虽然它的故事情节与小说基本相似,但戏剧主要是围绕矛盾展开,有关小说关注的家庭氛围在戏剧上都做了背景处理。“一个冬天的深夜,一间华美的厅屋。喝醉了酒的一位客人,睡在一张长的沙发上。一个年近三十岁的男子,坐在桌旁削水果。桌上除了水果碟子、茶壶、茶杯之外,还有一个烧水的小洋炉,下边的火正燃着。屋内非常的幽静沉寂,只有水壶里发出细微蚩蚩的声音。”戏剧台词比小说的对话更为精粹、成熟,更显个人化和动作化,潜台词也极丰富,有助于表现人物的内心矛盾。同时,戏剧还给人以机智幽默感,充分发挥了人物动作的作用,由此暗示人物心理,拿捏得还比较准确细致。当然,小说也发挥了它的优势,如环境渲染、语言的抒情性,等等。总之,戏剧在冲突设计、哲理思辨和语言个性上,更显成熟和独到。当然,没有小说《酒后》也就没有戏剧的可能,丁西林的戏剧改编借力于小说这根拐杖,但它最终还是独立行走了。
  在主题设计上,剧本涉及的话题比小说开阔,它将“爱情”与“婚姻”、“意志”与“制度”以及“生活”与“生存”等论题推向了理性思辨,借此表现人物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和冲突,有别于小说仅仅在人物情感和情绪上展现矛盾纠葛。就人物关系而言,戏剧也有许多变化,特别是妻子的家庭地位和话语权的变化,小说中的妻子采苕是故事的推动者和动作发出者,剧本中的妻子则处于被调侃和试探的位置,与丈夫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小说里的采苕却一直享受着丈夫的温情。丈夫形象和作用也有变化,同样爱着自己的妻子,小说里的永璋对妻子一直取赞赏眼光,真诚相待,多含幸福和自豪;而戏剧中的丈夫荫棠占有主动权,不时以男性权威逼迫妻子步步后退,直至让妻子陷入无还手之力的尴尬处境。丈夫虽然答应了妻子的要求,但已没有了永璋那份对妻子的体贴和真诚,而有揶揄、为难心态,最后使妻子胆怯而无所作为。小说中的妻子最后放弃“一吻”行动主要是出于她自己的个人原因,来自无形的传统压力,戏剧中妻子的放弃则受制于丈夫有形或无形的控制。荫棠坚持要在妻子吻芷青之前离开客厅,“我给你绝对的自由”。表面上,他表现出一种大度和坦然,实际上,他已经完全看穿了妻子内心的软弱,他装出的所谓“大度”姿态反而给了妻子巨大的压力,让妻子在感情和心理上都处于被动和依附地位,迫使她放弃了行动。
  小说中的采苕在得到丈夫的信任和鼓励之后,便径直走向了熟睡中的子仪。她想吻一下子仪的动机也比较简单,主要是被酒后酣睡中子仪的容貌所吸引,加之同情他的婚姻遭遇。剧本中的妻子亦民在与丈夫荫棠争辩一番有关爱与生活、婚姻制度等问题之后,认为没有爱的人生是最可怜的人生,感觉那个可怜的客人其实是很温和的,并不像她刚认识他时那样怕他,于是“脑中生了一个异想”,还“靠在桌旁,想了一回”,证明她从开始就是有顾虑的,然后她向丈夫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的决定有情感上的冲动,也有践行她幸福观的期望。表面上,妻子有言论自由,行动上也比较大胆,但在与丈夫的几番论辩后,她分明感受到自己在话语上的劣势、在现实经验上的不足,她已陷入丈夫的话语控制之下,处于被动和尴尬地位。即使得到了丈夫的同意,她也很犹豫和胆怯,担心客人芷青如果知道了她的想法和行动,她会有更多的为难之处。这时,丈夫荫棠完全看出了妻子的胆小,还大度而“镇静”地给她支招:“如果你不要他知道,你轻一点儿,如果你要他知道,你就重一点儿。”丈夫的“大度”有他的矯情、虚伪和心计。他想在妻子亲吻客人之前就势离开客厅,说“现在让我走开”,妻子变得更为紧张:“你不要走!你为什么要走开?”丈夫完全掌控了妻子的心理,他不无“自豪”地回答:“刚才你说,你对我有信任,所以我可以当着你的面和一个女人接吻;我对你,更信任”,“你和一个男人接吻的时候,我可以走开。”丈夫再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她彻底击败,让她缴械投降。妻子走了几步,停下了,“有点怕”,丈夫却开始鼓励她:“不要怕,鼓起胆子来,去啊!”妻子“鼓起胆子,毅然向那张睡了人的沙发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提出要丈夫和他一块儿去。丈夫胜利了。他指责妻子“这样的无用!”她又走了几步,还是“站在沙发旁边犹豫”。这时,丈夫却“偷偷的”走到门口,大声说:“我给你绝对的自由唉。”妻子听到丈夫要离开时大为吃惊,更加慌张,大声地叫荫棠回来,恰在此时,客人芷青被吵醒了。妻子就无法实现亲吻客人的行动了,丈夫重新走进客厅,看见客人坐了起来,而以“大失所望”的神情故意提起这件事,“这可不要怨我,这是你自己”,丈夫表面上在推卸责任,实际上是想在客人面前让妻子难堪。他利用妻子的害怕心理,担心被客人知道她的“想法”,借机捉弄她,试图将她想亲吻他的念头和行为告诉客人,增加她的心理负担和道德羞耻感,让她更加抬不起头来,更便于控制她。戏剧以妻子狼狈地阻拦丈夫的“泄密”结束,“萌棠!不许说!”丈夫却要“一字一字的”说,有一个人“……正……想……要……”妻子更着急了,赶紧“掩住他的嘴”,再次哀求丈夫“不许说!”客人似乎对屋内发生的一切,“一点也没有觉到”,他主动端茶到丈夫面前请他喝茶,戏剧落幕了。
  故事很有戏剧性,妻子追求有个人意志的“爱”瞬间就倒塌了,她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也立即发生改变,给人以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胆小鬼形象。丈夫最终虽没有说出她的秘密,但在道德和心理上却“羞辱”了她,斩断了她的非分之念,从此让她抬不起头来。客人的毫不知情也让她的“一吻之恋”产生了喜剧效果。丈夫的嘴虽被妻子暂时堵住了,但并不能保证丈夫以后不在客人面前说出来。此时,丈夫也没有再坚持和反抗,而接受妻子的劝告,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也不需要再说什么,就已经划出了道德红线:妻子不可再有非分之想,丈夫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戏剧表现了男人的胜利和女人的失败,留给观众的印象是,丈夫潇洒又机智,女人则胆怯又虚弱。丁西林的戏剧也隐含有他的女性解放思想,也许在他看来,女性思想上的解放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行动上的解放,她们是虚弱的,虽具有独立的思想,但还不具备独立的行动。在她们追求解放的过程中面临着男性的压力,特别是婚姻制度的规约。女性是理想主义者,她们可以胡思乱想,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男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有理论优势也有经验支撑,他们才是女性解放尺度的制定者。
  相对而言,戏剧比小说对“五四”时期女性解放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揭示得更为深刻和独到,小说主要表现了女性的道德规范和情感欲望的矛盾冲突,这不乏作者的个人体验和看法,这样的经验和感受也不完全是“五四”时代所赋予的。凌叔华曾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努力‘前进’的作家,我向来不曾努力追随当代名士摇旗呐喊,表示前进思想,也不曾腆颜写些媚世文章”,“我的作品,专为中国妇女儿童的思想报导,一点不受时代思想的传染。”(凌叔华:《凌叔华小说集序》,《凌叔华文存》(下),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90-791页)。所以,小说以叙述趣味见长,剧本则有时代理性的哲思。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都呈现了“一吻之爱何其难”!难在哪儿呢?难在女性的心理和思想,难在男性权威的控制和社会制度的规约。女性虽具有一定的个性解放欲望,但经与男人的博弈之后,最终还是被婚姻所收编,一吻之爱不过是一场游戏。螳螂要捕蝉,黄雀却在后,偷鸡不成有可能倒蚀一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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