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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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所起到的启蒙和借鉴意义是深远而长久的。很多后来的忠实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但是，他们最终都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无奈而深情的诀别，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究其深层的原因，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孱弱性;启蒙
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潮西学东渐的巨大变革中，中华文明逐渐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张力。从文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外来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在本土化的进程中，难免会与根植在该民族深层价值观中的认识架构形成冲突，或者发生一些无可避免的交集。这也就导致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以绝对客观公正的姿态来接受、了解一个新事物的本质内涵，我们所能理解的，也是其在本土化过程中的独立成体的横切面，直至这个新事物最终的彻底融入社会中。而无政府主义，以及后来受到近现代知识分子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就存在着一种承袭与冲突的内在联系。作为前马克思主义时代，在中国风行的各种外来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一种政治思想，无政府主义无疑对于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彻底告别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这一重要的思想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无政府主义是如何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进行铺垫，以及最终让位于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主张反对一切强权、废除所有国家机器、追求平等和自由的思潮，对于任何一个饱受压迫和欺凌的民族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的。而它正是把关注点放在满足人们这种满足自我，实现公平的美好愿望的形式上，才使得它在近代中国会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工业发展缓慢，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构成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流传提供了深厚的阶级土壤。”[1]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广大小农阶级占据着经济主体地位，腐朽政治的孱弱性和小农经济的小生产性、落后性，都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此外，新文化运动调动了全民对于外来思想的极度热潮，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都希望能寻求到一种真正改变中国社会、实现民族解放的思想，这个时候，无政府主义就凭借其“鲜明的外壳”获得了广泛性的推崇。究其原因，还是危难的时局，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放弃了较为理性的思考，以一种超越时代条件的思维去改变中国的现状，将主观诉求的辅助性地位代替了客观实际的基础性因素。
无政府主义，主要有两个源头，就是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极为冲突的两个方面，使得它难以在西方社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反而成了一种具有社会哲学性的启蒙意识。但是，无政府主义却在中国发挥出其政治价值，在中国特色的框架下略微显露出它原有的面貌，这也是令西方人感到惊异的事情。
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个人主义，主要体现在其对于国家机器的态度，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处理。无政府主义指出：凡是国家机器，就必然存在着压迫，存在着社会分配的不公。从其发源地点和时代来看，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已经暴露无遗了，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权就象征着对广大平民阶级的一种剥削，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社会条件如此，也就决定了无政府主义无法跳出资本主义的环境，预见崭新的国家建制，无法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未来进行规划。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很大概率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在国家占统治地位，并且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概念之中，无法在现实中，因而，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自我背反的，只能存在于旧制度的实体，存在于人民的理想中的一种抽象社会意识。因为其无法被人们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物质力量，其最终被取代的结局也是可以预见的。
但是，无政府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相衔接，对于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青涩却又珍贵的启蒙。
首先，无政府主义明确区分了等级和阶级的概念，而这一点，是以往的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所无法洞见的。改良主义所秉承的，仍是儒家的传统天命观，社会中人们各司其职，并无差别之分，有的只是贫富，贵贱之分。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所说的最为透彻，人生而就是痛苦的，因为世间存在“九界”，只有把这“九界”全都打破，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而民主主义呢，孙中山认为的社会阶层，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大资本家与小资本家之间的差距。并且，中国的阶层之间的差距与外国相比，可以是忽略不计的。他将发展资本主义作为拯救民生的方法，对于其剥削手段的认识自然是不够的。这两者，都没有正确认识到对于阶级划分的正确方法，都是以贫富差距这一显性因素来描述，对于其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却是避而不谈。因为触及这方面的论述，就必然带有自我批判的性质，而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追求自我完整，或者更本质地说，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剥削基础上的一种无法构筑广泛群众基础的家国理想，是经不起推敲的，其理论的孱弱可见一斑。
其次，无政府主义正式地将人民的地位抬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以往的学说和经验，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完善与修复，他们依赖的也只是自己的力量，与广大人民群众是严重脱节的。无政府主义，它既没有采纳古老的君权神授的思想传统，也摒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个人英雄主义，当然，这里的摒弃也是不彻底的，毕竟它还是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但是，它在对于社会进行结构性的改造时，从国家构建，到社会群体，再深入到家庭乃至每一个个体，这种扎根到最底部的变革，或者说是一种形式的革命，却已经突破了资本主义的框架了，从历史进程上来看，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不得不说，这与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是遥相呼应的。这样一种思想，是在不断挖掘群眾间隐藏着的社会力量，是一种站在时代前沿的洞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与行动方案具有一定的执行力，即使忽略其科学性的贫乏，也能够在一个小农为主，且有着悠久的群众革命传统的国家，引爆一场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新式革命，进而改变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无疑，这种思潮的独特借鉴意义和历史价值，是值得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社会运动学家所思考的。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本质性的一点。无政府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是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远意义的核心。外国传来的政治思想，大多带有着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以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为两大流派，左右着众多的思潮涌动。但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发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却最终发展至与该阶级的彻底决裂，以一种彻底的自我否定的形式，来追求自我解放与社会公平。同时，它也前瞻性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实质，从经济基础着手，点明了生产资料的不合理分配才导致了剥削的存在，只要资本制度存在，这样的格局就无法消解。因此，出于一种对于自身力量弱小的惶恐，以及对于生产资料均等化的强烈诉求，无政府主义者便寄希望于以一种制度的幻灭，来满足他们无所依赖的空虚感。但是，他們的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反对，具体来说，是反对大资本主义，反对大资本家对于小资本家的压榨和欺凌，本质上并不包括无产者。出于阶级力量的局限，以及无产者与小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均等化的共同利益指向，他们才会以一种隐晦的形式，向着自己进行着颠覆性的毁灭。可以推测，倘若资本主义被推翻，大资本家被消灭后，这些小资产阶级就会逐渐成长起来，成为新兴的大资本家，成为他们曾经斗争的敌人。这样一种反复无休止的社会更迭，无疑是低效和不切实际的，但就其借鉴意义而言，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所起到的启蒙和借鉴意义，是深远而长久的。“毛泽东的走向马克思主义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无政府主义作为桥梁与媒介的。”[2]很多后来的忠实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但是，他们最终都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无奈而深情的诀别，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究其深层的原因，还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无政府主义打开了近代中国人的视野，使他们能够脱离资本主义的羁绊，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是，由于其在现实的乏力，先进的思想家必须出于拯救民族危机的要求，选择了科学而有力的马克思主义，而将无政府主义，这一曾经陶冶了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之花，深藏在心底，希望能够通过一种隐喻的方式，让它在现世生根发芽。
参考文献：
[1] 侯惠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
[2] 尚庆飞.短暂的启蒙与深刻的印痕[J].现代哲学，2018（02）.
作者简介：郭思远（1999—），男，江苏徐州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园林景观设计。
杨含（1987—），男，江苏安徽人，硕士，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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