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洪昇《长生殿》对郭子仪的历史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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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三易稿而始成的《长生殿》，作为广为流传的传奇剧本，书写了一段帝妃之恋，亦描绘了安史之乱的社会背景，在艺术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就。洪昇在创作中“若一涉秽迹，恐妨风教，绝不阑入，览者有以知余之志也”。然而，洪昇所做的改编，并不如其所说仅限于删去杨贵妃所谓的“秽事”，还包括了配角郭子仪部分史实的改动。其原因包含着洪昇个人的价值取向、对史实的见解，既是出于服务情节的目的，也是脚色制对叙事结构及人物形象要求的适应。
　　关键词：《长生殿》;郭子仪;史实改动;脚色制
　　李、杨的爱情故事，安史之乱后便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代便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等影响深远的作品，宋代出现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金代有院本《广寒宫》，至元朝，则有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岳卜川《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庚天赐《杨太真霓裳怨》《杨太真华清宫》，南戏传奇亦有吴世美的《惊鸿记》、屠隆的《彩毫记》等。洪昇的《长生殿》则是“荟萃唐人诸说部及李、杜、元、白、温、李数家诗句，又刺取古今剧部中繁立色段以润色之”，[1]“三易其稿而始成”的。
　　历朝数代，剧本创作者往往是基于前人的作品，糅合民间广为流传的传说，再在史实上进行二度创作。因此我们在审视其中人物，特别是那些人物与史实不符的经历时，便不能不考虑进去作者个人的原因，在史实考据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进行推敲。
　　剧本对于史实做出的改动，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其一，作者在创作前考据的疏漏;其二，受作者对人物、事件的主观价值判断影响;其三，受“脚色制”对于戏剧结构及人物形象的局限;其四，出于作品涉及内容与政治风云的直接联系，为避讳而进行删改。
　　若从第一点原因入手，单纯以疏忽大意为眼光看待《长生殿》，显然是不妥当的。例如《侦报》一出中，郭子仪的官职出现错误，然而同在这一出中，密探所说的“万岁爷暗遣中使，去到范阳，瞰其動静”，不想中使却被安禄山行贿买通，在历史上却确有其事。《安禄山事迹》中记天宝十四载：“上潜遣中使辅璆琳送甘子于范阳，私候其状。璆琳受贿而还，因称无他。”;[2]密探称李隆基“反把告叛的人，送到禄山军前治罪”，同样可参看《安禄山事迹》中天宝十三载：“自是，或言禄山反者，上皆缚送，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2]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对此都有相似记载。同一出戏中，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太可能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洪昇必定是经过了对史实严密的查证，因此第一点原因可以排除。因此《长生殿》中对于人物史实所作出的改动，理应是出于洪昇更复杂的考量。
　　郭子仪总计出场五出，分别为《疑谶》《侦报》《剿寇》《收京》《改葬》。前四出几乎为其一人独唱，展示着个人的胸怀与韬略，是绝对的主角，仅最后一出戏份较少。
　　《疑谶》中，郭子仪以怀才不遇、英雄落魄的形象首次登场，独自至酒楼饮酒，气愤外戚宠盛，竟攀比建造宅第，不满面有反相，无功无劳者却封王爵。抒发愤懑之后，一封朝报将其封为天德军使，郭子仪表达了“虽则官卑职小，便可从此报效朝廷”的决心。
　　《侦报》中，郭子仪在安禄山被加封为范阳节度使之后，派探子侦查其动向的背景。探子回来交代安禄山进行军事演练，对前来考察的中使装傻充愣、以重金贿赂的情况;杨国忠出于私心反而煽风点火，激着安禄山早日反叛的a情况一一交代清楚。安禄山要进京“献马”的事情惊得郭子仪赶忙传令“明日操场觉演”，进入警戒状态。
　　《剿寇》中，郭子仪与史思明交战，大胜而归，扭转了之前对自己不利的战局。
　　《收京》中，郭子仪收复京城，解了《疑谶》中四句诗的意思，招致旧臣，准备迎太上皇回銮。
　　《改葬》中，作为配角，郭子仪在李隆基与王嬷嬷对话时登场，率众接李隆基回京。
　　而其中《疑谶》《侦报》中则有几处不合史实之处，均在官职变动的时间上。
　　《疑谶》中，郭子仪首次登场，走在街上，称自己“未得一官半职，不知何时，才得替朝廷出力也呵”，大呼奸臣当道，痛诉报国无门，以一个落魄者的形象出场。这一场的郭子仪显得分外潦倒与窘迫。剧中郭子仪酒楼买醉的这一天，正赶上安禄山被封为东平郡王，“方才谢恩出朝，赐归东华门外新第，打从这里经过”，自己也被授为天德军使。然而据史料记载，安禄山是在天宝九载（750）被封为东平郡王，郭子仪早在天宝八载（749）已当上横塞军使，本出结尾的“天德军使”，实际上是天宝十二载（753）才封上。
　　《侦报》中，开场道出郭子仪“叨蒙圣恩，擢拜灵武太守。前在长安，见安禄山面有反相，知其包藏祸心”，表明此时安禄山还未起兵。而《旧唐书》中记载为“（天宝）十三载，移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仍改横塞为天德军，子仪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兵马使。十四载，安禄山反。十一月，以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子仪以本军东讨。”[3]事实上是安禄山反在先，郭子仪被封在后。
　　改动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最根本的原因来看，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对与演员表演有着根本性的制约。“情志”作为主要的四类戏点之一，是《疑谶》《侦报》中所着重表现的。《疑谶》是由郭子仪直抒自己内心仕途失意、痛恨奸臣、渴望报效朝廷等复杂交织的内心情感，《侦报》则是通过郭子仪与探子一问一答的形式一步步展现郭子仪对眼前形式的分析思考及做出的对策，从而刻画其敏锐机警、运筹帷幄的智慧形象。《疑谶》削去郭子仪“横塞军使”的帽子，将其设定为“未获一官半职”，让其初次登场的形象显得分外潦倒，可分为几方面考量。一则极写人生窘境，在人物卑微的身份与心怀的壮志间构筑充分的戏剧张力，也为其借酒消愁的委顿、义愤填膺的指责更添了合理性，让观众不自觉地对其产生同情与期望;二则将郭子仪的怀才不遇，和“杨国忠窃弄权威，安禄山滥膺宠眷”放在一起作为对照，更增添了针砭时弊的味道，讽刺效果更强;三则影射了洪昇本人的遭遇，借郭子仪之口诉作者本人之愁——洪昇二十四岁进京赴国子监读书，不久便“以诗名京师”，郭子仪亦是“学成韬略，腹满经纶”;洪昇性格耿直高傲，常指摘古今，不肯趋炎附势，郭子仪则感慨“见来往纷如，闹昏昏似醉汉难扶，那里有独醒行吟楚大夫”，可怜自己“待觅个同心伴侣，怅钓鱼人去，射虎人遥，屠狗人无”。洪昇是骄傲的，就算因此迟迟未获一官半职，只能做了二十余年的国子监生，又与郭子仪虽“未得一官半职”，却仍思“替朝廷出力”的自尊、“论男儿壮怀须自吐，肯空向杞天呼”的傲气何其相似。洪昇自号“稗畦”“稗村”，这份自嘲的意味，终年怀才不遇、难觅同道中人的自我垂怜，与不与奸臣同流合污、内心深处的愤懑不平，全都通过郭子仪的口中发泄出来。四则要回归至脚色制对于叙事结构的影响中：郭子仪初次登场的形象越低，境遇越窘迫，之后的蜕变就显得越出彩。《疑谶》的人生窘境，《侦报》中的机智应对，《剿寇》中的英雄勇武，《收京》中的恪尽职守，《改葬》中的谦虚忠心——间隔适当的五场戏，贯穿全剧的忠臣形象就这样通过人生境遇的由低至高（从《疑谶》的不受朝廷待见到《改葬》的受上皇褒奖），戏剧冲突的由起至落（从《疑谶》中国家局势危机四伏至《改葬》中朝廷民生重归平静）塑造出来，叙事结构做到了严谨精致。而由脚色制的生成机理来看，“脚色制并不以写实、逼真为始终如一的表现原则”。[4]脚色制要求“外”必须是一个绝对正面的形象，具体呈现在郭子仪身上，则是其沉稳持重，不甘沦落，始终心系国家的积极面。即使心中存有不满，也不能让这份自怜自哀太过长久，因此《疑谶》结尾处又将封郭子仪为“天德军使”的时间节点前移，使得暂时难以排解的忧愤消散，人物形象与这一出的结尾都显得更为圆满。对于脚色制所作出的适应固然难以避免地削减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使人物脸谱化，然而这也是脚色制生成机理独特的意图所在，即“以类型为中介，演员皆归入类型化的脚色中，通过类型化的脚色去映照众生万象”。[4]《侦报》中，郭子仪被封为灵武太守一事就发生在安禄山反叛之后，因此其官职的提升应该就是出于事变，为增添其抵御安禄山的力量。洪昇却将郭子仪被封为灵武太守的时间节点前移至安禄山反叛前，也应是出于便于叙事和对脚色制的适应：从叙事结构的角度考虑，拔高官职更加方便集中表现郭子仪的军事行动，系统地展示郭子仪对于军队的调配;与此同时，也更容易塑造出郭子仪临危不乱、冷静应对的智慧、沉稳形象，使其成为戏剧作品中最为完美、光辉、备受世人钦敬的“外”之一。
　　参考文献：
　　[1] 焦循.剧说[M].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48.
　　[2] 姚汝能.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M].曾贻芬，校.中华书局，2006：91-92.
　　[3] 刘昫.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玄宗李隆基下）[M].中华书局，1975：230.
　　[4] 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J].文艺研究，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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