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他者”：电影《何以为家》的身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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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电影《何以为家》从黎巴嫩地区的战争难民入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当代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笔者试图从三个角度对影片当中的身份表达进行解析，首先是作为无家园的一代，主要从家园认同感的丧失角度分析导致难民困境的空间问题，其次是被剥离的他者，主要从作为第三世界内部的边缘化的人物身份，是如何不被关注，被称为内在他者存在。最后异化想象：现实的乌托邦，主要从乌托邦归根结底是人的一种想象异化，不曾真正降临。
　　关键词：家园;边缘化;乌托邦;异化
　　娜丁·拉巴基的影片《何以为家》在戛纳国际电影节收获评审团大奖的同时，饰演片中男主人公的赞恩及全家收到了来自北欧挪威政府的接纳函，他不仅有了梦寐以求的独立的空间，也正式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作为黎巴嫩导演，娜丁·拉巴基的视野尖锐，她将摄影机照见现实，用记录式的手法，为我们展现了生活在黎巴嫩地区的战争难民以及他们卑微的生活。与此同时，更为我们抛开了一个社会学领域内的一个深刻的问题——什么是身份。社会学认为身份是社会系统内最具符号意味的存在，它代表了我们的话语、权利、阶级等基本属性，身份更是一种群体性所在。作为社会群体，社会身份理论更是从跨群体关系中建立社会群体结构，即不同角色的社会结合，如难民营和贫民窟。电影《何以为家》以黎巴嫩难民营的社会群体为叙事视点，探讨作为战争难民一代的生存困境，以及社会身份缺失所造成的身份认同障碍，从而成为异化的“他者”存在。
　　1 战争难民：无家园的一代
　　所谓战争难民，是指因为本国遭遇战争、敌对、袭击等因素，无法生存，不得不迁徙的流民，战争难民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流民。联合国发布的难民数据显示，全世界的难民数量约为1450万人，这便意味着将有1450万人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辗转反侧，来到他国边境，苟且偷生，满足自己的生存本能，并试图寻找新的乌托邦家园。
　　影片《何以为家》以黎巴嫩为背景，讲述一群流亡至此的难民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主人公赞恩是一个叙利亚难民，从某種意义上说，他几乎和叙利亚不发生直接联系。因为他出生在黎巴嫩，成长在黎巴嫩，但他的社会身份却不属于黎巴嫩。他的原生家庭来自战乱的叙利亚，因而在身份认同中形成阻碍，如果是作为叙利亚的难民，他没有经历过父母的逃离，从战乱中辗转来到黎巴嫩，而是从一出生便生活在黎巴嫩贫民窟。那么在家园意识领域，他应该是属于这片黎巴嫩的土地。于是当他面对孩子们去上学的校车经过，他近乎祈求地向父母吐露自己希望可以上学的愿望，并且不会耽误工作。但这立刻便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不止是因为家庭的贫困，无法满足赞恩的教育要求，更重要的是赞恩没有出生证明和身份证，他无法享受与他人一样的权利。身份证明是主权国家给本国公民发布的最基本的有效证件，它代表了社会领域内的我们本身。如果没有身份证明，意味着在社会领域内，我们无法践行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如出行、受教育。
　　事实上，赞恩生活的领域是一个难民集中构筑的家园地带，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邻居都来自相同的社会构成，从战争的叙利亚地区迁徙至此，自我麻痹是家园乌托邦缺失最显著的特征。全家人挤在一间小小的随意搭建的颓圮的建筑中。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只有那一张破得不能再破的地毯。从6岁开始，赞恩就要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街头卖果汁、零售店打工，帮助父母撒谎买含有吗啡成分的安眠药制毒，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无限地循环和重复，以“西西弗斯式”的运动来对家园缺失进行沉默的抗争，正如赞恩父母在法庭上的言论：“我能怎么办，我也是这样长大的！”
　　相比赞恩全家，从埃塞俄比亚来到黎巴嫩的拉希尔，住在荒郊野外的用铁片搭建的贫民窟，那里更加偏僻、简陋、破败、荒凉，为了养育她的儿子尤纳斯，工作时只能偷偷摸摸将他放在女卫生间，捡客人剩下的蛋糕给儿子过生日。她疯狂地工作、攒钱，不停地购买假身份证，无限循环，没有身份证也就没有工作，工作是为了买一张假身份，才有资格工作。这种不无荒诞的人生不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笔下的反本质，而是真切的苦难现实。
　　无家园状态是一种恐惧和慌张，家园成为赞恩们和拉希尔们的乌托邦想象，赞恩用衣服给妹妹止血，并且告诉她不要让人发现她已经发育了，因为这样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拒绝长大本身亦是一种抗争和逃离，无秩序成为无家园状态的重要标志。他们得不到关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庇佑。与此同时，他们呼唤关爱、呼唤信任、呼唤庇佑。但这种呼唤是无效的，作为战争难民，他们始终是被排除在家园之外的一代。
　　2 边缘主体：被剥离的他者
　　一如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所认同的那样，空间是一种建构，即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到接收意识形态的过程都是一种建构。这种建构过程本身是自然的、自觉的过程，不带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的效果，即我们自觉地认同我们所存在的空间并且毫无谎言。事实上，阿尔都塞将这种过程定义为“询唤”，我们每个个体从出生开始都是一个空白的生命体，当我们长大一点了，我们将接收语言、家庭、文明、国家等概念，并最终形成主体意识。
　　影片《何以为家》中，赞恩及其难民世界则构筑了一个失衡的主体空间，这不仅在于地外空间的失衡，还在于心灵空间的失衡，某种爱德华·萨义德笔下的第三世界的他者形象，他者化是相对于主流化或曰主体化的概念，指代为那些偏远的、狭窄的不曾被注视的空间。
　　赞恩全家生活在叙利亚与黎巴嫩的边缘地带。这里是躲避战火最合适的地域，但同时也带来一个很大的危害，那便是他们的从属问题。在这个白人和黑人混合的区域，经常充斥暴力、血腥、屠杀，并且毫无征兆。生活于此地的人，除了忙着如何生存，没有任何归属感。长大的女孩就要被卖做人妇，成年的儿子就要接续父辈生活而循环。因为无人照料，拉希尔将孩子放在餐厅的公共卫生间，偷偷摸摸地生存。她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为孩子尤纳斯创造不同于她的生活环境。但他们所存在的环境始终是一种失衡的，一种想象的，无家可归的。一如电影中所展现的，赞恩全家可以随时被房东扫地出门，拉希尔没有身份证被捕，剩下赞恩拖着尤纳斯四处流浪，赞恩将尤纳斯放置在废弃的铁桶中，四处漂流甚至在离去时将他用链子锁在街头，这一幕像极赞恩父母对待弟弟的样子。他们得不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救助，他们始终是作为外来的、无身份的他者，某种遭到放逐的、被抛弃的群体。 　　相比外部空间的失衡，心灵空间的建构是主体建构最重要的环节，心灵空间的坍塌则直接导致主体的坍塌，某种福柯所谓：“灵魂是身体的监狱。”在影片《何以为家》中，赞恩心灵空间的失衡首先来自父母的暴力。其次，父母将自己的未成年的亲妹妹卖给杂货店的老板换成金钱，最终他的妹妹因为年幼难产死去。最后，在拉希尔被捕之后，不得已亲手将尤纳斯卖给街贩，以换得逃亡瑞士的资金，却因为没有身份证明以失败告终。这三种不同程度的打击是导致赞恩心灵空间失衡的刽子手，是压垮赞恩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他发现，无论他怎么努力，怎么去做，都始终得不到任何有效的反馈，生活像一张牢笼，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从赞恩为父母出卖妹妹，开始逃离，寻找救赎可能，最终陷落在妹妹的死亡和自己的无身份内部，他始终无法逃离他的原生阶层。
　　而拉希尔的生存方式则显露为一种普遍性的为难。首先，她需要一份工作来养育她和她的儿子尤纳斯，但找到工作的前提是她需要一张身份证明。其次，购买一张身份证需要昂贵的资金，这份资金的来源只有她通过工作获得，没有工作就没有资金来源。发生在拉希尔身上的悲剧便是这种普遍性的为难。她始终被排除在外，无法获得解决为难的有效的方式，最终不得不被勒令逮捕。
　　赞恩和拉希尔都是最边缘的主体，幼童和单亲母亲，他们都是最需要被社会关注的群体，但他们却又因为难民身份建构的实效，最终成为被剥离在社会之外的他者存在，他们始终无法获得心灵空间的满足和建构。
　　3 异化想象：现实的乌托邦
　　异化的本质是转移、逃离。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人把自己的力量，即思维、意志、情感的力量赋予了上帝。因此，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自然本性）的异化，人把自然本性交给了上帝，人就丧失了人性，这就是人的异化。而所谓乌托邦则是一个自由的概念，即世间最美好的地方。乌托邦始终是面对现实苦难的想象，它只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是人类追逐生命真谛的缩写。而对于上帝的想象，某种意义上可以指代为对于精神世界乌托邦的想象，这种异化便是人类本身的自我转移。
　　影片《何以为家》以难民问题为切入口，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刻的话题，那便是对于现实家园的异化，对于乌托邦的假想。赞恩全家从遥远的叙利亚迁往黎巴嫩，本以为是从一处失落的家园迁往幸福的乌托邦，却不曾想象所迁徙之处比失落之处更加残忍、凶狠、麻木。于是这种乌托邦的破碎只能以麻木来告终，即生活的本真就是如此。在影片中，尽管赞恩的父母家徒四壁，但他们仍旧是一个严苛的第三世界内部的家庭秩序，以真主/男性为中心，男性成为家庭内部的绝对领导。当赞恩将自己的父母诉诸法庭上之时，流泪的母亲只能说：“我还能怎么样，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这种乌托邦的实效和转移已然演变成对于现实世界的妥协和认同。当然，对于赞恩而言，父母所认同的现实世界是一处比垃圾堆还烂的地方，是一个充斥着犯罪、谋杀、贩毒的炼狱。当他得知遥远的瑞士是一处和平的、安详的、富足的天堂，赞恩瞬间便将想象投身于此，他要偷渡离开这里，去往瑞士。这种行径无疑与其父辈们从战乱的叙利亚来到黎巴嫩如出一辙。这种异化的想象便是对现实的乌托邦的一种假想。
　　拉希尔的乌托邦想象则转移为给她儿子尤纳斯创造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家园，是她不曾经历的苦难的现实，于是她拼命努力地生存，购买假身份证，偷偷捡剩下的蛋糕给尤纳斯过生日，用废弃的充气床给尤纳斯创造安乐窝，包括那些廉价的玩具用品。她一直用力地為尤纳斯制造乌托邦想象，一处不被惊扰的地域。这也是她之所以接纳赞恩的原因之一，她希望在她工作的时候能够使尤纳斯得到陪伴。
　　当她最终被捕入狱，当赞恩拖着尤纳斯在街头乞讨，现实的乌托邦最终到来，乌托邦归根结底是一种假象，它只会存在于美好的愿景中，永不可到达。赞恩父母在面对萨哈的逝去时，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感谢真主，让她再一次怀孕。尤纳斯被铁链拴在街角，他无法感受周遭，亦不懂何为精神世界的乌托邦，他只顾着拿货架上的零食，这是他的本能。也许乌托邦就是一种异化，一种本能。
　　4 结语
　　电影的最后，受难的人因为陷落而得到救赎，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更加深重和飘渺的甚至看不到前方的难题，他们是谁，将何去何从？出狱的赞恩拍照时板着脸孔，这是他面对这个残忍、困惑、麻木世界的姿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最终在照相师的劝诫下，露出童真的、善良的、可爱的笑容，也许可以想象的，画面的另一头正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赞恩因这部电影获得关注和救赎，他将远离此地，获得一份真正的救赎。那么他是否从此以后真的来到乌托邦，他是否可以重新拥有话语、权利、身份？这些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当苦难再一次照进现实，我们究竟能代表什么？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萨义德（美）.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
　　[2] 米歇尔·福柯（美）.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樱，译.北京：三联书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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