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位视角的我国档案学科定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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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运用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探讨我国档案学科在当今学科生态系统之中的现实生态定位及其提升路径。首先，结合生态位的态势理论测定我国档案学科现有生态定位，发现其趋同、模糊与被动的定位问题。其次，根据定位问题从生态位视角出发认为我国档案学科的定位应把握生态分离之特色定位、生态重叠之协调定位、生态集群之延伸定位的定位方向。最后，基于取食差异、协调共生与集群延伸的生态理念提出对我国档案学科定位的建构路径。
　　[关键词]档案学生态位学科生态位
　　[分类号]G270
　　Research on the Positioning of Archives Discipline in China Based o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Yang Jiajia
　　（Department of Library，Intelligence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Based on Niche Theory in ec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listic ec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archives discipline in the current discipline ecosystem in China. Firstly， the current ecological orientation of archives discipline in China i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niche situation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convergence， ambiguity and passivity of the orientation are found.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ich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archives discipline in China should grasp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separation， the coordinated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overlap and the extension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clusters. Finally，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concepts of feeding differences， coordinating symbiosis and cluster extensi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orientation of archives discipline in China is put forward.
　　Keywords：ArchivalScience； Niche；DisciplineNiche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理論是生态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是描述物种在生物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1]。随着人们认识的进一步深入，这一理论现已超越了生物学范畴，渗透到了大学教育、企业发展、科技研究等领域，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成果，形成了如城市生态位、企业生态位、组织生态位、信息生态位等新名词，这些成果是生态位理论的扩展与应用。我们也可以尝试将生态位理论与档案学学科的定位探讨相结合，从生态位理论出发为档案学学科在学科生态系统中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新视角。
　　1档案学科现实生态位分析
　　生物单元的生态位必定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与其它生物单元相比较而得出。朱春全提出生态位态势理论用以测定生物单元生态位，他认为生态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态，即在过去生长发育过程中某生物单元与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状态；另一方面为势，即在生态环境中某生物单元所具备的对生态环境或其它生物单元的影响力和支配力[2]。借助生态位态势理论的测定方法可以窥探档案学学科在学科生态系统中的相对地位和作用。档案学学科生态位之“态”可表现于其学科地位、发展水平，“势”则可体现在档案学理论对实际的指导能力以及档案学在整个学科生态系统中的影响能力。
　　1.1档案学学科现实生态位之“态”“势”
　　（1）档案学学科生态位之“态”
　　从档案学学科在国家学科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我国档案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1990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档案学归在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之中。在1997年国家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并列设置在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类目下。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档案管理与图书情报同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档案学”作为二级学科在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之中。作为一门只有几十年发展历程的学科，档案学不仅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而且能在学科之林中享有一席之地，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学在整个学科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并不高，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图书情报档案学科处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缘，而且档案学与在信息科学的同族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相较处于生态劣势。李刚、孙建军认为：“信息管理研究的学科目前发育比较完善的学科是情报学，在中国，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也一直是弱小的学科。1949年之前，档案学根本没有取得独立学科的地位，图书馆学的状况要好一点”[3]。 　　从档案学自身的发展水平来看，我国档案学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复苏完善、平稳前进、不断发展三个阶段[4]。其理论体系从无到有，并一直在不断地修正与完善，形成的档案学学科体系由基础与应用理论研究、史学研究、应用技术研究、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边缘性研究等构成，研究对象也实现了从档案室工作到档案事业的扩展，包括档案、档案学科、档案馆（室）工作、档案宣传和出版工作、档案教育工作等。虽然档案学研究在不断进步，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完善，学科发展轨迹正努力朝一门逐渐成熟的学科延展，但是与同族学科情报学、图书馆学或是其他学科知识体系发展程度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5]，且现有档案学理论中有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或是在此之上进行本土化处理的成分，一些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研究缺乏原创性与深刻性。
　　（2）档案学学科生态位之“势”
　　从档案学理论指导实际的情况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档案学界就开展了对档案学理论与实际之间二元关系的讨论，档案学界在开展研究时也逐渐形成“理论派”与“实践派”。20世纪90年代，陈永生围绕“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主题发表了系列论文，认为正确认识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中的“理论”“实际”的真正涵义，以及把握其“联系”的方向、层次与中介问题，才能得到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正解。到了21世纪，对于档案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讨论依旧热火朝天，更有以赵屹为代表的学者反思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象。首先，在理论层次，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档案学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理论“缺位”的现象，对于实践的指导在某些方面尚缺理论支撑。其次，在实践层次，目前学者们大多开展的是基础理论研究，而能直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的是应用理论，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的转换需要档案工作者与档案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档案实践工作者也需要有打破成规的勇气去大胆运用档案理论研究者的智慧与成果于实践。最后，在联系层次，因为理论既包括对现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包括对档案实践发展的预测与瞻望，所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同步。对于现有档案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本文认为，这种在实践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理论与现存实践之间的“脱节”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是客观条件和规律制约的结果。档案学理论在实践中产生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是间接性的，不是直接给出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观点和思路，所以理论指导实践效果的展现除了囿于理论自身的前瞻性，更核心的还是要依靠经验的总结、理论的提练。“当下，我们的檔案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很大原因不在于理论性过强，过于抽象，而恰恰在于它的理论性过差，概括性不强，不能真正发挥深化认识，指导档案实践的功能，从而动摇了档案学的学科地位”[6]。
　　从档案学对其它学科的影响力来看，在当前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社会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要求不断变化，从而出现了由于学科交叉而向其他领域渗透的新的档案学与传统档案学并存的状况[7]。跨学科研究以档案学基础研究为基石，在教学实践以及研究成果的应用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不仅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丰富了档案学科的研究方法，推进了理论的“新陈代谢”。但在这种趋势之下，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反思。一方面是档案学对其它学科的影响力较低，潘连根指出：“与图书馆学的信息计量法、引文分析法等为其他学科广泛采用相比，档案学理论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之内，对其他学科的‘迁移’或‘延伸’程度极低，在科学家族中是一个明显的‘消费者’”[8]。另一方面是档案学学科本位与尊严的维护，档案学在整个学科系统中，势力相对薄弱，如何在传统档案学的理论基石上更加适应学科融合的环境，同时避免强势学科的侵蚀，是在跨学科研究学术环境中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1.2从生态位视角看我国档案学科定位问题
　　在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生态物种受到不同生境因子的约束与影响，其通过占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资源而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这种相关可分为两类：一是互助性的相互关系，如原始合作、共栖、共生等；二是对抗性的相互关系，如寄生、捕食、竞争等。通过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相关性得以窥探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学科生态中存在的定位问题。
　　（1）不良竞争诱发定位趋同
　　在同一个生态群落里，生态位重叠是很常见的现象，重叠部分往往形成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又取决于资源的丰富程度。在可利用资源充足时，整个生态系统趋于稳定，物种之间的竞争关系表现并不明显；当出现资源匮乏，竞争激烈的结果则是“优胜劣汰”，能力不足者被淘汰。档案学科在不断借鉴信息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优秀理论与知识的同时，“去档案化”现象也在悄然发生，引发了学界对档案学科独立性的思考。所谓的“去档案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档案学科发展过程中，过度移植、嫁接其他学科成果而使自身模糊档案研究特征；二是档案学研究人员因盲目推崇其他学科，转移自身的研究视角，逐渐抛弃档案学相关研究[9]。在学科之林中，生态位的重叠会引发学科之间对学术资源、社会影响力的竞争，而档案学如何在竞争之中掌握“优胜劣汰”的生存规则，牢固占领自己的领地，避免学科定位类似或同化的现象，并保持学科独立性，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学科发展问题。
　　（2）畸形共生引起定位模糊
　　在共生关系中，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在同一个生态群落里，两个物种利用同一资源，在彼此的生态位上有一部分的重叠。在档案学的相关学科中，第一个就是与历史学的源头相关性。众所周知，档案最初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是编史修志的重要信息基础，档案学也孕育于历史学之中，虽然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两者在档案思想、档案史料等方面还有着密切的知识交流与联系。第二个就是为档案学提供技术贡献的学科，如在信息时代，档案学与计算机科学技术、新闻学、传播学、数学、化学工程、物理学、农业科学、电子通信等学科的交叉。第三个是为档案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原理和理论支持的内容，如管理学的管理技术与方法、教育学中的人才培育方法、政治学相关理论、法学理论等等。在同一生态系统之中，档案学科如何在与其亲缘学科的交流和融合之时摆正自己的位置，实现“协调”而非“畸形”的共生，避免不明其位与本位模糊现象的产生，还需进一步探讨。 　　（3）失衡集群导致定位被动
　　集群是生态学中的一种适应性现象，表示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为了保证生存和正常的繁殖而生活在一起。档案学与同族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和文献学有着高度密切的关系，且在历史渊源上，我国早至殷商时期，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在实际工作中就已深入融合，情报学的信息检索、信息服务、知识管理等知识也被广泛地应用于档案学之中。现如今，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同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生态群，分别面向信息检索与组织、信息组织与开发和信息利用与保存。三者的一体化研究在本质上把相同的工作系统的结构功能耦合起来，互相沟通、互相补充、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从而形成一个功能上超越三者功能之和的大系统，为社会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10]。集群本是一个便于“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交流的关系，但目前为止，档案大多以“消费者”的形象出现，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而自身的特色理论方法等却输出乏力，引进与输出的矛盾关系使档案学与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关系出现不平衡，档案学科定位缺乏足够的主动空间，在同一生境交流时受到牵制，亟需话语权与主动权的提升。
　　2从生态位视角思考我国档案学科定位
　　通过对我国档案学科定位的现实审视，分析得出在学科生态系统之中档案学科现实定位存在的问题，现针对上述问题，从生态位视角思考我国档案学科的定位。
　　2.1生态分离之特色定位
　　竞争关系的出现表明档案学科与其它学科在同一环境生态位上出现了较大的重叠，为保持良性的竞争状态，维护档案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就必须实现生态位的分离。生态位的分离是同域保持有生态位重叠现象的亲缘物种得以共栖、避免激烈竞争的重要手段，而“特色”的存在正是实现生态位分离的关键。在学科生态系统中，保持档案学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最主要的还是要发挥档案学科的主观能动性，能动地认识与把握自我的生态位，这种自我认知与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科生态位宽度的扩展、学科生存能量的积累、学科价值的创造的过程。其次，任何种群、个体、社会组织或其它生物单元在一个时空里不可能占据所有的资源，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占据着相对的资源优势，这种资源优势若与能力高度匹配，通过提练，就会形成自己的特色，特色的存在正是稳固自我生态位的关键。学科的特色定位应聚焦于其是否有独特之处，并且“特色”的存在不是自封，而是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被社会广泛认可的理论、原则、方法等，应该具备社会性的评价尺度。
　　2.2生态重叠之协调定位
　　生态位重叠是在生态群落中经常发生的现象，若两个物种取食同一资源，则两者彼此的生态位就会发生一部分的重叠。这种共同占有其实为互利共生提供了有利条件，两者间可以透过物质和信息的交换而实现彼此依靠、共同获利。生态学中所蕴含着的平衡、和谐、整体、多样的理念，目的是实现生态物种与其周遭生态环境的协调互补以及共同进化。档案学学科的发展不仅要与其他学科和谐共处，实现交流与融合，而且也需注重社会认知度和认可度的提高。档案学科定位模糊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把握好在与其他学科交流时的位置与关系。两者之间要想实现互补互利，前提是保持一个平等交流的地位，其次是找寻两者重叠部分的交汇点，思考对方学科优势理论应用的预期目标、理论源头的初始内涵、应用效果的评估展现，然后是保持一个避免“拿来主义”的、建立在批判性思维之上的协调关系。
　　2.3生态集群之延伸定位
　　集群是生态系统中不同个体以生存、繁殖目的为导向而聚集生活在一起的暂时性关系，它或者是由自生内在秩序组织，或者是受外力作用的适应性结果。它虽然受到时间限制，但也具备一定的优势。集群关系的存在，能让不同个体在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物质交流与共享，但不同于共生关系中可利用“它山之石”强化自身，集群带来的最大便利便是利用空间接近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如果说共生关系的关键在于不同个体间能够共享资源，那么集群则是实现个体到种群的质之跨越，关键在于一个种群之中不同个体的相互依存与支持。对于社会影响力较低的学科来说，生态集群是一个积极参与、提高延伸力的好机会，即提升一门学科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程度。档案学科应掌握主动权，将自身特色理论高质提练，自信输出，改善学科交流中的不平衡关系，伴随集群延伸助力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3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档案学科定位建构路径
　　档案学学科处于一个有机联系的众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生态系统中，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态位，通过对档案学科生态位与其物种相关性的现实审视，可以思考得出其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建构路径。
　　3.1基于取食差异性提练学科特色
　　对档案学来说，一方面，依托独特的研究对象锤炼学科特色理论。众所周知，档案学是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與其它学科的最本质区别也在于其研究对象。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档案之所以区别于其它事物而存在，正因为它具备原始记录的证据性[11]。相对于图书馆学、情报科学，在信息化进程推进的背景下，档案学拥有独树一帜的研究对象，即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类记忆的长期保存[12]。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从档案与档案工作扩展到了具备长久保存价值的信息资源，因为数字信息存在真实性、连续性、完整性等方面的问题，在各类信息科学学科中，只有档案学才能保全有价值的数字信息的真实完整，确保存证功能的实现，弥补数字信息的短板。面对新的机遇，档案学学科发展更需要将其理论研究升华到信息资源价值保全研究、信息资源的存证能力研究、人类记忆长期保存研究等，基于广泛的社会需求，强化学科特色研究，不断拓宽学科覆盖面，打造屹立于学科之林的强劲根基。另一方面，倚靠独特的实践背景展现中国特色。理论指导实践是学科功能的展现，中国档案学诞生于中国特色档案工作实践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现状也有力保障了当代中国档案学学科功能的实现。中国档案学的特色理论来源无外乎两种情况：总结实践成果形成特色理论；应用国外档案学研究成果于本土实践。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既需要继承传统、立足实践、面向未来，也需要开怀接纳、灵活运用、实现创新。我国拥有本国实践特色的档案学理论是发展特色档案学的根基，相关学科与国外优秀档案学研究成果是辅助，继承与借鉴彼此拥抱实现中国档案实践的创新与探索。 　　3.2基于共生协调性推促学科融合
　　在生态系统中，各物种之间的竞争关系虽然非常普遍，但是他们之间由于食物链的连接会不断地发生联系，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保持所在生态系统的活力。学科的发展亦如是，置身于生态系统中的众学科彼此之间既能并驱争先又能携手并进。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需综合运用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这种现实需求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理论、方法及技术交叉或融合的动力。档案学学科的发展讲求与生态型社会发展的协调共进，这就要与其他学科和谐共处，实现交流与融合。推促学科融合，第一个关键点是学科融合之“质”——把握精髓、准确切入。档案学自身的综合性学科属性便于学科融合的展开，但各学科理论与方法包罗万象，我们需要积极寻求学科之间的交汇点与平衡点，科学掌握适宜档案学自身发展的研究主题，对其源头理论进行充分的理解与认识，更要认识到其对本学科发展的优势所在，把握其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精髓，精准切入，为档案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实现档案学发展的横向拓展。第二个关键点是学科融合之“度”——平等交流、牢守疆土。在整个学科生态中，“档案学的社会公认度还不是很高，学科发展还不够成熟和稳定”[13]。但学科之间的融合应建立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既不过谦也不过傲，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学科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整个学科体系之中不是热门学科就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信，不能坦然承认档案学科与其它社会认可度高的热门学科之间的差距。且融合的同时应保持档案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牢牢巩固自身的学科生态疆土，发挥基础理论的核心影响力。新鲜的血液应该带来自身特色的强化而不是形象的趋同，这样才能实现档案学研究的理论纵深和与其它学科的融合共生。这种融合共生关系，一方面，给档案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使档案学激发起重要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档案学可以从与其它学科的借鉴和交流之中看到差距，差距的存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给档案学的前进带来动力，避免“优胜劣汰”，而是实现多学科“共赢”、协同进化。
　　3.3基于集群优势性延伸学科影响
　　档案学在学科生态系统中无时无刻都与其它学科发生着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单向地借鉴、迁移其它学科知识为我所用，而是双向地扩展、延伸本学科学术影响力的过程。“延伸”指的是一门学科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程度，即能否给别的学科提供事实、概念、理论和方法。而档案学的社会性、边缘性使其置身于多个不同的学科群落，这给档案学术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了改变档案学在学科生态中的“消费者”形象，档案学在学科生态群里“不仅仅要引入或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尽量把档案学科的理论与知识通过档案学术的形式向其它学科推荐或推广”[14]。身处于学科群落中，集群共生也许会带来生存竞争的压力，但也伴随着延伸迁移的助力。钱学森在1979年《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及其影响》中认为：“从系统工程的技术角度来看，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都是一种‘信息’，这种系统工程的目的就是信息的存储，信息的检索和提取，信息的传输和信息的显示……”针对档案学处于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同在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落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档案学的基础理论上升到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普适的基础理论。还可以把档案学科中对文件管理的优势经验推广至其它文件管理领域；将“职能分类法”推广至行政管理学领域；将档案实践中的信息导航、数据挖掘、保证资源长期可获取的技术与数字人文领域相融合；基于验证转录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技术扩展服务边界等等。通过与其它领域的优势互补，实行技术或者理论共享。这不但是为档案学“增值”的过程，也是扩大档案学在其它学科中、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的过程。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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