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预防应用于环境犯罪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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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犯罪成因复杂,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不易发现,被害人具有集体性和匿名性的特征导致因果关系不易查明。概述了环境犯罪预防特别是情境预防的有关理论,从能弥补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的不足等方面深入研讨了情景预防应用于环境犯罪的可行性,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情景预防应用于环境犯罪的具体措施,即增加犯罪困难、提升犯罪风险、减少犯罪收益、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
关键词:环境犯罪;犯罪预防;情景预防
中图分类号:D9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9-0122-03
一、环境犯罪预防概述
犯罪预防通常是指所有旨在减少由国家法律认定的犯罪所造成损失的私人措施和国家政策。这种私人措施和国家政策不包括刑法的执行,简言之,就是包括各种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的措施。我国一般将犯罪预防分为司法预防、社会预防和情景预防。本文运用犯罪学角度的环境犯罪概念,其不仅包括刑法学中的犯罪行为,还包括没有达到犯罪却对环境造成危害的行为。
2009年,澳大利亚学者怀特开始将生态全球犯罪学作为研究范式,把不同形式的环境危害定义为“犯罪”,尽管在传统上它们可能不被认为是非法的。[1]环境犯罪可导致人类和环境的灾难性破坏,人们要努力保护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免受环境威胁。根据生态正义观的观点,所有物种都有权自由地生活,不受危及它们生存的干扰和威胁。为了防止人类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不管是否有明显的被害者,环境犯罪预防都是必要的。因此,不能仅处理已经发生的环境危害,应重视并积极推进环境犯罪的事前预防。
污染和废弃物作为生产的最终产品影响自然环境、威胁人类生存,环境污染及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安全的重要问题。破坏环境行为不仅危害环境,也殃及人类社会甚至会影响国家和全球安全。环境犯罪成因复杂,持续时间长,有的危害后果不易发现,被害人具有集体性和匿名性的特征导致因果关系不易查明,这些特点对于制定环境犯罪预防措施很重要。西方很多学者对于情景预防适用于环境犯罪早有研究,情境预防犯罪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形式,目前我国尚没有对于情景预防应用于环境犯罪的深入探讨。
二、情景预防及应用于环境犯罪的可行性
(一)情景预防
情景预防是由一系列能够减少犯罪机会的方法所构成的犯罪预防措施。情景预防发端于早期犯罪地理学,随着芝加哥学派创立犯罪生态学将其研究视角逐步引入微观和具体,之后防卫空间理论和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使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改善城市规划和空间环境设计的方式应对犯罪的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克拉克当时在英国内政部进行一项有关青少年犯罪的调查,初步形成了有关“情景预防”的概念。情景预防的理论基础有理性选择理论、日常行为理论、犯罪模式理论、控制理论等。
情景预防有其价值所在。第一,它使得犯罪预防途径发生变化。与司法预防、社会预防相比,情景预防显得更简捷和实际。第二,它使得刑事政策由宏观向微观转变,它不是从宏观上整齐划一的实施,而是根据犯罪所发生的潜在情景的差别而采取完全不同的具体预防方法。第三,它将控制对象从关注犯罪人转向了犯罪发生的环境,通过对具体的物理的和微观的社会环境进行改造,从而减少犯罪机会。第四,它将犯罪预防责任的主体从国家扩展到民众。情景预防将公众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改变了控制犯罪单纯依赖国家的传统做法。第五,它使得犯罪预防成本从昂贵转变到经济。情景预防措施很多都是我们日常所采取的方法,像邻里守望、利用现场人员监视、张贴告示等措施,其成本投入相对较低。
(二)情景预防适用于环境犯罪的可行性
一是弥补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的不足。虽然我国环境犯罪多发,但只有少数环境犯罪案件受到了制裁,很难对环境犯罪起到威慑作用。另一方面,社会预防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效果并不明显。由此,情景预防显然更具现实意义。
二是环境犯罪符合情景预防的前提条件。环境犯罪符合理性选择理论,企业之所以违反环境立法污染环境,因为比较了犯罪行为和罚款之间的“成本—收益”,如果被制裁明显比环保生产的成本低。日常行为理论是情景预防的一个基础理论,建立在潜在的犯罪人、适宜的犯罪目标和监视者不在这三种因素的互动中。环境犯罪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非法活动与日常行为具有共存关系,符合情景预防的前提条件。
三是符合情景预防的情景要素。环境犯罪的发生有其时空规律性,如污染热点就是根据环境犯罪的空间分布以及变化规律来清楚呈现空间上的群聚密集以及防控力的不足。
四是不受国情影响,可移植。尽管情景预防应用于环境犯罪在西方国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能否将其应用于我国的环境犯罪预防实践呢?笔者认为情景预防关注的是犯罪行为发生的目标物、被害人、时间、空间等客观情景因素,加之目前环境犯罪是跨国性犯罪,全球都面临环境危机,因此情景预防措施不受国情影响,可以移植。
三、情景预防应用于环境犯罪的具体措施
克拉克在《情景预防——成功案例研究》一书中将犯罪预防的策略分为五类:增加犯罪困难、提升犯罪风险、减少犯罪收益、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并细化为25项具体措施。[2]41由此,笔者将按照这五类,系统地设计环境犯罪的情景预防措施。
(一)增加犯罪困难
一是目标物强化。通过变更设计以及设置物理障碍减少犯罪机会,比如在防止饮用水污染方面,凿井时尽可能远离潜在的污染源,施工中使用比较深的井套管,增强灌浆,安装围栏、警报以及类似措施。[3]236二是通道入口控制。在犯罪易发生地排除潜在的罪犯,广泛应用于海关等重要节点。除海关外,对于进口货物,检验检疫部门也有相应要求和设备进行放射性检测。三是出口检查扫描。这是指不排除潜在的罪犯,但在出入口加强检测,降低不被允许的物品带进或带出的可能性。例如海关通过检查动植物产品的进出口,从而防止可能减少自然资源以及影响环境退化的行为。四是犯罪转向。这是指让罪犯远离犯罪目标。例如,加拿大在部分地区实施最低保障项目,就是给当地狩猎人最低生活保障,防止他们过度狩猎。[3]248五是控制犯罪工具。指管制容易导致犯罪发生的工具、武器、放射性物质等。在非洲,为减少猎杀濒危物种行為,控制偷猎者使用的枪支。[4] (二)提升犯罪风险
一是扩大关护。扩大“监护人”的数量或范围,比如,通过污染分布测量系统检测污染分布地,动员当地媒体、居民积极参与监管排放污染的企业。二是协助监督。利用日常生活中人们偶然能发现受害场所的状况,起到间接监视的作用。例如,设置匿名举报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居民可以及时报告污染等情况来协助监督。三是降低匿名性。采取措施将潜在犯罪者暴露于社会的关注之下,使之更加清晰、易于辨认。例如,公众应该知晓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名单以及单位负责人的名字,公开环境破坏者的信息是履行公共责任的重要内容。[5]公开曝光、批评也有积极的影响,它可以对企业起到“尴尬效应”。四是加强现场控制。利用靠近现场的相关人员,使他们更好地监控工作地点变动情况。例如,通过适当的奖赏来鼓励林农、林业人员等留意环境犯罪的迹象。五是强化监视。指警察或保安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实施更有效的监管,例如,2008年新西兰派遣55名观察员上船监控渔业混获保护物种情况。也可使用卫星监测森林砍伐或使用巡逻船只和飞机监视非法捕鱼、非法盗猎等行为。
(三)减少犯罪收益
一是隐藏目标。指犯罪的潜在目标不太明显或至少对罪犯没有明显吸引力。比如洞穴旅游,最脆弱的部分不对公众开放或限制访问人次。二是移开目标。指转移目标或对其进行改变使它们对于潜在罪犯没有利用价值。例如津巴布韦已将该方法用于保护濒临灭绝的黑犀牛,这些犀牛通常被锯掉角,因为偷猎者发现,猎杀已经被管理者锯掉角的犀牛没有用。三是标示财产。指通过做标记的方式很容易地追溯到它的所有者。例如各国和国际组织已经利用DNA技术努力阻止非法象牙贸易。四是瓦解黑市。指通过努力使犯罪分子将犯罪物品转化为金钱的途径变得困难。例如1989年CITES(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编者注)全面禁止国际象牙贸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6]五是灭除收益。这指的是使罪犯达不到预期收益目的,从而抑制犯罪行为。比如推广绿色公共采购,产品加贴绿色标签等。
(四)减少犯罪刺激
一是减少挫折和压力。营造环境氛围、办事程序和提高员工的服务态度等,使人们减少不必要的激动和紧张。如果垃圾处理的程序对于公民来说太复杂或太贵,这将导致他将这些废物直接非法倾倒,由此简化程序可以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二是避免沖突。积极采取措施避免人们陷入预期的争端。例如,非洲大草原当地居民曾经同当局发生严重的纠纷,因为当局禁止杀害大象,而这些动物破坏了当地人民大量的耕地。最终解决方案是在田间围上灌木编织的篱笆使大象不能进入。[4]三是减少冲动。采取措施减少人们情绪冲动,尤其青少年体检应该包括心理访谈以及时疏导其不良情绪。四是化解压力。采取针对性措施化解企业负责人思想上的压力。例如,加强绿色发展理念宣传,营造保护环境光荣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授予环保工作成效显著的企业“绿色环保企业”称号。当企业盈利不是唯一成功的标志,管理者的压力就会减少。五是阻止模仿。快速消除轻微违法带来的后果,以防止不良模仿。新加坡街道没有非法倾倒废物问题,因为管理者意识到,有效处理垃圾的公共服务,有助于阻止大规模非法倾倒废物。
(五)排除犯罪借口
一是制定规则。通过制定规则消除对可接受性行为的任何模糊性,使行为人难以找到中和性的理由。有的人不熟悉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规则,使机动车辆进入大自然,破坏自然遗产;忽视动物权利,公园中野生动物受到的骚扰,大多来自人类制造的噪音和混乱。如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规定的模糊性,主管部门的首要任务是简化这些规则,使之更易于理解。二是广而告之。采取张贴标语、设置警示标牌、播放警示语等措施,使每个人清楚地知道进入指定区域的规则和预期的行为。例如,对特定区域进行全程雷达监控,当有人进入敏感区域时及时提醒。三是唤醒良心。行为人有可能实施特定行为时,通过改变其面临的环境唤醒其良心,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例如,一些航空公司在飞机起飞或降落时,向旅客发送禁止携带濒危动物物种以及动物制品的警告信息。四是帮助守法。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使潜在的罪犯无法再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寻借口。发放补助金是最肯定的措施。此外,生态旅游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非洲当地人发现大象的生存能带动生态旅游,能确保当地人受益时会停止捕杀大象。[3]465五是控制毒品和酒精。毒品和酒精影响人的认知,很多人以醉酒或吸毒的失控状态为借口消除其耻辱感,应当严格控制毒品和酒精。
参考文献:
[1]武向朋.西方绿色犯罪学的起源、发展及展望[J].广西社会科学,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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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hite R.Crimes against nature: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and ecological justice[M].Willan Publi Devon,2008.
[4]Lemieux and ClarkeLemieux AM,Clarke RV.The international ban on ivory sales and its effects on elephant poaching in Africa[J].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09(4).
[5]White R.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criminological imagination[J].Theoretical Criminology,2003(4).
[6]Lewis DL,Chepesiuk R.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oxic waste: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Sources[J].Electronic Green Journal,1994(2).
作者简介:武向朋(1981—),女,河南驻马店人,信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犯罪学。
刘雪(1995—),女,河南通许人,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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