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治理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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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金融治理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全球金融治理及其改革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试图为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全球金融治理;文献综述;改革
文章编号：1004-7026（2019）06-0018-02 中国图书分类号：F113 文献标志码：A
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与发展，目前，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相关文献的综述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搜集与整理全球金融治理研究出现以来的学术文献，发现在这一研究领域，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及基本理论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都是议题导向，集中于特定领域和特定议题，并未突出其金融领域的特性，使全球金融治理这一理论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1 全球金融治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危机凸显了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与缺陷，全球金融治理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然而对全球金融治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且并未使用“全球金融治理”这一词。Randall Germain（2001）明确地将“全球金融治理”视为一个包含内涵和外延的正式概念。此后，一些学者如Paul Langley、Injoo Sohn、Tony Porter、Eric Helleiner等广泛参与到全球金融治理的研究中，“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相对独立领域，其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2]。
2 国际货币体系领域改革的研究
Obstfeld（2005）、Rogoff（2007）认为美元储备资产并不稳定，美元会剧烈贬值，从而调整到均衡水平。美元、欧元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比过高，导致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周小川（2009）建议创造一种脱钩于主权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能够保持币值长期稳定，避免主权信用货币的“特里芬”难题，成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目标。Farhi（2011）认为对应于多极化的世界，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Talor（2013）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利于保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庄太量、许愫珊（2011）通过计量实证分析，认为由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组成的三元国际货币体系将更加稳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陈伟光、钟华明（201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货币制度不均衡的原因，认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需要建立由美元、欧元和亚元组成的两两固定汇率的三元国际货币制度。黄剑、黄卫平（2018）从中国的视角，认为新兴经济体在美欧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需要进一步提升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黄海洲、张广斌（2017）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变化的角度分析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取决于全球经濟增长动力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应当按照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来不断调整和完善。
3 国际金融组织领域改革的研究
3.1 关于G20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将G20发展成综合性和战略性的全球治理机制，实现由短期危机救助转向长期经济治理，在议事议程设置、落实协议等制度建设方面，具备更多原则和体制保障及保持主权灵活性。韦宗友（2011）认为G20集团需要“瘦身”，以避免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被八国集团边缘化。盛斌、宗伟（2016）认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心，需要进行机制创新，包括常态化治理机制和落实承诺设立执行机构，加强与其他治理机制的合作，推动各成员国的治理创新等方面。项南月、刘宏松（2017）认为，与G20合作的国际机制的治理能力越强和G20对该机制的影响力越大，那么G20在该领域的治理有效性越强，反之亦然。陈宇（2018）认为G20存在议题单一、机制供给不足、治理效果不足等缺陷，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参与能够推动G20机制的完善，促成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
3.2 关于IMF改革的研究
对于IMF的改革在2008年以后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IMF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能力建设方面。谢世清（2011）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教训告诉我们，IMF的能力建设的方向是加强与各方的协调，增强治理的效果。关孔文、徐莹（2016）认为应当完善IMF评估框架，建立健全监督体系来改进其能力建设。王加春（2017）总结了IMF的能力建设在解决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上的进展。谢世清、刘晓璇（2018）对IMF能力建设的组成、运行模式、作用效果及改革进行了研究[3]。
二是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面。岳华、赵明（2012）从公司治理视角为IMF设计了新的治理框架。张瑾（2013）认为G20形成的机制设计为IMF改革新规则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重要动力。黄薇（2015）根据Banzhaf指数和Coleman指数，测算主要国家的权力大小及变化，得出了投票权与实际决策权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变动关系的测算结果，建议中国应更多关注投入于对投票决策体系以及实际决策权力的测算研究。高海红（2017）认为份额改革是IMF改革的难点，中国的地位仍然被低估。张嘉明（2017）分析IMF份额公式，提出调整份额计算公式的方案，建议中国需要努力提高自身以及EMDCs整体的份额比重。
4 国际金融监管领域
多数学者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缺陷，监管体系严重滞后。王达、项卫星（2013）认为由美国主导的LEI系统的构建不仅代表了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还同时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建议中国积极参与LEI体系构建并在国际金融监管中发挥更大作用。方芳、辛向媛（2014）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全球金融监管组织的改革等因素，对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产生巨大影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应该尊重监管多样性和差异化的分权监管模式。郑联盛、钟震（2015）分析了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英国、欧盟建立了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核心任务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出中国要更好地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綦相（2016）认为需要跟踪风险的动态变化，对内协调配合金融监管与其他宏观政策，对外加强协调跨境监管。不仅要做好规则的制定，而且要重视传统监管手段。王胜邦（2018）认为未来监管改革的方向要推进新监管标准的实施、评估监管标准的效果以及监测金融体系的新生风险。钟震（2018）提出“通道理论”构建矩阵评价体系，借以引导各参与方金融监管协调活动，最终有序实现统筹协调与传播。
参考文献：
[1]王浩.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文献研究[J].金融纵横，2013（7）：38-45.
[2]张礼卿，谭小芬.全球金融治理报告（2015—201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蔡伟宏.国家博弈、制度形成与全球金融治理[J].国际经贸探索，2015（8）：1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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