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州县等第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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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俊
行政区划，是一个国家为统一、有效地对整个国家进行治理，而对其所辖领土按照地区作出的区域划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演变，自秦汉以来，地方管理层级大抵为郡—县、州—郡—县、道（路）—州—县、路（省）—府—（州）—县等二级制和三级制。在行政区划纵向的层级划分之外，又有横向的等第划分，于唐代尤为繁复。
有唐一代，国家治理结构及其制度的建设，承上启下、蔚为大观。唐代就行政区划层级而言，主要为道（由监察机构逐步演变为治理层级）—州—县三级制，就等第而言，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州郡下”，主要为州级（除京都和都督府、都护府之外）的“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八个等第，以及县级的“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第。
我们大致可以从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两个维度来理解唐代州县的等第划分，所谓“府、辅、雄、望、紧”重在政治地位包括军事地势，“府”有三，即关内道的京兆府、河南道的河南府、河东道的太原府，分别为上都、东都、北都所在地，由原雍州、洛州、并州升格而来;“辅”有四，即关内道的同州、华州、岐州和河东道的蒲州，远承西汉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辅”之义，为京兆府的左右辅翼之州;“雄”有六，所谓“大凡环天子之居为雄州”，河南道的郑州、汴州、陕州，河东道的绛州，河北道的魏州、怀州等“六雄”都是作为上都和东都屏藩的地势要冲之州;“望”有十（中唐以后有所增加），即河南道的宋州、亳州、滑州、许州、汝州、虢州，河东道的晋州、洺州、卫州、相州等，自西向东、南折西回，形成了拱卫东都的圈层，且俱为当时人口众多的繁华之所、赋税所系的膏腴之地;“紧”，以《新唐书·地理志》所列之州，如关内道之邠州，河南道之蔡州、徐州、郓州，淮南道之楚州，江南道之鄂州，剑南道之彭州、蜀州，多是地处要冲、治理紧要之州。所谓“上、中、下”重在户口多寡亦即田粮赋税，虽然划定的具体标准有时而差，开元年间太平时久、户口日殷，以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及二万户为下州。唐代县的等第划分亦是同理。由此，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先政后经”“守内虚外”“重北轻南”政治取向——自都城到边邑，根据地势冲僻、政务剧闲、资地美差、户口多寡划分等第，这也可看作是陈寅恪先生“关中本位政策”说的一个注脚。以《通典》明载的“四辅”“六雄”“十望”为例，上都所在之关内道有辅州三，东都所在之河南道有雄州三、望州六，北都所在之河东道有辅州一、雄州一、望州一，河北道有雄州二、望州三，全部集中在京畿、都畿及屏藩之区。
唐代州县等第划分的制度设计，既集前代之大成，又开后世之先河。其远绍秦汉所谓“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1]以及“量户口定州县等第”的历史先声，直承“北齐制，郡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后周郡太守各以户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齐九等之制”[2]的政治遗则，并且创立明清之后改“户口多寡”为“税粮数额”[3]，明确“冲、繁、疲、难”四因素和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等缺”的制度基础，贯穿其中的又有以州县等第来铨选擢拔官吏的现实遵循。
以上对唐代州县等第划分的探究应属挂一漏万，而在对唐代州县等第的考察中，也不难看出江南地区特别是南朝旧都建康地位之升降。以关陇为本位的隋、唐两代政权，以北御南、实现一统，对于长期割裂的江东政权、江南地区必然抱有一种复杂的心理，加之隋初平定南朝陈国未久，就有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唐初天下尚未一统，就有辅公祏的据地反叛，其间隋炀帝在江都身死国灭亦有南北错综复杂之关系（关于隋炀帝亲近江南士人、倾心江南文化甚至动议迁都南下一节，兹不赘述），因此隋、唐两代开国诸君必然要对江南地区采取一系列的抑制政策。其明证之一，即是《通典》所载唐代前期的“府、辅、雄、望”诸州，江南道无一跻身，增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代中后期的重要州郡，也不过有屈指可数的“雄州”苏州，“望州”润州、常州、宣州，“紧州”鄂州。再以南朝旧都建康论之，更是等而下之，全面压制。
一是毁其境。据《隋书·地理志》，“平陈，诏并平荡耕垦”，以至于“宫庙为墟”，“建康为墟”[4]。《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记载：“开皇九年己酉（589年），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此举不难让人想到秦始皇泄王气、置秣（兵马草料）陵之举，“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
二是夺其名。东晉以后，南朝都城建康所在置扬州郡，但“扬州”之名自隋初渐为江都郡所有，据《隋书·地理志》，“开皇九年（589年），改为扬州”，“武德七年（624年），曰邗州，以邗沟为名，九年（626年）更置扬州”[5]。《旧唐书·地理志》记之更详：“隋江都郡。武德三年（620年），杜伏威归国，于润州江宁县置扬州，以隋江都郡为兖州，置东南道行台。七年，改兖州为邗州。九年，省江宁县之扬州，改邗州为扬州。”自此，扬州成为江都或谓广陵这一旧郡的专名。
三是析其地。武德三年，虽以江宁、溧水二县复置扬州，但析置丹阳、溧阳、安业三县，并改江宁为归化，其鄙薄抑制之意十分明显。武德七年，置行台尚书省，改扬州为蒋州，同时废茅州，以句容二县归属蒋州;八年，罢行台，改蒋州置扬州大都督府，改归化县为金陵，领金陵、句容、丹阳、溧水六县;九年，扬州移治江都，改金陵为白下县，以延陵、句容、白下三县属润州，丹阳、溧阳、溧水三县属宣州。经过一系列的短期频繁调整，其辖地一分再分，仅剩江宁县旧地，治故白下城。
四是削其阶。平陈之后，隋废丹阳郡，并以秣陵、建康、同夏入江宁县。唐初，江宁仍为县级建制，隶属润州130余年。直到至德二年（757年），置江宁郡;乾元元年（758年），于江宁置升州;宝应元年（762年）州废;光启三年（887年），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阳复置，直至唐亡。有唐一朝近三百年，南朝都城建康旧地作为州级建制不过数十年。
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世以扬州显名的江都郡的地位隆起。《隋书·地理志》记载：“江都郡，梁置南兖州，后齐改为东广州，陈复曰南兖（州），后周改为吴州。开皇九年，改为扬州，置总管府。”自此扬州成为一地之专名。江都在平陈一役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据《隋书·贺若弼传》，“拜（贺若）弼为吴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事”，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纪一》，“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以及杨广作为行军元帅在指挥战役、斩杀邪佞、查封府库、定邦安民等一系列优异的政治表现，特别是开皇十年（590年）因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杨广由并州总管徙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显然，江都于安定广大江南地区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凸显，地位得以擢升势属必然。大业六年（610年）三月，隋炀帝巡幸江都，“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6]，将江都太守官阶等同于京兆府尹，赋予江都以陪都地位，作为隋朝统御江南的政治中心。 入唐以后，武德九年，省江宁县之扬州，改邗州为扬州，置大都督府，督扬、和、滁、楚、舒、庐、寿七州;贞观十年（636年），改大都督府为都督府，督扬、滁、常、润、和、宣、歙七州;龙朔二年（662年），升为大都督府;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广陵郡，依旧为大都督府。至德（756—758年）之后，中原用兵，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置淮南节度使治扬州，管扬、楚、滁、和、舒、寿、庐等州，命亲王领之。李唐一朝，作为大都督府的扬州，其地位明显高于一般都督府和诸州，其都督为从二品，长史为从三品，而中都督府都督为正三品、长史为正五品上，下都督府都督为从三品、长史为从五品上，上州、中州、下州刺史分别为从三品和正四品下。据杜牧《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记载，荣任扬州大都督者除亲王、贵戚（长孙无忌、韦温）之外，其大都督府长史（中唐以后兼任淮南节度使）均有所谓“皆以道德儒学，来罢宰相，去登宰相”的显赫仕途。据《唐刺史考》和《唐代扬州史考》，更为确切的淮南节度使任上，自高适至高骈凡32人（包括未赴任的王屿、裴度），其中位居宰相者多达20人。扬州的政治地位由此可见一般。
而在扬州政治地位擢升和奠定的同时，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开皇七年（587年）开山阳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通济渠、邗沟，大业四年（608年）开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开江南运河，从而创成了中国大运河北起涿郡、南到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沟通黄河、长江、海河、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历史性规模。在直接服务长安、洛阳首善之区的全国性水运交通体系中，处于长江、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天然交汇点上的扬州，南连江、海，北接淮、汴，集关乎国计的转运、盐铁、铸钱等使职于一地，一跃成为掌控全国政治、经济、交通命脉的“雄藩”“通都”，并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更见其盛，至有“扬一益二”之说。
江山如有待，歷史总无私。古往今来，一个城市的发展盛衰大多集于国家政策的予夺。在隋唐两代大一统国家的制度顶层设计之下，宁、镇、扬三地虽然迭有区域分合、等第升降，但却愈见地缘亲近、关系错综。无论是近四百年的“六朝古都”，还是“以润统宁”“崇扬抑宁”，都不过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政策的钟摆。而《旧唐书》卷六十《李神符列传》所谓“迁扬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阳渡江，州人赖焉”，隋唐之际的扬州享有了最大的国家政策红利，也借此创造了后世难以企及的城市发展辉煌。
参考文献：
[1]汉书·地理志[Z].
[2]通典·职官十五州郡下[Z].
[3]明史·职官志[Z].
[4]隋书·五行志[Z].
[5]新唐书·地理志[Z].
[6]隋书·炀帝本纪[Z].
（作者单位：中共扬州市委办公室）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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