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十部乐》成因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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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唐代乐舞艺术的高度发展，离不开繁盛的李唐王朝和各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中原文化以其广阔的胸怀兼收并蓄，使外族乐舞通过佛教东传、战争、外交、民间往来等途径与中原乐舞相交融。唐代《十部乐》便是各民族乐舞艺术融合的产物。本文对《十部乐》的成因进行史料梳理、分析与研究，阐述了我國古代宫廷乐舞由《七部乐》《九部乐》再到《十部乐》的发展历程，重点阐述了《十部乐》代表着我国古代乐舞艺术走向繁荣辉煌，对唐代乃至后世的乐舞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七部乐 九部乐 十部乐 唐代乐舞
　　中图分类号：J609.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 （2019） 14-0078-03
　　唐代《十部乐》是民族文化艺术相交融的产物，对唐代乐舞影响深远，也为乐舞艺术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早在周代，郑玄在记录古代官制的《周礼注疏》中指出“王者必作四夷之乐”[1]，说明周代便有了四夷之乐及宾服四境之目的。到了隋唐《九部乐》《十部乐》的形成将四夷之乐的演奏推至顶峰，它的娱乐目的也让位于政治需要，不仅与国家政治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对唐代甚至后世的乐舞艺术的发展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戎华兼采～—继承魏晋南北朝之乐舞积淀
　　南北朝时期，以西域乐舞为代表的外族乐舞已大量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统治者以“戎华兼采、至於钟律”的制度，不断消化、吸收外族乐舞艺术，丰富、充实自己的制乐制度。二者的融合，更加促进了宫廷乐舞艺术的更新与重构，开创了乐舞史上繁荣发展的新局而。同时，外族乐舞的传播也促进了宫廷乐舞“部乐伎”的形成，使外族乐舞成为宫廷乐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与统治阶级的制度有着密切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儒学为宗，兼容道、法等，文化走向多元;它在政治上最混乱，战乱频仍，时局动荡，而在文艺上极度开放自由，创造出丰硕的艺术成果，呈现出富有的艺术精神。民族的迁徙、统治集团政治中心的转移，使乐舞艺术不断融合、交流与传播，形成了多元化乐舞发展的新态势。
　　外族乐舞从汉朝时的零星传播，到南北朝时期的大量传入，也促进了宫廷乐舞内容与结构的系统化转变。南北朝宫廷乐舞“戎华兼采”，显露出与以往时代不同的风貌。统治阶级在其制乐、用乐方而采取了海纳百川的态度。外族乐舞与中原乐舞的交流以“西乐东渐”为主，大量的西域乐舞、西域乐器、乐舞伎人为中华民族乐舞艺术发展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这些外族乐舞中包括《天竺乐》《龟兹乐》《西凉乐》《乐般国鼓舞》《安国乐》《高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在传入中原宫廷后，成为隋唐“燕乐”的重要组成，不断促进宫廷乐舞的整合与重构，从而具有深度的传播意义。
　　二、吸纳整合——由《七部乐》至《九部乐》
　　隋文帝开皇初年，便制定了《七部乐》，这无疑是对中国长期混乱的乐舞艺术的整合。《隋书》记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日国伎，二日清商伎，三日高丽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国伎，六日龟兹伎，七日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寇等伎。”[2]这意味着中国古代乐舞艺术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为唐代宫廷《十部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清商乐
　　民间最盛行之俗乐
　　据《旧唐书》记载：“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3]在魏晋南北朝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南方音乐和北方音乐逐渐融合，它在“吴歌”“西曲”及北方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音乐形式，无论南北方都统一称之为“清商乐”，它的形成与民族战争、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密不可分。“清商乐”在隋炀帝时期被改称为“清乐”，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盛行，乐工、乐伎为其教习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俗乐，也由此从民间进入宫廷，成为隋唐《九部乐》《十部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故被隋文帝称为“华夏正声”。
　　2.西域乐舞
　　汉族最盛行之胡乐
　　隋代《七部伎》当中，除清商之外，其余全部来自西域及外族盛行之乐舞。大业中（ 605-618），隋炀帝改《国伎》为《西凉》，并在《七部乐》基础上加<康国》《疏勒》二部乐，将《清商》列为诸乐之首，而形成隋《九部乐》。这其中来自西域的乐舞达到五部之多，除《龟兹乐》《天竺乐》《安国乐》为开皇所留之乐外，新加入的《康国》《疏勒》二部乐，也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
　　《康国乐》相传来自西域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是由北周武帝突厥皇后阿史那于天和三年（568年），带入长安。康国乐传入中原后逐渐盛行，至隋代炀帝将其设为《九部伎》，而唐代发展至顶峰。唐代著名的健舞“胡旋舞”就源于康国乐。据史料记载：“康国舞二人，绯袄锦袖，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胯，双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4]胡旋舞以急转如风的旋转动作为主，舞蹈风格活泼明快、开朗豪放，这与当时唐代的社会风貌和审美需求相吻合，流传于整个唐代社会。
　　《疏勒乐》来自西域疏勒（今新疆的喀什和疏勒一带）。437年北魏通西域， 《疏勒乐》第一次以小国朝贡的形式传入中原。《疏勒乐》被视为朝贡之珍宝，随之传入的还有乐舞、舞曲、歌舞伎人组成的小型乐队。发展至隋，疏勒乐歌曲包括《亢利死让乐》，解曲《盐曲》等。到唐代乐伎人数12人，演出服饰也有了明显特征，身着锦襟、锦边装饰的衣服，白丝布裤，头带黑丝布头巾。舞伎2人，身穿白袄锦袖，红皮带、红皮靴。演奏时使用的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横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和鸡娄鼓。
　　除新加入的康国、疏勒二部乐外， 《龟兹乐》在中原地区盛行已久。《隋书·音乐志下》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5]公元382年，前秦大将吕光灭龟兹，收获龟兹乐。据《隋书·音乐志下》中记载：“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街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6]曹妙达等乐伎精通弦管器乐，创作新奇音乐，并且借助其音乐技艺，在王公贵族之间炫耀，人们争相学习，成为当时社会人们追求的一种时尚，对隋唐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融汇创新——《九部乐》到《十部乐》
　　隋代存在时间较短，外来乐舞与本土乐舞还未很好地融合，便陷入灭隋的战争中，而重新创作乐舞的重任则落在唐代艺术家肩上。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族乐舞的直接传入不同，唐代乐舞是和已传入的外族乐舞之间进行内部传播，这些外族乐舞促进了大唐乐舞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唐代包容开放的社会特点也使这一时期的乐舞艺术得到广泛传播，遍及社会各阶层。
　　1.设置燕乐 位列诸乐之首
　　唐代一直沿用隋代建立的九部乐，直至贞观十一年。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隋乐每奏九部乐终，辄奏‘文康乐’，一曰‘礼毕’。太宗时，命削去之，其后遂亡。”[7]将“礼毕”废除后，“（贞观）十四年，有景云现。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元会第一奏也”[8]。贞观十四年（640年），此时的唐朝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艺术家潜心创作乐舞新声，将张文收创作的《景云河清歌》命名为“燕乐”，位列诸乐之首，作为元旦朝会演奏的第一个曲目，包括四部乐舞： 《破阵乐》《景云乐》（景云河清歌）、《庆善乐>《承天乐》。而后燕乐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作为坐部伎的第一部曲目上演，不仅作为宴享之乐，更为盛大活动演奏之乐，是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部分，有着严格的程序规范和明显的政治目的，即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
　　此外，据《唐六典》记载：“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9]唐代在招待外国使臣、部族首领等重要外交场合，也会演奏盛大华丽的《十部乐》，从而彰显唐代“四夷宾服”的大国气势。
　　2.增高昌乐 彰显国力之强盛
　　古代高昌，为现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高昌乐传入中原的时间为西魏时期。据《旧唐书》卷二十九记载：“西魏与高昌通，始有高昌伎。太宗平高昌（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灭高昌），尽收其乐。”[10]舞蹈史学家王克芬教授认为，“高昌乐在西魏时传入中原，时间为公元535 557年”。[ll]高昌与西魏常有外交与贸易往来，随着彼此往来增多，富有地域风格的高昌乐也随之传入中原地区。
　　《隋书·音乐志中》记载：“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於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12]高昌乐于西魏时传入中原，后因聘娶北狄皇后得到了康国、龟兹及高昌乐舞伎人，并在大司乐中教授学习，采用其音调，用钟磬演奏，用《周礼》的制度来运用。
　　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设宴百官，将高昌乐加入《九部乐》之中，形成独立乐部，至此《十部乐》被最终确定。将《九部乐》改为《十部乐》，并没有轻视或摒弃民族传统乐舞，也不是要对宫廷乐舞进行结构性改变，或者为追求某种艺术的独特魅力;而是为了显示大唐国力强盛，宣扬唐太宗征伐功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需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外族乐舞也促进了汉族传统乐舞艺术水平的提升，对中原地区乐舞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十部乐》对唐代乐舞艺术的影响
　　综上所述，唐代《十部乐》从统治者的角度将其表演制度化、系统化，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客观来讲，这种四夷臣服大国乐舞的确立，的确对唐代乐舞艺术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十部乐》中的个别乐部名称直接用外域地名来命名，曲名使用音译名，乐伎、舞伎妆容服饰、器乐等保持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到以演奏方式不同而命名的坐、立部伎，再到健舞软舞等唐代新作，这一从吸收、融汇到创新的过程，已经使外族乐舞艺术与皇室宫廷乐舞有机结合，显示了大唐文化宽广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多彩，《十部乐》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典范，它不仅影响着唐代乐舞艺术，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不言而喻，甚至不断辐射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十部乐》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璀璨明珠，更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
　　参考文献：
　　[1]郑玄，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5][6][13]魏徵，隋书[M]北京：中華书局，1973.
　　[3][10]刘昫，张昭远，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李林甫，唐六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王克芬，中国舞蹈史（隋唐五代部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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