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儿童主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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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压卷之作,在世界文学中具有巨大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对儿童问题极为关注,并且儿童问题贯穿于他的创作始终。文章以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为例,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儿童对成人世界产生的影响、成人主人公身上的儿童气质以及儿童对于人类获得拯救的意义。
关键词:《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儿童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未完成之作,也是他内容最丰富最深刻的一部作品。尼采和弗洛伊德对此书高度赞扬,弗洛伊德甚至称此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描绘了“上帝死后”世界的混乱崩溃,同时也在试图以上帝的信仰之光照亮黑暗的世界。而承载着人类拯救希望之光的,正是儿童和儿童身上的神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对于儿童问题的关注得益于他本身对于基督教中原罪论的认同。在基督教的观念中,儿童是最接近上帝的存在,因为儿童身上最大程度地保留着人被造时由上帝赋予的神性。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一种同样的神圣因子,神性的存在使人最终区别于动物,与上帝建立起亲密的联系,从而获得了被拯救的可能。只不过神性在每个人身上的显现程度不同,人的命运也因此不同。儿童是纯洁的,相较于成人因为沾染了太多的世俗性,儿童因未曾或者较少遭受尘世的污染而保持了一种理想的非世俗状态,人如果能够达到这一状态就能获得救赎。
一、儿童对成人产生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儿童问题无疑是处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心的,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和行动都与儿童有着紧密的联系。
大儿子德米特里走向精神“复活”的思想转变的契机是对儿童问题的思考。在弑父案发生之前,他内心中信仰和无信仰一直在进行博弈,意志的软弱常使他屈服于现实的享乐。在父亲被害后,他被误认为是凶手,为自己申诉的过程就是他灵魂觉醒的过程。在他思想的转变之际,即审判前德米特里在梦境中就梦见了“娃娃”,他梦见在被火灾焚烧过的村庄旁边,母亲和婴儿在凄冷的寒风中冻得肤色铁青。在德米特里看来,儿童的受难正是象征着人间的苦难,于是德米特里心中的上帝开始复活,他意识到了人类世界的残酷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虽然他没有谋杀老卡拉马佐夫,但他愿意接受惩罚, 他愿意在“苦难”中洗涤自己,从此开始精神上的“复活”。
二儿子伊凡否定上帝的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儿童的无辜受难,因此他在上帝和理性之间摇摆不定,最终走向精神崩溃。伊凡对阿廖沙讲述了以下关于孩子们的事件:土耳其人把正在吃奶的孩子从母亲怀中抢夺出来,把婴儿抛到空中重重摔死;因为女儿夜里尿床,一对父母就逼迫孩子吃粪便;一个农奴的孩子用石头砸伤了地主猎狗的腿,地主就放猎狗去追小男孩,将小男孩活活撕碎。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人生而有罪,有罪就必须接受惩罚。但是伊凡却觉得,人与生俱来的罪只应该在“偷吃了禁果”的大人身上显现,小孩们纯洁无辜,所以小孩并没有罪,又怎能让他们受罚,自我救赎呢?在与心中的上帝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搏斗之后,伊凡终于说服自己抛弃了上帝。儿童的无辜受难使他不再相信上帝的公义和万能,由否定上帝的公义出发,伊凡进而宣告了与上帝的决裂,并决心修改上帝的事业。他不再相信灵魂不朽,认为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就是上帝,人们可以为所欲为。
在小说中阿廖沙的行动与儿童们紧密相连。在伊柳沙的葬礼上,一共来了12个孩子,象征着12圣徒,而阿廖沙在作者看来是基督在人间的显现。阿廖沙和12个孩子便由基督的同情和爱的感情联结在一起 。伊柳沙在弥留之际,要求父亲把他埋在大石头旁边,大石头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象征意义,它象征着阿廖沙及孩子们日后建立的“未来和谐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小说最后一幕的安排也别有深意,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儿童伊柳沙的死亡和葬礼成为他的家人,特别是科里亚和伙伴们增添勇气和友爱的契机,昭示着一个“弥赛亚时刻”的到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意识到苦难的来源的过程正是通向拯救的道路的过程。儿童不仅是与成人相对立的概念,更是人们困惑不识上帝的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本书中论述了苦难对于获得拯救的意义:苦难是消除人类因不相信上帝而产生的彼此之间疏离感的契机,经受苦难的过程就是人类重新认识上帝的过程。
二、成人主人公身上的儿童气质
阿廖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归儿童理想的集中体现。在此前的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儿童气质的人物,如《荒唐人的梦》中的主人公、《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少年》中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等。这些人物身份经历各异,但都拥有共同的品质,即虽是成年人,但是心灵仍如孩子般纯真,不受外界世俗生活的诱惑,无私地去爱和同情,信仰虔诚,积极寻求与上帝同在。
阿廖沙虽然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但是作者显然是有意识将这一人物作为儿童来塑造的。他是一个纯洁、美好的人物,总是以一颗仁爱之心对待世人,包括对作恶多端的老卡拉马佐夫,他也抱有同情和爱,他的身上映照的是基督的本性。他从儿童时代起就受到所有人的喜爱,因为,“人们绝不能在婴孩身上发现什么狡黠的算计、机诈,或谄媚、讨好的艺术,招人喜爱的手腕,所以这种以引起人家对他特别喜爱的因素,是蕴藏在他自己身上的,所谓出自天性,并无虚假,或者做作”。
阿廖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其他有着相同儿童气质的人物一样,他们都选择了一条神圣的道路,即上帝之路。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能否重识上帝在于是否拥有与宗教情感有关的个体记忆。阿廖沙年幼丧母,对于母亲唯一的印象是母亲跪在圣像面前,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保佑阿廖沙。这也对他以后选择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德米特里童年时期,从医生手里接过“一磅胡桃”的同时,接受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理念,因此拥有了被救赎的可能性。佐西马长老年轻时荒淫无度,《圣经》作为一种被遗忘却未遗弃的记忆的符号而随身攜带,在人生的充满戏剧性的关头,这种由记忆唤起的宗教情感使他浪子回头。宗教记忆是实现权威的宗教话语向个体内在本质话语转化的重要条件,以童年的记忆为媒介,个体实现了永恒精神和日常生活的结合。 当然,作为艺术形象,儿童气质的成人往往缺少性格的发展和变化,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也正是典型的基督规范,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宗教修辞中是最高修辞格,它超越一切,昭示着永恒之善的归宿,标志着人类的彻底救赎。
三、儿童成为拯救的希望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儿童集中展示了作家一直探索的救赎主题:所有人都迷茫无知而需要被拯救,而儿童身上的神性是人获救的希望。而作者笔下的这些最接近上帝儿童却大多是无辜受难,上文中我们提到的伊凡对阿廖沙陈述的一系列他收集的儿童受难的故事就是如此。不难发现,儿童无辜受难的背后往往是大人的残忍施虐。既然儿童是最接近上帝与上帝同在的一种状态,为什么在儿童成长为大人后会反过来如此暴虐地对待孩子呢?
弗拉基米尔自大公在公元988—989年公开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来,虽然期间俄国经历多次剧变,但依然保持最正统的基督教传统。可以说,东正教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俄国人的心中。随着18世纪以来西方理性思想的不断深入,俄国人企图通过西方式物质规则来解决俄国问题的意识在社会上拥有较高认可度,理性巨人与上帝之争从未停下脚步。然而,西方国家引入的科学理性主义尚未成熟,不能完全取代几千年来东正教对于人们思想的主宰。在对自己的文化自豪的同时,也无法克制对西方文明的艳羡,试图用理性的武器解决社会问题。在理性巨人宣判上帝死亡之后,却因为没有新的精神寄托而再度陷入灵魂的煎熬之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语境中,就表现为“神人 ”与“人神”的两种状态的挣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年人对儿童这种反扑式的施虐正是人逐渐背离上帝的表现。人一旦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就意味着基督人与人和谐理想的破灭,暴虐和自相残杀代替了同情和爱。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者借佐西马长老提出了他救赎的道路:“上帝一定能拯救俄罗斯,就像以前多次拯救过那样。拯救来自人民,来自人民的信仰和驯服。”“要爱孩子,因为他们是无罪的,如同天使一样让人感动,使人因他们而变得单纯。他们的存在好像是对我们的警示”。孩童无辜纯洁,如同巨大的道德力量震撼人心,提醒人最初被造时的纯洁和善良。无论是纯真无暇的儿童还是拥有儿童气质的成年人,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基督的品质,背负着使人们获得拯救的希望。上帝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每个人身上都有“神性”,回归到儿童的纯洁状态,从苦难中求得新生,以宽恕、爱、信仰上帝来建立和谐大厦,那么世界上的恶便会终止。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为人类开的药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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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烟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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