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起源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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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于先秦诸子起源及其学说产生原因的研究，由于史料极度缺乏，历来是学者们聚讼不已的事情。过往虽有“王官说”“救弊说”“周文说”“搢绅说”“职业说”等观点，但因为时代、学派、思想诸问题皆不易厘清，这些观点便很难站住脚。先秦诸子的产生是动态发展的过程，是时代问题的召唤，是客观环境的产物，是思想融合的结晶，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先秦诸子的起源及各自的独特性。
　　关键词：先秦诸子;起源;思想演进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0-0122-03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全面崩溃、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特别是从春秋末至秦统一六国，伴随着社会剧烈变革的阵痛，各种思想理论应运而生，相继产生了以儒、道、墨、名、法等为代表的众多思想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基调。对这些思想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人们统称为先秦诸子。自汉代以来，对诸子起源的问题，就多有论述，比如，《七略﹒诸子略》、《汉书﹒艺文志》、《淮南子﹒要略》等等，而近代以来，诸多学者，比如，胡适、傅斯年、冯友兰、侯外庐、牟宗三等，又从不同层面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本文在对前人观点进行归纳的基础上，着力从思想演进的角度，梳理先秦诸子起源的主要脉络，分析先秦诸子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前人对先秦诸子起源的主要观点
　　对于先秦诸子起源的问题，前人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地探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来几种。
　　（一）王官说
　　班固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1]1728-1745也就是将诸子归为“九流十家”，而每一家的学说都是由相应的官吏传承而来。这一说法影响深远，几成定论，直至近代以来，学者才对此提出异议。
　　（二）救弊说
　　此说最早见于《淮南子﹒要略》。近代以来，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胡适先生说：“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新者已兴而旧者未踣，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2]291进而明确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明确反对“王官说”。
　　（三）周文说
　　牟宗三先生认为，不能笼统地说诸子应时弊而起，而应该搞清楚究竟是应什么时弊。他明确提出，诸子是针对“周文疲弊”这一政治的社会的问题而起。“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做‘周文疲弊’……他们是针对周文疲弊而发。”[3]53可见，牟宗三先生并不反对“救弊说”，只不过他把这个弊明确为周文之弊，即周代的典章礼乐制度的失落与紊乱，也就是常说的“礼崩乐坏”。
　　（四）搢绅说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可以说由圣王宗族而搢绅先生，复由搢绅先生而显学而诸子百家。”[4]22并进一步说：“邹鲁搢绅先生是初期思想家从事业家分离的行帮……有了专门的思想业务，但是还不能脱离氏族贵族的附庸地位，还没有彻底转化为思想家。”[4]40搢紳先生的说法，最早见于《庄子》，“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5]855侯外庐先生的说法很可能是受了《庄子》的影响，按此说法，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过程是，第一步是圣王宗族所垄断的宗教性的思想;第二步是依附于贵族的主要担负保存周代文化礼仪职责的搢绅先生，这样的搢绅先生虽然通晓上古三代的文化，但他们仍然是依附和服务于贵族的，还没有作为一个阶层独立出来，因而在思想上也还没有具备独立性，因此侯外庐先生认为他们还没有彻底转化为思想家，这也是搢绅先生与后来的诸子百家最大的区别;第三步，由于显学（此处指儒墨两家）对搢绅先生的批判而道术天下裂，因此他又明确提出“子学时代应该是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与墨子算起”;第四步，由儒墨二家进一步发展成诸子百家。可见，侯外庐先生认为包括儒墨二家在内的先秦诸子是直接从缙绅先生演化而来。
　　（五）职业说
　　傅斯年先生作出了“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的论断，并进一步说：“百家之说皆由于才智之士在一个特殊的地域当一个特殊的时代凭借一种特殊的职业而生。”[6]289冯友兰先生同意此观点，并进一步补充说：“儒家出于文士，墨家出于武士，换言之，即儒家出于儒，墨家出于侠。”“道家之学，即出于隐士。”[7]354“此外，阴阳家者流，出于方士;名家者流，出于辩士;法家者流，出于法术之士。”[7]330
　　二、对先秦诸子起源研究的困境
　　由于时代久远，特别是历史资料的缺失，给先秦诸子起源这个问题的探究带来了不小的困境，而导致聚讼不已。
　　（一）厘清诸子时代的困境
　　先秦诸子时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末300余年的时间。中国这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风起云涌、绚丽多彩。但因为秦始皇焚书，烧天下诗书，特别是各诸侯国的史册几乎烧尽，钱穆先生讲：“本时期的历史记载，因秦廷焚书，全部毁灭。西汉中叶司马迁为史记，已苦无凭。”[8]73这一重要时期的历史资料，虽未必如钱穆先生所言“全部毁灭”，但确实给诸子生活的年代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离开可靠的社会历史情况，加之，诸子著作可能是很多人跨越很长时间完成的，确认诸子生活的准确年代和诸子成书年代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二）厘清诸子学派的困境
　　关于诸子学派的问题，战国时代就有论述，比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论六家要旨》首次提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个学派。其后，《汉书﹒艺文志》在承袭《七略﹒诸子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以及小说”等十家。以上这些，只是对先秦诸子主要学派大概的分类，并不十分清晰详细，有些学派似乎并未予以明确，有些学派则比较含混，比如，农家、杂家以及小说家。而且，除了儒墨两家有较为明确的传授谱系外，有些学派究竟包括哪些主要人物也还存有不少争议，比如，法家、农家等。 　　（三）厘清诸子思想的困境
　　冯友兰先生说：“此哲学史上古时代诸家之学说，意但谓上古时代有此学说，有此思想系统，至此系统果为代表此系统之人之一人所立，抑或曾经其‘后世’修正补充，则不敢必定也。”[9]27因此，有些题为某子的著作的思想，很难确定为某子的思想，学界已考证出不少后世伪冒先秦诸子之名的著作。而且，在汉独尊儒术之后，除儒家著作外，诸子之书不传而多有亡佚，有些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甚至没有著作传世，只能从其他著作中了解其只言片语。
　　三、从思想发展的进路看先秦诸子的起源
　　尽管先秦诸子时代的史料比较缺乏，但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这就为探究先秦诸子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一）先秦诸子的产生是动态发展的过程
　　在论及先秦诸子的起源时，胡适先生曾说：“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2]291由此可见，在先秦诸子时代，不但各家内部不断发展，产生新的学派、新的诸子，比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而且，各家也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继出现的。根据这一时代的历史走向，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03年，这个阶段主要处于春秋争霸时期，儒家、道家、墨家大约产生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先秦诸子的初始期;第二个阶段，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00年，这个阶段是战国争雄时期，法家、名家、农家等大约产生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先秦诸子的繁荣期，稷下学宫达到了顶峰;第三个阶段，从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21年，这个阶段是秦国进入全盛并逐步统一六国的时期，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大约产生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先秦诸子的总结期，杂家本身就是这样的产物。
　　（二）先秦诸子的产生是时代问题的召唤
　　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臆造的，一定会有指向性，即思想的对象。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时代问题，从理论上把握这些时代问题，就是生活在该时代的思想家们的历史使命。如上所述，在先秦诸子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奴隶贵族社会向封建地主社会过渡，周王室式微，“周文疲弊”“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稳定，即如何把混乱回复到有序状态，因此，会自然而然地向回看而不是向前看去找答案。那么，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墨子则“自以其说为法夏以抵制之”，而老子则干脆主张回到“结绳记事”时代。在第二个阶段，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吞并与灭国日趋惨烈，生存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如何对待生存的问题上，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路径：向前、向后或者保持。向前就是要大胆变革，向后则是消极避世，而保持则是折中调和。对不同路径的选择，不仅导致了儒家、道家、墨家内部分化出众多学派，而且还产生了法家、名家和农家等。在第三个阶段，秦国逐渐一家独大，天下趋于一统，那么统一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作为统一与反统一的策士，纵横家自然捭阖纵横、大显身手，而以“五德终始说”为核心的阴阳家也就充当了统一的理论先锋。而且各家内部和各家之间，也都加强了学说思想的融合，杂家更是兼采各家之长以集结成书。
　　（三）先秦诸子的产生是客观环境的产物
　　思想理论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外部环境条件。就先秦诸子的起源看，有三种主要的客观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1.知识的传播
　　春秋晚期，随着贵族政治的崩溃，本来牢牢掌握在贵族阶级手中的文化知识逐步流入民间，“私学”逐步兴起，从史书关于孔子“弟子三千”、墨子“徒属遍天下”的记载来看，当时的“私学”颇为可观。到战国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贵族子弟，而且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更多地接触到了知识，这就为诸子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学术的自由
　　先秦诸子时代，统一的集权专制制度尚未建立，各国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普遍持开放的态度，知识分子也普遍保持独立的学术人格。“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这恰恰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学术自由。这就为诸子的兴起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3.利益的结合
　　先秦诸子时代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生存的巨大压力迫使统治阶级求贤如渴，史书称魏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闾，未尝不轼也。”齐稷下学宫更是学士上千人，这也就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良好契机。“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1]1746正是对当时这种形势的总结。可以说，这种上下利益的结合，从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诸子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
　　（四）先秦诸子的产生是思想融合的结晶
　　诸子思想源头的问题，应该分为三个方面来看待。
　　1.直接或间接从官学中得到思想的来源和材料
　　这是诸子思想产生的内部线索。侯外庐先生认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自然是不可信的，但诸子或多或少依据西周的传统思想，以先王形式的理想化作为推论的前提，则是没有问题的。”[4]53而且，早期的诸子又都或多或少地学习了相同的典籍。“《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5]855
　　2.吸收了之前或当时著名人物的思想
　　比如，《大学》中就分别引用孟献子和狐偃的话。
　　3.各家各派之间思想相互吸收融合
　　《淮南子》认为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后的法家，其几个代表人物李悝、吴起、韩非等皆曾受学于儒家。钱穆先生认为，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是墨子的再传弟子许犯。班固认为许行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于名家公孙龙。侯外庐先生认为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就是批判地接受了初期道家学派的思想，奠下了他的学说基础。可见，诸子各家之间除了相互的批判，还有相互的吸取，有的更是在批判吸收几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学派。
　　总之，先秦诸子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派纷呈，大家辈出。但由于史料的缺失，要逐一考证各家各派诸子的思想及其相互间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先秦诸子起源的问题就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面纱。好在前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艰苦扎实的研究，使今天能够对各家各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各家各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立足先秦诸子生活的社会现实状况，从思想发展的进路出发，分析认为，社会的剧烈变革，既为先秦诸子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比如，私学的兴起，学术的自由;而且也对先秦诸子的产生提出了强烈的呼唤，比如，时代的课题，社会的苦难。先秦诸子针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从各自独特的立场观点和知识系统出发，积极从文化传统中挖掘思想资源，在相互的批判吸收和融合中，逐步创造和发展出诸子百家这个庞大的思想宝库，为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奠定了基调。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
　　[4]侯外庐，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M]//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7]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8]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余江（1976—），男，汉族，四川宜宾人，单位为四川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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