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亦仕亦隐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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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王维的文章没有正确的认知。本文主要针对王维的文赋创作进行探讨，帮助人们对王维本人以及其文章形成正确的认知，而不是只能看到他的诗名。
　　【关键词】王维;文赋创作;盛唐
　　【中圖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490（2020）03-0118-01
　　【本文著录格式】张优维.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亦仕亦隐的生存智慧——浅谈王维文赋创作[J].课外语文，2020，19（03）：118，120.
　　王维的诗“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清代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而王维的文章久被诗名湮没，历来不受重视，后人甚至评价他“能为诗而不能为文”（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观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中收的六十九篇文赋，其中也有不少粲然可观者。这些文赋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王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思想状态及处世态度。
　　跟许多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一样，王维也为自己的仕途作过一番努力。他的母亲崔氏“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请施庄为寺表》）。王维深受母亲影响，从青少年开始就倾心于参禅礼佛，潜意识里，带了一种“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的超然之志及魏晋以来盛行的士人隐逸之气。修禅得以心静，心静则向往皈依。未入仕时奋发求仕，既入仕后常思归隐。王维一直在“进”与“退”、“仕”与“隐”之间徘徊。
　　唐代是尚隐的时代。开元六年，王维隐居洛阳、终南山一带，求取晋身立命的机会。开元九年，王维应举成功，“擢进士，调大乐丞”，后坐累伶人舞黄狮子案，出贬济州司仓参军。年轻气盛的王维仕途首次受挫。四年的济州为官生活并没有消磨其昂扬的意气和进取的盛唐精神。他在文中触摸到了盛唐的时代脉搏，窥见了人民熙乐的盛唐气象。如《送郓州须昌冯少府赴任序》中郓地的景象：“书社万室，带以鱼山济水，旗亭千隧，杂以郑商周客……齐纨在笥，河鲂登俎，一都会也。”可见王维当时是以何等激动的情怀去膜拜这个盛世皇朝，去感受这朗朗乾坤的。
　　开元十四年，王维自济州离任后，在淇上为官一年。然在淇上为一小吏，实非他所追求的。开元十六年，于是“咏而归”，先在淇水，旋即到嵩山，开始了他第二次隐逸生活。同第一次一样，这次他仍是以退为进，伺机出仕。
　　机会在几年的等待后悄然来临。开元十九年，张九龄拜相，振奋的情绪鼓舞、激荡着王维的心。王维被张九龄“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的君子气度折服，自认为找到知遇之人，于开元二十二年，献干谒诗给张九龄，大胆要求援引。第二年，王维擢右拾遗，再次入朝参政。
　　对于政治理想，王维认为“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与魏居士书》）。他以此为适意，反映了盛唐知识分子流传了近百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愿望的时代强音。在作于开元二十五年的《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中也说：“逍遥谷天都近，王官有之。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强调要恪守君臣之道，亦官亦隐，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济天下，这才是大伦。
　　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罢相，这大大打击了王维。但是士人对仕途根深蒂固的执着及个体本身随遇而安的性格，使王维并没有作出“士为知己者死”的举动，仍在朝中为官，“历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等职。他无意巴结李林甫，却又不得不作应酬之作敷衍。在这种矛盾心态下，天宝九年，丁母忧，离朝隐居辋川，过着悠闲的散逸生活。在《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中，他极尽文辞歌颂大将哥舒翰和高适。
　　在焦虑和失落中，王维只有依靠多年修行的佛心禅兴来平抑愤懑，但王维并未把奉佛当成一种独立于政治以外的纯宗教活动。为官一任的责任感使他把它当成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借佛教来强调教化作用，以佛理感化社会，结合自己念念不忘的“大伦”理念，佛教就有了更为深广丰富的内涵。他称颂惠能禅师“多绝膻腥，效桑门之食。悉弃罟网，袭稻田之衣。永惟浮图之法，实助皇王之化”（《能禅师碑》），实际上宣扬了佛家的救世之说。又如在《请施庄为寺表》中指出“愿献如天之寿，长为率上之君。惟佛之力可凭，施寺之心转切。效微尘于天地，固先国而后家。敢以鸟鼠私情，冒触天听”，可见他虽奉佛仍不失报国报君之心。
　　总的说来，王维在张九龄罢相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磨合，他随缘任运、冷眼旁观，心里渐渐归于平静。《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作者邀友同游，就铺叙了这样一个场景，“近腊月下，景气和畅……北涉玄霸，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倏出水，白鸥矫翼，露温春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这是描写辋川冬夜和春日的景色，文字清丽淡雅，意境静谧悠远。辋川奇景生动诱人，如歌如诗，是一片宁静、和谐而生机勃勃的小天地。
　　王维曾提到“一生几许伤心事”（《叹白发》），他真正的人生悲剧是由安史之乱引起的。天宝十五年（765），“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对安禄山并非全无反抗，私下作诗怀念远在蜀地避难的玄宗皇帝。所以，“贼平，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尽管朝廷对其陷敌的历史既往不咎，但这彻底从精神上打垮了王维。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罪枷锁。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指出，“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在《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里再次提出“旋后陷城，身关木索，缚就虎狼。臣实惊狂，自恨驽怯……”。上元二年，他向代宗皇帝上《责躬荐弟表》，乞尽削己官，放归田里，使缙得还京师时，仍不忘自责“久窃天官，每惭尸素。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陛下……不赐疵瑕，累迁省阁……昔在贼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见圣朝，即愿出家修道”。王维把自己批得体无完肤，深陷于不可自拔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的泥淖里，忏悔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主题。他的忏悔是灵魂内核的自我折磨和深重的叹息，是痛心疾首的鞭挞，是人性自觉的向善的道德伦理光辉的折射。
　　如果说忏悔是他精神世界里的意识流动的话，那么他表现出来的外在的自我救赎方式则是他现实世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他晚年焚香诵经，为肃宗中兴祈求佛佑。另外还奏请将自己的辋川别业改为佛寺，“……伏乞施此庄为以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禅诵，斋戒主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无任恳款之至”（《请施庄为寺表》）。辋川别业是王维苦心经营的身心休憩地，如此举动，可见王维负罪之切，压力之重。
　　王维身居高位，以一种戴罪之身自觉地接受苦难。他黯然淡出朝廷权力旋涡，先任闲官，自我放逐于山林，后乞辞官。可惜未等卸任，便于上元二年七月卒，遂葬于辋川。
　　王维一生，入仕是为了响应当时盛唐文人特有的对功名利禄的热衷渴求及生在敦敦大唐的民族自豪感。他亲和山水也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远离政治或反抗政治的选择，而是灵魂向善原则所体现出来的对世俗本真的反抗。他一生践行亦官亦隐特立独行的生存方式，及他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时时反射出他的智慧之光。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在仕隐兼重的模式下，找到两者融合点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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