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汉语词汇本体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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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对近十年来《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和《语言教学与研究》中有关汉语词汇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从共时和历时两种研究视角出发，回顾、总结和反思现代汉语词汇本体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以期为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词法构词;词汇化;词类
　　一、引言
　　汉语词汇学作为语言学的重要分支，相比于语法学和语音学形成较晚，经过中国学者六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词汇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知识体系不断充实，研究理念、方法和手段不断更新，多个分支领域都得到长足发展。尽管汉语词汇学研究已经成果丰硕，但作为新兴学科，该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进一步推动汉语词汇更深层次的研究，更深入地了解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态势，我们还需要总结和反思近些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概况。
　　按照词语的产生原因和过程，汉语合成词大致可分为两类：词法构词和词汇化成词。前者指直接创造产生的合成词;后者指非词结构经过历时演变而产生的合成词。前者注重共时层面的分析，后者关注历时层面的考察。近十年来，词法构词和词汇化研究一直是词汇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此外，现代汉语词汇分类体系虽已建立，但其内部的具体分类以及一些词语的归类问题还存在一定争议，近年来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本文以近十年来《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和《语言教学与研究》发表的相关论文为依据，拟从词法构词、词汇化和词类划分三个方面，评述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概况。
　　二、词法构词
　　词法研究包括造词法和构词法的研究，这里主要指构词法的研究，包括对构词成分、词语结构关系、构词理据等的研究。从研究理路上看，词法研究可分为两种：一是从结构出发、兼顾结构成分，即词语结构形式层面的研究;二是从结构成分出发、兼顾结构关系，从语法—语义的角度全面考察词语的形义特点。纵观近十年来的研究情况，我们发现第二种方法在汉语词汇研究中比较普遍。根据词汇研究对象，本文将从合成词、语汇、新词语三个方面，对近年来的词法研究进行综述。
　　（一）合成词的词法研究
　　总体上看，近十年来，定中式、动结式复合词的研究受到学界的青睐，成为汉语词汇关注的热点之一。此外，量度类、致使类、下肢类等一些语义聚合词也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兴趣。
　　定中式复合词是汉语中数量最多、最具能产性的复合词，其中，名名偏正复合词由于其内部的复杂性而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从概念隐喻、概念转喻、词典释义、构式语义压制理论和生成词库论等角度，对名名偏正结构的构词特征、内部语义关系及其制约因素进行了讨论。黄洁（2008，2010，2013）指出，语义压制是名名复合词呈现不同内部语义关系的动因，并以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为切入点，使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分析了隐喻和转喻名名复合词的类型与特征，从认知的角度论述了这类复合词的规则性和可析性。谭景春（2010）和高翀（2015）从词典释义的角度，分别从结构和语义两方面研究名名偏正复合词，认为名名偏正复合词是一种紧缩形式，其中隐含着谓词，谓词隐含是造成其语义关系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名名偏正复合词的整体词义并非语素义的简单加合，语素在组配时会受到具体组合义的影响，从而影响复合词的语义透明度。宋作艳（2014）从构式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定中构式对中心成分的语义强迫，提出范畴错配、语义修饰关系错配和音节—语素错配可导致定中构式的中心成分发生三种变化，即名化、泛化和语素化。周韧（2016）以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体系为理论背景，发现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与其整体韵律模式有重要关联，在1+2式的名名复合词中，定语名词充当了中心名词的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而在2+1式名名复合词的大多数例子中，定语名词和中心名词之间存在隐含动词，而这个隐含动词为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孟凯（2016）发现，有些2+1偏正式三音词语（如恒温器）和1+2动宾式三音词语（如吃偏饭），在韵律、结构或语义上具有特异性，能够在这三个界面的调适中实现和谐;作者指出，以具有特异性的三音词语和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为代表的复合词语，体现了汉语词法的韵律—结构—语义的界面关系，其中，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学界对动结式复合词讨论得也比较多。施春宏（2015）通过对句法生成过程中多重界面互动关系的刻画，来系统描写和解释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的不对称分布现象，并借此阐述动结式的生成机制及其约束条件。程工、杨大然（2016）以分布式形态学为理论框架，分析汉语动结式的底层结构，探讨其成分的形态合并操作。
　　一些语义聚合词语也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如量度类词语（吴颖，2009;方环海、沈玲，2016）、致使类合成词（孟凯，2011、2012）、下肢类动词（赵果，2013）等。吴颖（2009）在大型语料库调查的基礎上，分析以“高—高大”等量度类同素近义单、双音节形容词的句法环境和语义特征，揭示出其功能上的差异。方环海、沈玲（2016）立足于类型学研究视角，探讨西方视域下汉语量词的性质与特征，发现西方的专业汉学家们对汉语量词性质的观察比较细致，认为汉语量词有的表量，有的表类，可分为量化量词与类化量词;类化量词是汉语中的特殊词类，也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量词类型特征。孟凯（2011、2012）以致使义的获得方式为分类视点，在词汇/词法层面对致使合成词进行了全面梳理，将其分为转类型、动宾型（X+N役事）、动结型（X+Y结）、使令成分型和“-化”缀型等五类;并运用构式理论具体分析了“X+N役事”类致使复合词的构式表现;以X和N役事的语法语义分析为视点，探析三类致使词式Vt+N役事、Vi+N役事和A+N役事的语义特点和语义关联。赵果（2013）运用意象图式理论，对“走、跑、跨、跳、跪、蹲、踢、踩、蹬”等下肢动作词组配能力间的差异进行了解释。
　　（二）语汇的词法研究
　　所谓“语汇”，包括各类固定短语、半固定短语、类词缀以及一般所说的准固定语或类固定语、语块等。研究者们对语汇中半固定短语和类词缀较为关注，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这几类词语的构词特征、半固定组成成分的构词能力和语义特征进行了描写和分析。曾立英（2008）对类词缀的构词频率进行了统计，确定了现代汉语的单音节类前缀23个、类后缀53个;同时也对类词缀的能产性、定位性以及虚化程度等构词特征进行了探讨，区分了类词缀与部件词。王光全（2009）考察了“-子”的构词域，并以构词域为视角分析了后缀“-子”的表义问题，认为在词法层面上语素都有自己的构词域，语素在构词域内实现了自己的构词功能。宋作艳（2010）考察了与事件强迫相关的类词缀，发现能发出事件强迫的类词缀都是后置的;形式上表现为既能黏附在名词性成分NP后，也能黏附在动词性成分VP后;语义上与事件活动密切相关，包括指人、指物和指情状三类，其中，前两类的构词多是施事名词，不能是受事名词，而且这些施事名词倾向于高度范畴化的恒常性名词、人造类名词;除了少数例外，隐含的动词基本上是名词性成分NP的目的角色或施成角色，具体选择哪些角色受类词缀语义的制约，也与NP的语义类有关。刁晏斌、李艳艳（2010）认为，在“有+单音节动素”式动词中，“有”的性质并不单一，主要有补足、窄化和改造等多种功能。赵雅青、储泽祥（2013）分析了“高/深+N”的定中粘合式组配的语义特征，探讨语义因素对形名组合的管控作用。 　　语块（language chunks）是语言运用中作为一个整体储存、提取和使用的语言单位，是一种连续或非连续的序列，由词或其他有意义的成分组成。语块虽由词组成，但语块的整体性特征又使它不同于词语自由组合而构成的词组，因此，在语言单位序列中，语块处于词与自由词组之间。汉语语块既包括以往研究关注较多的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也包括一些具有整体性特征、共现频率较高的词语组合。李慧（2012、2013）以“V单+NP”语块为例，指出语块的衍生途径主要有源于典故或谚语、词组语块化、典型搭配的扩展等，其形成过程主要受高频共现、惯用原则等普遍性因素的制约;在此基础上，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了146个组构成分，发现该类语块在组构时，组构能力存在强弱之分。
　　（三）新词语的词法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词新义的不断产生，新词新语随之激增，出现了汉外融合式、语模式、修辞式等新语类型（程荣，2015），产生了很多半固定的能产的构词模式，如“X状”“X哥”“X秀”“各种X”等。与半固定“语”的特点不同，这类半固定结构通常带有较强的时效性与临时性，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本文做单独讨论。目前新词语的词法研究，主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描写和分析其结构特征、语义特征、衍生方式等，并在多种理论视角下对其成因进行解释。张谊生（2008）从性质特征、分布搭配、表义功用等三个方面，对当代汉语的“X状”进行考察、分析和解释。朱彦（2010）借鉴多义研究的范式，提出创造性类比构词的构词方法，以“X的”“X客”“海X/海Y”等词群研究为例，从创造性类比构词新视角，分析了汉语构词过程中的运作机制。涂海强、杨文全（2011）根据关联理论，着重分析“X哥”类词语在媒体语言运用中的结构特征、衍生方式、词语模机制、语义特征等。仇伟（2012）从认知构式语法的视角，探讨“秀”族结构的构式属性及其显现的认知理据。宋作艳（2016）基于莱顿微博语料库，对新兴的“各种X”结构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通过构式理论分析发现，“各种”的副词化是构式强迫的结果，与新“各种X”构式的形成存在互动关系，二者相辅相成。
　　综上所述，从研究对象上看，现代汉语构词法研究以合成词、语汇等组合性结构为主，语义聚合词语的分析为辅，整体上注重微观个案研究。从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看，注重运用语言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考察词语的结构、语义特点及其生成机制。
　　三、词汇化研究
　　词汇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词汇的”新词项形成的过程（Brinton & Traugott，2013：50）。传统的词汇化研究大多是在文献注疏或词源考释中，对某个或某类词语进行个案考察，而从理论上系统地对汉语词汇化的类型和规律进行探讨的，是董秀芳所著的《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董著运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引用原型理论对现代汉语词汇化进行全面研究，为汉语词汇化研究开辟了新方向。近十年来，词汇化研究依旧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焦点。
　　（一）词汇化和词化、语法化术语的区分
　　所谓“词汇化（lexicalization）”，包含两种含义：（1）某种语言形式的理据消失，结构凝固，最后变成一个词的过程;（2）由不同的语义要素构成不同的词。前者习惯上被译为“词汇化”，为了与之区别，我们把后者叫作“词化”（蒋绍愚，2015：128）。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对两种含义进行区分。“词化”倾向于共时层面的词汇化研究，指语义成分被投射到表面词汇形式的过程。这类词化现象广泛用于类型学词语的研究。如Talmy通过跨语言研究发现，不同的语言对某一特定的运动事件类型所进行的词汇化方式不同，据此，他将语言分为具有普遍类型学意义的两类：卫星框架语言和动词框架语言（转引自董秀芳，2011：1-2）。传统的汉语词汇化的研究倾向于历时层面的研究，指某种语言形式理据消失，结构凝固，最后变成一个词的过程。
　　汉语词汇化研究一般使用“词汇化”而非“词化”这一术语，指由非词汇性成分变为词汇性成分或者词汇性较低的成分变成词汇性较高的成分的过程（董秀芳，2011：3）。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董著综合了历时和共时两种研究视角，比较全面地对词汇化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研究范围包含了共时的词化现象;二是使用“词汇化”这一术语可以涵盖“习语化”（idiomize/idiomization）现象，比用“词化”有优势。因为习语化指的是由短语等非词汇性单位变成习语（idiom）的变化，习语不是词，但却是具有词汇性的单位，很多词汇化过程的初级阶段就是习语化，先由自由短语变为固定短语，然后再进一步向词发展（董秀芳，2009）。
　　与词汇化定义相似，语法化（grammaticization）也包括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指非语法性成分变为语法性成分或者语法性较低的成分变成语法性较高的成分的过程（董秀芳，2011：3）。但是語法化与词汇化研究的焦点不同。语法化研究的焦点在于：“通过该演变，说话人在某些特定语境中，使用一个具有某种语法功能构式的某些部分。随着时间推移，作为结果的语法项可变成更多语法的，因为获得了更多的语法功能并扩展了它的宿主类。”（Brinton & Traugott，2013：165）词汇化的研究焦点在于：“通过该演变，在某些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说话人使用一个句法构式或者构词法，作为新的带有形式和语义特征的实义形式，该形式不能完全从构式成分或者构词法中派生或者推断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部组构性进一步丧失，该项可能变得更像一个词汇。”（Brinton & Traugott，2013：159）
　　（二）词汇化与语法化的联系
　　关于词汇化与语法化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有人将词汇化视为去语法化的一种类型（Brinton & Traugott，2013：132）。很多词汇化文献，都将表达能力强的词汇化看作是语法化的某种颠倒或镜像（Brinton & Traugott，2013：170）。李宇明（2016：123）认为，与词汇化类型相关的词法构造、句法结构和跨层结构向来属于语法研究范畴。这说明词汇化与语法化共同存在于词语的形成和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跨层而来的词语很可能是词汇化和语法化共同作用的结果。Brinton & Traugott（2013：175-182）也指出，在语言演变中，词汇化和语法化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存在较强平行和较小平行的关系。但是在词语的演变过程中，词汇化与语法化发生的顺序并不总是一致的，既有可能同时发生，也有可能先后发生。陈颖、陈一（2010）指出，固化结构“说是”在经历由非词汇性成分变成词汇性成分的词汇化过程的同时，也经历了语法化的过程，即“是”由一个判断动词虚化为一个词内成分，固化结构“说是”的形式是词汇化和语法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类似的还有“难怪”和“怪不得”等一组以“怪”为核心语素表“醒悟”义的词语（尹海良，2015）、“的时候”（方清明，2017）等。有的词语在演变过程中，是先后经历了词汇化和语法化，或先语法化后词汇化。胡孝斌（2008）指出，动词重叠VV式的形成是语法化和词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VV式的原型应该是两个同形的动词并列叠用，然后先经历了V2的语法化，又经历了V1V2的词汇化，词汇化是VV式演变的最终目标。类似的还有“别说”与“别提”（侯瑞芬，2009）、话语标记词“别说”“完了”“就是”（李思旭，2012）、“毕竟”（张秀松，2015）等。 　　在现代汉语中，有的词语的词汇化过程存在争议，如话语标记的形成。Brinton & Traugott（2013：136-140）指出，话语标记是语法化的结果而不是词汇化的结果，他们认为话语标记是语法性成分，只要变成语法性成分的变化都是语法化。但是，话语标记的产生经历了与词汇、语法化相同的语义演变（泛化、主观化）、去范畴化、重新分析、语音弱化等过程，并且呈现单向性和渐变性特征，因此，将汉语中一些话语标记的形成看作词汇化的结果应该更为合适。李宗江（2010）以“我说”类话语标记为例，认为由短语或小句演变而来的话语标记，既不是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也不是典型的词汇化过程。李思旭（2012）以“别说”“完了”“就是”的形成过程为例，提出汉语中话语标记可能来源于两条路径，一是从短语先词汇化为词，然后再进一步地语法化为话语标记;二是有些短语存在于特殊的语境之中，由于语用原因的驱动而临时作为话语标记。李宗江（2014）通过事实分析证明了“别说”“就是”的话语标记用法并非是由连词语法化而来的，而是由动词短语“不要说”的意义直接词汇化而来的。
　　（三）词汇化类型及影响因素
　　董秀芳（2011：33-35）基于汉语双音词的构词来源，将词汇化分为三种类型：短语结构词汇化、句法结构词汇化和跨层结构词汇化。近十年来词汇化研究的对象基本包含于这三种类型之中。
　　1.短语结构词汇化
　　该类词语全部由实词组成的短语降格而来（董秀芳，2011：265），这类词汇化数量最多，是双音词最主要的历史来源。如“别说”与“别提”（侯瑞芬，2009）、“哭湿”类动结式（帅志嵩，2009）、“说不”（芜崧，2010）、“到底”（张秀松，2011）、“别说”（李宗江，2014）、“毕竟”（张秀松，2015）、称谓词“兄弟”（张美兰、穆涌，2015）、反义复合词（张金竹，2015）等;不少的三音节词也属于这一类，如“一条龙”（储泽祥、金鑫，2008）、三音节惯用语（苏向丽，2008）、以“怪”为核心语素表“醒悟”义的词语（尹海良，2015）、三音节固化词语“X不是”（李思旭，2017）等。从近年来的词汇化研究成果来看，该类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现代汉语中某些虚词的词汇化研究，即由短语直接词虚化为副词、连词和介词等，进一步扩展了短语结构词汇化的研究范围。
　　2.句法结构词汇化
　　该类词汇化是一些由语法性成分和词汇性成分组成的句法结构在后来变成词，这往往是由于原来的语法性成分的功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弱化甚至丧失，或者从一种必有成分变为一种可选成分，这样它与实词性成分的组合能力也就萎缩了，原有的一些高频率的组合就可能成为这种句法结构的遗迹而固化为词（董秀芳，2011：265）。刘志富（2010）提出“有的是”是由焦点标记“是”和“有的”融合成一个新的词汇项，从而词汇化为习语“有的是”。张先亮（2011）指出，用于否定句的语气副词“可”与“不是”相组合，词汇化为习语“可不是”。胡斌彬（2013）认为，成语“呜呼哀哉”是由叹词“呜呼”和“A哉”融合而成的。李瑞（2013）研究发现，“来”的带动词用法和“得”的虚化，最终导致了“来得”的词汇化。张金圈（2013）指出，“要我说”来源于使役性兼语小句，在礼貌原则的促动下，经由结构缩减、功能固化而来。从以上研究来看，由句法结构词汇化而来的词语，通常是在完成句法结构的词汇化后，语义进一步虚化，进而演变为习语或副词等。
　　3.跨层结构词汇化
　　该类词汇化是指词语由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上而只是在表层形式的线性语序上相邻的两个成分的组合词汇化而来。该类词汇化一定是发生在某个特定的高频使用的句法构式（construction）中，发生词汇化的跨层结构往往是所在构式的关键性组成成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整个构式（董秀芳，2011：265）。如固化结构“说是”（陈颖、陈一，2010）、“之X”（刘云，2010）、“好在”（刘丞，2012）、“来得”（李瑞，2013）、“关于”（张成进，2014）、“X的那种”（汪化云，2015）、“的时候”（方清明，2017）等。这类词语均是在对原有结构的重新分析下产生的，该类词汇化数量较多，但少于短语结构词汇化。尽管该类词汇化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并未涉及重新分析过程中的语义获得问题。刘红妮（2016）在大量案例的量化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跨层词汇化中语义主要来源于词义和构式的整合，语义获得分为语义双重心、语义单重心和语义超重心三类，进一步阐释了词汇化过程中的语义演变问题。
　　一种类型的词汇化的完成并不等于词语词汇化过程的终结，当一个句法单位变为词汇单位之后，其内部成分在发展過程中可能会进一步发生词汇化，主要表现为对词的内部形式的重新分析、派生关系的模糊化以及词性转类等。如“由来”经历了“由……来”（动词性短语）到“所由来”（名词性结构）的词汇化，再到“由来”（时间名词）的词汇化（陈昌来、张长永，2010）。这类词语在词语演变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两种类型的词汇化过程。
　　词汇化的类型多种多样，实际上并不仅局限于以上某一类，但每种类型的词汇化均会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多情况下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因素包括频率因素、句法环境、语义变化、韵律机制等;主观因素包括重新分析等主观化认知、语用丰化（pragmatic enrichment）和语义主观化等因素。在这些因素中，频率因素和主观化认知是导致词汇化产生的重要因素。
　　四、词类划分
　　现代汉语词类体系虽已基本建立，但大词类下的某些子类的分类和一些词语的归类问题仍存在一定争议，如某些形名兼类词的划分、叹词和拟声词的分合、名动词的划分、字母词的分立以及某一或某类词语的具体分类等问题。
　　谭景春（2009）在词典词类标注和语法研究中发现，《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大、快、久、长、宽、高、深、厚、重”与“多、多么”等词的归类存在着分歧。谭文从词类用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方面出发，认为“长、宽、高、深、厚、重”可以处理为形容词、名词兼类，“多、多么”可以处理为疑问代词，并提出在给词归类和分立义项时，要充分考虑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刘丹青（2011）指出，叹词具有拟声词用法，但拟声化不是叹词特有的功能，而是所有实词都有的功能，因此提出叹词与拟声词不能合并的观点。沈家煊（2012）对朱德熙先生建立的“名动词”类别提出质疑，指出“名动词”和英语的“V-ing形式”并不是对等的同类现象，英语所有的动词都有“V-ing形式”，而“名动词”只是汉语动词中的小部分，汉语里跟英语的“V-ing形式”对当的不是“名动词”而是整个“动词”类，因此，他提出了首先应确立汉语“名动包含”的模式，其次使用单音双音来区分动性强弱不同的动词等两条对策。彭小川（2013）从词典释义角度，对“不妨”在权威工具书中的副词词性提出质疑，论证了“不妨”不是副词，而是评注性动词，进而探讨了现代汉语中的评注性动词，并由此引发对现代汉语动词从意义角度进行重新分类的新思考。方环海、沈玲（2016）基于西方汉学家对汉语量词的研究，提出量词从语义上可分为量化量词与类化量词。 　　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刘涌泉，1994）。字母词作为一种新的词汇现象，是否属于汉语词，隶属哪种词类？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大部分词汇研究者承认字母词属于汉语词（连晓霞，2012;苏培成，2012;陆俭明，2013;李宇明，2013;刘涌泉，2013;汪惠迪，2013;邹玉华，2014等），认为字母词可归入形译词类之中（李宇明，2013;邹玉华，2014）。
　　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从词典中词类标注和词典收词角度，对一些词语类别的划分提出质疑，见微知著，从多种视角提出给词归类的原则和对策。
　　五、结语
　　本文综合近十年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从汉语词法构词、词汇化研究和词类划分等三个方面对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进行综述，大致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1.对汉语词法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从结构出发、兼顾结构成分，对词语结构形式的研究;二是从结构成分出发、兼顾结构关系，从语法—语义的角度全面考察词语的形义特点。近些年来，研究者们更加青睐于第二种方法。与传统的词法研究相比，近年来的词法研究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扩展和提高。从研究对象上来说，现代汉语构词法研究以双音节和三音节合成词、语块为主，某一语义类聚词语的分析为辅，整体上注重微观个案分析。从研究方法上看，不断引进和吸收语言学新理论和新方法，对词语的分析不仅停留在对构词特征、词义及其之间的关系的描写和分析，还从认知理论、关联理论、构式压制理论和生成词库理论等角度探究其成因。随着构式理论、生成词库理论等理论的引进和发展，越来越多的词汇研究者关注词法和句法之间的关系，汉语词法—句法的界面或接口研究成为词法研究新的发展导向。
　　2.近年来的词汇化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跨层结构的词汇化现象，注重研究对象的共时层级分布特点和历时演变过程。在对封闭式语料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当代语言学理论，对其语言演变事实、演变规律、动因、机制与条件等作出合理的解释。从研究范式上看，近年来的词汇化研究始终侧重于个案的历时研究或是沿袭董秀芳的研究范式，即以现代汉语中的某一词语或凝固性的短语结构为着眼点，采取溯源的方法，根据它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形式，归纳和总结不同时期词语的凝固化程度或意义的融合程度，最后从主观化认知或使用频率等角度分析其演化的动因。
　　3.关于词类的研究，近年来主要从词典词类标注和收词角度，对兼类词的处理和部分词语归类问题进行讨论，从多种视角提出给词归类的原则和对策。从整体来看，近十年来的词类研究是对整体词类体系的补充和发展。
　　总的来看，汉语词汇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近些年来的词汇化研究范式单一且老套，以现代汉语中的某一虚词或凝固性的短语结构为着眼点，采取溯源法，根据其不同形式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时期，归纳和总结词语的演变阶段。研究对象仍然以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为主，宏观层面的规律性和理论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解释性分析视角单一，仍以隐喻和转喻的认知分析为主，其他理论视角的分析如语用、构式理论等较少。由此可见，多学科和多种理论融合交叉研究，将成为汉语词语研究的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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