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功能与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的关系: 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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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了探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的关系，以及亲子依恋在其间的中介作用，研究采用家庭功能量表、亲子依恋量表、欺负和受欺负量表对452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家庭功能与亲子依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亲子依恋与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家庭功能通过亲子依恋间接影响欺负和受欺负。该结果表明，亲子依恋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 青少年;家庭功能;亲子依恋;欺负;受欺负
　　分类号 B844.2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3.005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青少年欺负、受欺负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国外调查结果显示，28%～33%的青少年群体卷入到各种各样的欺负和受欺负行为中，其中13～15岁的青少年卷入到欺负和受欺负行为中的比率最高（Craig et al.， 2009; Skrzypiec， Askell-Williams， Slee， & Lawson， 2018）。國内调查结果也显示，有超过七成的中小学生遭受过校园欺负，超过五成学生施加过欺负（胡学亮，2018）。可见，欺负和受欺负现象严重且持续存在。
　　欺负和受欺负会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Calvete，
　　Fernández-González， González-Cabrera，  & Gámez-Guadix， 2018; Troop-Gordon， 2017）。欺负者在认知、行为以及情绪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具体而言，在认知方面，赞同与支持欺负，未认识到欺负会对受欺负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在行为方面，通常以攻击方式处理问题;在情绪方面，对外界轻微刺激反应极其强烈，易暴躁，焦虑水平高（吴思镝，罗学荣，2017）。而受欺负者容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或者出现头晕、失眠以及噩梦等躯体不适，更严重者出现交流恐惧症，注意力无法集中，上课效率低（吴思镝，罗学荣，2017）。鉴于此，探究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的形成机制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诸多研究表明，青少年个体特征（如人格特质、自我意识发展、归因）（韩仁生，王倩，2010;胡芳芳，桑青松，2011;张文新，谷传华，鞠玉翠，2001）、家庭环境（家庭功能、父母冲突）（常若松，马锦飞，田峰溶，2015;邓林园，王凌霄，徐洁，黎坚，2018）以及学校环境（谢家树，梅里，2018）等均是导致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发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家庭环境是与青少年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生态系统，其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适应性的影响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鉴于此，本研究将着重探讨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的作用机制。
　　家庭功能是家庭研究领域关注的核心变量之一，它是衡量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系以及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综合体现（邓林园，方晓义，伍明明，张锦涛，刘勤学，2013）。家庭功能模式理论和家庭过程模式理论均指出，家庭功能是家庭成员适应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Miller， Ryan， Keitner， Bishop， & Epstein， 2010; Skinner， Steinhauer， & Sitarenios， 2010）。就问题行为而言，家庭功能与吸烟、欺负、网络成瘾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常若松， 马锦飞， 田峰溶， 2015;邓林园等，2013;方晓义，徐洁，孙莉，张锦涛，2004;方晓义，郑宇，林丹华，2001;徐洁，方晓义，张锦涛，林丹华，孙莉，2008）。在青少年群体中更是如此，如Shek（2002）用家庭功能评价量表探究家庭功能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功能与青少年问题行为（违规违纪、犯罪、欺负和受欺负）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国内的研究者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如邓林园等（2013）以北京、重庆和石家庄三所中学初一至初三的学生为被试，全面考察家庭功能与初中生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家庭功能与欺负和受欺负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家庭功能越好，青少年卷入到欺负和受欺负行为的可能性越低。
　　同时，亲子依恋也是影响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的重要家庭环境因素。亲子依恋指个体与抚养者之间的社会性联结，是个体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包括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依恋（回避型、反抗型）（Bowlby， 1982）。依恋理论认为，个体与抚养者的相处模式影响个体对自己、抚养者以及个体与抚养者间关系的认知，称为“认知加工模式”（Shaver & Mikulincer， 2002）。该模式会无意识影响个体的行为，具体而言，安全型依恋个体会形成积极认知加工模式，促使个体做出更多亲社会行为，反之，不安全型依恋个体可能会出现消极认知加工模式，进而使个体卷入到欺负或受欺负行为甚至是反社会行为中（陈健芷，刘昭阳，刘勇，2013;Shaver & Mikulincer， 2002）。相关研究结果也揭示，亲子依恋对欺负、受欺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Oldfield， Humphrey， & Hebron， 2016）。因此，本研究假设2：亲子依恋能负向预测欺负和受欺负行为，即亲子依恋质量越好，个体发生欺负和受欺负行为的可能性越低。 　　通过以往研究发现，探讨家庭对欺负和受欺负的影响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探讨宏观层面的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負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家庭子系统（亲子依恋）对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的影响。诸多研究一致表明，家庭功能和亲子依恋均能显著负向预测欺负和受欺负。但是，关于两者是如何作用于欺负和受欺负，尚未有研究者进行探究。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家庭功能和家庭子系统（亲子依恋）如何共同作用于欺负和受欺负。
　　过程—个人—情境—时间模型（the Process-Person -Context-Time Model，PPCT）认为，个体所处的生态系统可依据个体接触的紧密程度分为远端环境和近端环境，同时，将宏观系统（家庭环境、家庭功能）归于远端环境，将家庭子系统（亲子依恋）归于近端环境（Bronfenbrenner & Ceci， 1994）。该模型还指出，近端环境在远端环境与个体行为模式之间起中介作用，即远端环境往往通过近端环境作用于个体的行为（Bronfenbrenner & Ceci， 1994; Parke & Buriel， 2006）。此外，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理论赞同PPCT模型，认为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对个体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且宏观环境通过家庭子系统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Magnusson & Stattin， 1998）。因此，本研究假设3：亲子依恋在家庭功能与欺负和受欺负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可知，家庭的不同亚环境系统均对欺负和受欺负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抛弃研究单个家庭亚环境系统作用的模式，将结合不同理论（家庭功能模式理论、 家庭过程模式理论、亲子依恋理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理论以及PPCT模型）探究家庭不同层面对欺负和受欺负的作用。鉴于此，本研究提出欺负和受欺负的家庭影响模型，即家庭功能负向预测欺负和受欺负，亲子依恋在其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福建省某中学抽取502名初中学生参与调查，整理后得有效问卷452份，问卷有效率为90%，其中男生240名，被试年龄13～16岁，平均年龄13.95±0.7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功能量表（FACESII-CV）
　　采用由费立鹏等人修订Olson等人编制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II-CV）（汪向东，王西林，马弘，1999）。该量表共30个项目，分为亲密度（家庭成员亲密相处、互相交流的程度，是家庭的核心功能，即感情交流功能）与适应性（应对家庭突发事件和困难问题的能力，即解决问题功能）两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1“不是”，5“总是”）， 分数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好。本研究中亲密度的Cronbachs α值为0.82，适应性的Cronbachs α值为0.79，总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6。
　　2.2.2 亲子依恋量表
　　采用王树青和宋尚桂（2012）修订的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中的父母依恋分问卷。每个分问卷均包括10个项目，分为沟通（个体自觉与依恋对象言语沟通的程度和品质）、信任（个体自觉被依恋对象了解、尊重以及彼此相互信任的程度）和疏离（亲子之间存在情感冲突、互相不能理解）三个因子，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量表总分等于沟通因子总分加信任因子总分减去疏离因子总分，分数越高表示亲子依恋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沟通维度的Cronbachs α值为0.81，信任维度的Cronbachs α值为0.78，疏离维度的Cronbachs α为0.80以及总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75。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3 欺负和受欺负量表
　　采用张文新和武建芬（1999）修订的青少年欺负与受欺负的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括三个因子（直接言语欺负/受欺负、直接身体欺负/受欺负、关系欺负/受欺负），采用5点计分法，1代表“本学期未发生过”，2代表“只发生过一两次”，3代表“一个月两三次”，4代表“大约一周一次”，5代表“一周好几次”，总分越高，表示欺负或受欺负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欺负与受欺负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1、0.77，总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7。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0.0进行数据录入、管理和处理。数据处理思路包括2个步骤：（1）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2）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法进行亲子依恋在家庭功能与欺负和受欺负之间的中介作用的检验，通过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的结果。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于青少年的自陈报告，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因此， 首先从程序方面进行控制：（1）选用较为成熟的测量工具;（2）数据收集过程中强调保密以及调查结果仅限于学术研究。其次从统计方面进行控制，使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程序控制的效果，将家庭功能、亲子依恋和欺负和受欺负所有项目一起进行未旋转探索性因素分析，设定公因子数为1，结果发现，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18.3%，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家庭功能、亲子依恋、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的相关分析
　　控制性别、年级以及年龄变量后，将家庭功能、親子依恋、受欺负以及欺负的平均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功能、亲子依恋、受欺负以及欺负这四个变量中，两两相关。其中家庭功能与亲子依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欺负和受欺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亲子依恋与欺负和受欺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详细结果见表1。
　　3.3 家庭功能与欺负和受欺负的关系：中介效应检验
　　对亲子依恋在家庭功能与欺负和受欺负之间的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见表2）表明，控制性别、年级和年龄变量后，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欺负与受欺负和正向预测亲子依恋。但当亲子依恋和家庭功能同时进行回归分析时，仅有亲子依恋对欺负和受欺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而家庭功能对欺负和受欺负的直接预测作用绝对值分别是从0.13降到0.02、0.10降到0.01，且先前显著的直接作用变得不显著，该结果表明，亲子依恋在家庭功能与欺负和受欺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通过抽取5000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如表3的数据显示，亲子依恋对欺负和受欺负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分别是[-0.17， -0.06]、[-0.18， -0.05]，其上、下限均不包含0值，表明亲子依恋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同时，家庭功能对欺负和受欺负的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分别是[-0.13， 0.10]、 [-0.11， 0.13]，其上下值包含0值，这说明，亲子依恋在家庭功能与欺负和受欺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4 讨论
　　欺负和受欺负对个体的心理适应、身心健康和幸福感均有重要影响，且相关数据表明家庭功能和亲子依恋均对欺负和受欺负等不良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常若松，马锦飞，田峰溶， 2015; 邓林园等，2018）。但鲜有研究探讨家庭功能对欺负和受欺负的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家庭功能模式理论、家庭过程模式理论、亲子依恋理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理论以及PPCT模型等理论来探究家庭功能对欺负和受欺负的作用机制。该发现可为欺负和受欺负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4.1 家庭功能、亲子依恋与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的关系
　　本研发现，家庭功能与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常若松等，2015）， 说明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互相接纳与认同有助于缓冲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同时，家庭成员可以通过传授问题的解决方法以及抑制冲动行为的策略降低个体以攻击行为解决问题的机会或者减少卷入到欺负和受欺负行为中的可能性。
　　此外，该结果也支持
　　了家庭功能模式理论和家庭过程模式理论（Beavers & Hampso， 2000; Miller et al.， 2010; Skinner， Steinhauer， &
　　Sitarenios， 2010）。 青春期是个体生理发展加速期以及身心发展不平衡期，青少年会面临一系列心理适应性问题，同时伴随情绪两极化。因此，家庭要提供给青少年情感交流或者情感宣泄机会，还要给予人际关系交往策略的指导，从而避免其卷入到欺负和受欺负行为中。
　　亲子依恋理论认为，安全型依恋个体更易形成积极的认知加工模式，而不安全型依恋个体更易形成消极的认知加工模式（Mikulincer & Shaver， 2015）。具体而言，安全型依恋个体通常对自我、他人以及事件的认知更为积极，不安全型依恋个体通常对自我、他人以及事件做出更为消极的解释（Mikulincer & Shaver， 2015）。本研究结果验证了该观点，即亲子依恋与欺负和受欺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从认知角度分析，安全型依恋个体与父母拥有良好的互动，对自我和他人做出积极的解释与预期，对事件的认知也更为积极;从情感角度分析，安全型依恋个体与父母关系更加亲密，能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进而拥有更多积极情绪。父母与孩子的依恋方式影响孩子认知与情绪，因此依据Bowlby依恋发展观，从婴幼儿时期开始，父母要培养孩子安全型依恋模式，促使其随后不良的认知、情绪以及行为的减少。
　　4.2 亲子依恋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中的中介作用
　　从中介模型分析的结果发现，家庭功能对亲子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亲子依恋对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家庭功能通过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来预测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进一步分析发现亲子依恋在家庭功能影响欺负和受欺负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家庭功能通过亲子依恋进而间接影响青少年欺负与受欺负，这一结果契合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理论和PPCT模型观点，即远端环境要通过近端环境作用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Neblett & Cortina， 2006）。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欺负和受欺负具有人际交往特征属性，该属性与亲子依恋特征属性的关系更为密切。具体而言，家庭功能是衡量家庭整体运行质量的综合变量，包括家庭构建亲子关系以及及时应对困难中所体现的家庭运行能力，主要体现在家庭作用上。而亲子依恋指抚养者与个体之间情感联结关系，包括亲子沟通、信任和疏远，主要体现在关系质量上（Williams & Kelly， 2005）。这暗示亲子依恋与欺负和受欺负的特征属性更为贴近。且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性和问题行为的因素是情感沟通、亲子关系与社会支持，即青少年在面对困难时家庭为他们提供情绪宣泄的场所、家庭其他成员为其提供支持与帮助（邹泓，李晓巍，张文娟，2010）。这种情感沟通、亲子关系与社会支持的外在表现就是亲子依恋。因此，不良家庭功能可能通过不安全的亲子依恋（低沟通、低信任、高疏远）导致青少年更频繁卷入到欺负和受欺负行为中。 　　4.3 研究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行为干预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提高家庭功能水平，进而帮助青少年形成安全型亲子依恋和降低欺负和受欺负发生的可能性。提高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程度，即父母与孩子要多进行情感交流，在情感交流过程中或者在处理难题过程中父母要教授孩子关于解决问题和人际交往策略。其次，提高亲子依恋质量，降低青少年卷入到欺负和受欺负行为中。研究结果发现，亲子依恋对欺负和受欺负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在干预欺负和受欺负时要考虑改善近端环境，培养青少年的安全型亲子依恋。
　　4.4 本研究局限
　　本研究虽然为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并未很好地说明家庭功能与欺负和受欺负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究者可采取纵向研究或者交叉滞后设计探索家庭功能对欺负和受欺负的影响机制;其二，本研究选取的样本量太少且只选取初一和初二学生，导致该结果的生态效度不高，即推广性较差，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扩大样本量提高该结果的生态效度。
　　5 结论
　　（1）家庭功能和亲子依恋与青少年欺负和受欺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不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及其家庭功能水平越低，则卷入到欺负和受欺负的可能性越大。
　　（2）家庭功能通过亲子依恋间接影响青少年的欺负和受欺负，即亲子依恋在家庭功能与欺负和受欺负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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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LAI Yanqun1; YANG Qi2; NIU Gengfeng3; HUANG Baozhen4; WANG Ruile5
　　（1 School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3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4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Art，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352100， China）
　　（5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Tan Kah Kee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105， China）
　　Abstract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of adolescent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between them， 452 junior high school adolescent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of ScaleChinese Version， Inventory of Parent Attachment， the Olweus Bully and Victimization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amily functioni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respectively; parentchild attachmen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respectively. （2） Family function could influence indirectly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through parentchild attachment， which showed that parentchild attachment mediated the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ing on adolescents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Key words： adolescents; family functioning; parent-chil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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