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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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及西方各种生态理论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很多人主张将其作为一种过时的理论加以摒弃，甚至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也主张在保留批判方法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终于先后出现了以詹姆斯·奥康纳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代表的成熟理论成果。由于理论倾向和资料限制，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福斯特，对奥康纳则关注不足，本文试图全面阐述奥康纳“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评价。
[关键词]詹姆斯·奥康纳 生态马克思主义 环境史
[作者简介]成威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0）02-0087-07
“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黎明破晓时却折起了它的翅膀”[1]1各处引文参照英文版做了调整。。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1930—）在其著作《自然的理由》一开篇就套用黑格尔的名言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在当下面临的困境：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力日益显现之时，它却被当作一种有致命缺陷的理论遭到拒斥。面对西方生态理论的挑战，以及人们对马克思忽视生态问题的误解，为了替马克思进行辩护，也为了探讨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并指出科学的解决办法，奥康纳在1998年出版的该著作中提出自己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该理论被认为是在奈斯的深生态学、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之外提出的第三种有影响力的生态理论。
奥康纳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生态社会主义杂志《资本主义、自然和社会主义》的联合创办人与前任主编。退休前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担任社会学、经济学与环境问题讲席教授，同时担任该校政治生态学中心主任。他致力于创立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同生态问题相结合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奥康纳认为，当前很多从生态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其实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已经具有了一种潜在的生态思想，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生态思想还不够彻底，还存在一些理论上的空白。为此，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将其内涵向外扩展到自然环境，向内延伸到文化领域，至于到何种程度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自然与历史分析。奥康纳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
（一）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部分：前者是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与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之间形成的一种技术关系，它包括各种劳动技术、劳动工具以及劳动者的技能，或者说它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力量或者潜在的生产能力的一种表现;后者是在对自然界开发利用的基础上，人们构建起的一种社会关系，它包括财产占有形式和权力占有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历史性的积累过程，它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与之相比，生产关系则从属于历史进程中的渐进式变化或周期性的革命性转变。当社会生活的物质内容（生产力）起来反对其由以组织起来的社会内容（生产关系）时，危机就出现了，旧的生产关系或者被消灭，或者被改革，或者被置于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管理层次上予以重构。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将文化视为上层建筑范畴，未能将它与基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是在一种前人类学阶段进行言说的，这意味着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历史文化视角。而且，马克思是在一个生态问题尚未受到重视的时代进行写作的，尽管他并没有完全忽略自然因素，但起码重视程度不够，这就意味着他对社会生活物质方面内容的理论建構也不彻底。奥康纳认为，劳动既是一种物质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所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建就需要探寻一种方法论模式，以此将自然和文化的主题融合进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劳动或物质生产中。
1.协作与劳动关系模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不管是自然系统内的“协作”内容，还是协作的文化形式，都不居于重要地位。在说明社会转型时，他也未能对文化和生态变迁的历史作用做出充分的阐释。而马克思之所以未能对文化与自然范畴予以充分的重视，就是因为他对协作做出了片面的理解。所以，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第一步就是要对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协作模式是一种由生产工具、生产对象、技术水平和自然条件决定的技术关系;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从“权力关系”起源的角度来推导协作模式的。前者关注的是劳动的分工与专业化，将协作看作生产力;而后者关注的是劳动者的分工与专业化，将协作看作生产关系。奥康纳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是片面的，因为协作或多或少地是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样式的基础之上，所以具有不确定性。应该说，协作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关系。技术关系和权力关系同时对劳动关系（劳动分工和劳动者的分工）起决定作用，技术、财产、权力与文化规范等四种因素同时决定协作模式。自然、生物、化学过程都是以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方式沉淀在特定的协作模式当中的。
2.文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奥康纳指出，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其实都是同文化规范整合在一起的。除了因为依赖自然界提供生产资料而具有客观性维度以外，生产力还具有一种主观性维度，这不仅体现在作为主体的劳动力方面，还体现在劳动力的组合或协作方式除了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以外，还受到文化规范的影响。同样，除了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具有客观性维度以外，生产关系还具有主观性维度。因为生产关系所包含的财产关系既受到文化规范的影响，它所建构的剥削关系也受到文化内涵的影响。例如，强调社会责任的日本式工作模式在美国就无法得到理解，而强调个人奋斗的美国式工作模式在日本也同样无法得到理解。由此可见，文化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因素，它是日常生活的经纬线，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化的历史。 3.自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自然界内部的生态联系以及它们对生产过程中协作模式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被忽视。奥康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自然系统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生产力，尽管人类可以依据自然科学知识延长或缩短生物的生长周期，加速或延缓物理化学反应，但是这些做法仍然是建立在对自然界所具有的内在发展规律的认识之上的。而且，自然系统同生产关系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一方面，自然条件为特定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特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也影响对自然条件的利用方式。例如，美国钢铁工业的资本化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企业远离矿区而产生的高昂运输成本。
总之，在社会劳动中，文化与自然因素相互依存并且相互影响。奥康纳将社会劳动置于自然和文化中来理解，认为劳动是自然和文化的媒介，三者三位一体。所以他认为，经他重新理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但具有自然性质而且具有文化性质，不但具有客观性维度而且具有主观性维度。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书写
1.什么是环境史
环境史无疑就是研究自然、社会劳动与文化等三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它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所以说，环境史是唯一真正的整体史或总体史。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具体的理论关注点。环境史的总体史与地方史两面性也使其面临两方面危险，它要么由于超长的时间性变得枯燥乏味，要么成为对某个地方环境变化的文摘式记录而显得琐碎。不过学者们值得尝试，否则我们将无法发展整体性范畴，无法真正认识周围环境的角角落落，更无法解读全球生态样式的连贯性问题。
2.环境史是如何产生的
后现代主义认为，每个人的经历、视角和叙事方式都是独特的，历史书写的内容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后，历史就需要重新书写。奥康纳认为，后现代主义存在理论空场，它未能探寻影响或决定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结构性因素。事实上，环境史的产生除了从历史书写角度予以解释以外，还应从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方面的革命性变迁角度予以解释。
历史书写模式的变化并不是单向式的演进过程，它是复杂的和辩证的，每一种新书写模式的出现都是对先前书写模式的扬弃。环境史的出现并没有取代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相反，这三种书写模式都在环境史的视域内得到丰富和发展。历史书写模式在扬弃的基础上逐渐积累，变得更加融贯，更加丰富多样，也越来越具有跨学科性。尽管当前史学家的研究越来越专注于具体的领域或论题，但是他们从多角度切入的研究也使他们对论题的认识更为深刻。
3.如何书写环境史
既然涉及自然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那就存在一个隐含的问题：到底是自然造就了文化，还是文化造就了自然？事实上，当前环境史的书写就面临地理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相对主义的两难选择。奥康纳认为，这两种观点其实分别指向了地缘政治学和身份政治学地缘政治学强调以城市、乡村、社区、工作场所等地理区域为单位组织社会运动;身份政治学则强调人种、种族、性别和年龄等身份因素。。在全球资本对地方经济、政治和生态进行重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在全球范围内被再生产出来的情况下，它们因为回避了资本与阶级问题，忽视了地缘与身份之间的辩证关系，实质上没能真正对其探讨的内容进行研究并且提出有见地的认识，所以他呼吁重新重视阶级政治学，关注那些被遮蔽的论题。
奥康纳指出，除非某种特定的协作文化形式被移植到工厂中并转化成一种生产力，否则文化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任何生活资料;同样，除非人类劳动被运用于森林、河流、矿藏和海洋中并转化成一种生产力，否则自然本身不可能给人们提供任何东西。所以，劳动是自然与文化的中介，是它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人类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那种对地理与文化的二元论解释由此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
1994年，激进的地理杂志《相对极》出版了一本論文集，专门讨论著名环境史学家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一书，但是其中的批评意见并没有获得克罗农的认可。对此，奥康纳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克罗农没有阐述清楚他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他的理论假设是什么以及如何论证也不十分清楚。例如，克罗农称，他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大城市发展过程的研究探寻人类异化于自然的各种方式，但是他却未能对芝加哥发展的动力问题做出阐释，而且对生态转型的阐释也不充分;他没有论述芝加哥是如何以对自然的破坏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没有论述人们同其劳动、劳动产品以及人们相互之间异化的方式。
其二，作为克罗农的批评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们也没有能够对他们的方法做出清晰的阐述，没有说明他们的方法如何能够得出更好的结论。他们只是指出资本积累决定了市场扩张，但并没有给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没有将积累率同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及资本的有机构成联系起来;在发展动因问题上，也没有提出必不可少的危机理论。他们指责克罗农忽略了劳动和阶级斗争，但如何将这些因素有效地融入到论述当中，他们也没有做出说明。这些都使得他们的批评没能抓住要害。正如克罗农所反驳的，他们甚至忽视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自然。
其三，克罗农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抵制。他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生产性资本等概念的理解上同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存在分歧，最重要的是，他忽略了劳动这种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克罗农抱怨，批评者抱有一种试图证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却能很好地回答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生态转型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
尽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包括系统的生态思想，当代的生态理论也大都是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发展而来，但是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已经对资本主义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方面造成的资源消耗与浪费、废弃物的排放以及环境的污染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所以，马克思完全有理由享有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先驱者荣誉。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就是从马克思已经有所涉及但没有系统加以阐释的“生产条件”概念出发的。 （一）生产条件
奥康纳将马克思所论及的生产条件分为三类：“生产的个人条件”（劳动者的劳动力）、“自然条件”或“外在的物质条件”（进入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自然要素）、“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物质性的基础结构或空间，譬如交通与运输设施）。这些生产条件不仅是生产力，还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它们不是在市场力量与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生产出来的，不具有交换价值，却被当作商品看待，所以是一种虚拟商品。不过，除了马克思赋予该概念的那种客观含义以外，奥康纳认为还应从主观方面理解这一概念。
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分配不受价值规律的制约，那是什么力量将它们以一定的数量和质量，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供应给资本的呢？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它在对这些资源进行着配置。它虽然不一定是生产条件的制造者，但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对制造过程进行控制。在生产条件的分配过程中，资本内部以及资本与国家之间存在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往往表现为一系列社会运动。
（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所谓“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之外，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传统观点认为，资本为了使剩余价值最大化必然不断地加大剥削，从而使社会购买力下降、需求减少，由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过剩继而引发经济危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重新整合使它们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程度，没有能够预见到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调整自身的能力，而且忽视了社会的民主力量，由此导致他们没有能够提出一种生态理论来说明危机同社会转型的关系。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第二重矛盾。生产条件是由国家配置的，这样国家就处在资本与自然之间，这无疑会导致生产条件配置的政治化。资本的积累会损坏自身发展的条件，从而使生产条件再生产的成本持续增加。这一方面会影响利润的获得，另一方面，会导致社会斗争的出现，最后由于成本过高导致生产不足而引发经济危机;生产条件在生产力层面或者生产关系层面进行的重构使其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样就有可能过渡到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这里的危机不是实现性危机而是流动性危机;这里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包括环保运动在内的新社会运动;这里的社会化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大程度的社会化，而是生产条件的社会化。总之，奥康纳认为，可能存在两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过它们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也正是危机的存在才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可能。
（三）资本主义能否可持续发展人们一般是在下述三层含义上使用“可持续”这一概念的：维持资本主义的全球积累，为世界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对那些生活方式正在遭受工资和消费形式戕害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忍受而不会屈服。现在则需要加上第四层含义，即生态可持续性。如果从这四个方面来回答“资本主义是否为可持续的”这一问题，那么答案将是“不可持续”。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于自我解体和陷入危机;世界经济会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饥饿、贫困与痛苦之中;不可能指望广大的农民与工人无限期地忍受各种危机;而且，不论从可持续的何种意义上看，几乎任何地方的自然都遭到了破坏”[1]235。
在资本主义国家，多种势力的博弈往往会阻碍环保、市政和社会的总体性规划。或许一次普遍的经济萧条倒可能是推进生态和环境保护的一次机遇。在资本的全球性统治面前，这种可能性归根结底将取决于环保、劳工以及妇女等社会运动的政治目标，所以“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首先并且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
就可持续性问题而言，生态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天壤之别。在前者看来，关键问题是以何种方式再造资本主义才能使其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相适应;而对后者而言，问题是以何种方式再造自然才能使其适应利润的可持续性与资本积累的要求。很多企业倒是乐于资助环保事业，但这也只限于维持其在公众中的绿色形象;而且很多环保协议常常形同虚设，一些基于生态合理性而设计的国家财政措施也只是纸上谈兵。所以，“除非等到资本改变了自身面貌以后，到那时，银行家、短期资本经营者、风险资本家以及CEO们在镜子中看到的将不再是他们现在的这副尊容，舍此而外，这种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绝不可能”[1]383。
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当前存在一种强调差异性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在生态领域表现为地缘政治学和身份政治学两种势力，但它们却像两条无法交汇的车辙，要把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结合到一起需要一种阶级政治学。因为每个群体可能都会有一些人通过聪明才智和努力上升到“精英阶层”，但是广大的劳动阶级却很难实现这种向上的流动。如果说经济状况决定着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那么政治体制则使得他们在面对问题时无能为力，因此一旦某种阶级政治学确实建构起来，那么仅仅依靠某种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生产条件的配置主要是通过国家来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条件的供应越来越成问题，而资本对它的需求却越来越理性化。为了从源头上根除那种只重视交换价值和抽象劳动的生产方式，实现生产性正义，就需要促使国家真正实现民主化，将民主的内涵真正置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当中去，使国家变得更具灵活性和更富同情心。
生态问题仅仅局限于地方层面是无法解决的。地方生态已经日益沦为全球经济和政治变迁的牺牲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出现往往会加剧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剥削，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就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机制。而且，各地区生态的相互依赖性也需要将各种地方性对策的制定置于更宏观的国家甚至国际的考量之下。所以，那种仅仅考虑地方性利益的决策是不合时宜的，我们需要能够将地方同全球相联系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生产性正义而不是分配性正义，它力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按照工人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资本家追逐利润的需要来组织生产。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不但关注资本的生产和再生產，而且关注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 四、對奥康纳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
从1960年施密特完成其博士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起，从生态视角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审视工作就已经开始，但是直到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这方面的努力才算是结出了成熟的果实。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从挑战—应战的视角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进行全面梳理，所以对这些重建工作的评价往往纠结在一些具体问题而无法得出整体性认识。就奥康纳而言，人们总是将他的理论贡献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联系在一起，对他的评价也集中于这一点。对奥康纳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价，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改变人们马克思主义无法应对当代生态挑战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当代适用性的各种说法中，认为马克思缺乏生态思想并且无法对当代生态问题做出解释的观点颇具影响力。奥康纳的理论建构工作不但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包含的生态思想，而且使我们看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生态问题的可行性。这也是奥康纳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的原因所在。
（二）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给我们重新解读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唯物史观对历史学指导地位愈益边缘化的今天，对唯物史观重新做出解读，使它能够更好地解释历史和现实问题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理论工作。例如，奥康纳强调的“劳动”概念就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恩格斯曾经准确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2]313，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劳动概念、特别是劳动概念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并没有予以重视，没能进行深入的挖掘。而奥康纳正是从“劳动”概念入手去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
（三）奥康纳所建构的一些具体理论对当代的生态问题具有一定解释力
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建构中，约翰·福斯特的物质代谢断裂理论可能具有一定价值。这是福斯特于2000年出版的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提出的理论。在该书中，凭借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熟练掌握，并通过对唯物主义发展史的考察，福斯特发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思想。他指出，马克思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过程中创造性地吸纳了达尔文和李比希这两位生态学家的研究成果，将新陈代谢这个自然科学概念成功地运用到人类社会当中，创造了物质代谢断裂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主题：与李比希有关的可持续发展观、源于达尔文的基因—文化共同进化论。如果要进一步越出思想史的范围研究具体的生态问题，那么福斯特将无法回避奥康纳所谓的“生产条件”，因为这一概念与劳动和劳动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算作对福斯特的一种补充。
当前生态运动的发展急需一种理论来加以指导。过去指导生态运动的理论完全忽视阶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其缺陷所在。生态马克思主义通过将阶级视角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形成自己的生态话语权，从而对生态运动的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与福斯特学派相比，奥康纳学派对阶级问题的关注使它的生态阶级政治学更具有现实解释力。尽管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具有上述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奥康纳的理论建构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 考 文 献]
[1][美]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作成]
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western ecological theories， Marxism has faced severe ecological challenges in the west. Many argued for its rejection as an outdated theory， and even the founders of Ecology Marxism argu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on the foundation of retaining the critical method. Afte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of development， Ecological Marxism has finally appeared mature theoretical results represented by James O’Connor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However， due to theoretical tendency and data limitations， domest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Foster， whil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O'Conno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ully expound the thoughts of O’Connor， such a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and ecological socialism theory， and also makes an evaluation on this basis.
Key words：James O’Connor Ecological Marxism Environment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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