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马克思从资本运动的角度出发,对价值链、国际分工等理论进行了丰富的論述。对外开放以来,加工贸易是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中国制造在这种贸易模式下快速发展壮大也受益颇丰。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制造普遍处于低端环节,研发设计、核心部件、销售及渠道建设等高附加值环节则被跨国公司牢牢控制。因此,针对我国制造业处于不平衡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机遇,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智能制造;现状;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3-0049-02
一、价值链的含义
“价值链”一词最初产生于企业管理研究。波特(1985)将这一概念作为制定企业战略的基本框架,认为价值链存在于企业内部,某一产品或服务从原材料采购到交付顾客使用,整个过程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都包含在企业的价值链内。可见,价值链的研究是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出发,侧重于剖析单个企业的价值活动、企业与供应商和顾客的联系、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于企业价值增值活动的影响,以及企业从中获得的竞争优势。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在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实践中,如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以及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等均描述了国际贸易活动的最初形态。纯粹的国内增值生产活动是指完全在一个国家内生产和消费的活动,这种现象常发生于,生产完全发生在一个国家(即全部使用本国的生产要素),然后通过贸易交换活动,商品的消费完全发生在另一个国家。
随着国际贸易生产活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贸易结构变化明显,涌现出广泛的跨国界生产活动,具有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征,由此众多学者展开了关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并非简单意义上价值链活动在地域上、分布上的扩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2)将全球价值链的定义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活动,该生产链涵盖商品生产与服务的各环节,从而形成连接各区域的生产、加工、销售、回收等环节的跨国性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成为当今世界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主要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不仅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也改变了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投资和生产模式。
二、马克思的价值链分工思想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马克思从资本运动的角度出发,对价值链、国际分工等理论做出了丰富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首先以单个资本为研究对象。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是资本循环的出发点,货币资本再依次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资本的流通过程可用公式来表示:G-W…P…W'-G'。只有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能够良好调整为动态的平衡状态,不断地循环运转,最终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随着从原材料到成品再到商品的过程,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不断循环运转代表了整个价值链活动。
随着社会分工不断发展,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某个阶段采取的职能形态,逐渐固定下来并与产业资本其他职能分离,价值链生产体系中出现了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的趋势,产业资本的职能形态日趋多样化,于是衍生出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借贷资本、土地资本等。资本的各种职能固定下来以后,不同职能资本的运动互相独立,但又互为前提和条件。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循环周转,是社会总资本循环的一个环节,社会总资本在量和结构上均要保持平衡,价值实现和实物补偿都要顺利有序地完成,从而形成完整的价值链体系的运动过程。进一步,随着生产范围的不断扩大,要求自身无限增殖的资本必然会发展出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于是出现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
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研究多以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意义,回避甚至故意掩盖了可能由此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马克思对这一研究传统进行了批判,深刻揭示了国际分工的剥削本质,并以“资本家的手”取代了“看不见的手”。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在“资本家的手”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演变成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国际分工生产布局,再一次掩盖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
三、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
对外开放以来,各地竞相出台各类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加工贸易是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产业转移和外包订单接踵而至,我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和代工基地。一方面,国内制造企业可获得低廉但较为稳定的收益,获取一定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部分企业也间接从品牌代工的“溢出效应”中获益,如国内制造企业在工艺控制、质量管理、现场生产管理等基础管理等方面均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但这种情况也带来了诸多弊端,中国制造业在这种贸易模式下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中国制造被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牢牢“俘获”。中国制造普遍处于加工制造等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承担投资大但利润低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产品的研发设计、核心部件以及产品销售及渠道建设等高附加值环节则被跨国公司牢牢控制。可见,核心技术缺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产业升级空间有限,使得大多数的制造企业陷入进口路径依赖,束缚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随着土地、资源、商务及人工成本的上升,加之严峻的环保压力,作为中国高速增长主要驱动力的要素红利已基本消失。美国咨询公司BCG数据显示,中国在2004—2014年之间,中国在成本竞争力下降了5%~9%,中国相对美国的工厂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下降到5%以下。许多跨国公司将曾经红火一时的我国沿海的代加工工厂关闭,转而投向更低要素成本的越南、老挝等地。同时,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也拉响警钟,西方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各方对国际市场增长预期进一步看淡,全球制造业陷入产能过剩,这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 60%的中国经济而言,冲击和挑战是近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 当前各国纷纷提出制造升级的措施,德国为维系制造业主导权提出了“工业4.0”,美國为重获制造业主导权提出“工业互联网”,英国为重振工业提出了“现代工业战略”,日本提出了“工业价值链”,韩国提出了“制造业创新3.0”,我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目前,我国制造业尚处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并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新的发展形势下,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对策建议
虽然形势并不乐观,但也依然面临各种机遇。首先,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随着各个国家提出了新的工业发展战略,众多学者将全球范围内各国新一轮的产业调整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自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体现了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使得智能制造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制高点。企业能否把握发展机遇,创新驱动是决定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式的最关键因素。其次,“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增长潜力。由我国倡议并发起的“一带一路”,沿线涵盖国家的人口占全球的比重达到48%,但GDP仅为18%,贸易为23%,投资为25%,具有广阔的发展投资和贸易前景。面对机遇,我国制造业的优化升级不能局限于从一国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去进行,而是应立足于全球价值链的定位与升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坚定智能制造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在“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背景下,坚定智能制造的发展方向。智能制造是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必然结果,对于改变传统生产模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制造业普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位,智能制造的行业定位为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向上攀升指明了方向。
第二,强化制造业转型期的劳动力市场保障。马克思曾在论述社会化大生产时指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机器化大生产创造的大批失业者,又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了产业后备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时,新技术的采用、智能机器体系的普及,将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的生产劳动,造成不能适应新技术的摩擦性失业上升。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由于技术进步带动了收入和最终消费的增长,在新技术冲击形成新的资本—劳动比的均衡条件下,会内生地增加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新技术的出现,在淘汰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更高层次的劳动力需求。不管出现何种情况,政府此时应充分预估到可能对传统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冲击,采取有效的制度保障措施积极应对,如新技能培训、加强福利待遇等。
第三,从人、财、物等方面,营造促进产业整体转型升级的创新氛围。马克思认为,国际分工是剥削的一种手段,发达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分工方式掩盖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本质。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中国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能够通过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获得技术外溢与学习机会,存在推动效应;而一旦历经到全球价值链更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便会触碰到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遭受到封锁与抑制。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并不是制造强国,要实现制造业整体实力的增强就必须要从以下几方面积累企业的自主创新实力:首先,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人才是关键。因此,需加强制造业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为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其次,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形成智能制造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技术的研发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积累的过程,应充分激发各主体的创新能力,发挥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等产学研协同创新作用。最后,加大对制造业创新集群的塑造,培育制造业创新网络和平台,利用集群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推动行业共同发展。
第四,推动制造企业个体努力,实现价值链跃迁。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应积极筹备完成传统生产装备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以及生产制造工艺数字化和生产过程信息化的升级改造。由于我国制造企业发展极不均衡,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推进。首先,大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应按照国家标准和要求,推进并落实整体的智能化改造和升级。其次,对于对于众多中小微型企业而言,应明确自身的劣势和问题,积极融入智能化改造和升级的过程。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在上游环节,鼓励企业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开展个性化定制、按需设计、众包众创、分布式协同设计;在中游环节,推广建设以智能装备和生产线为支撑的智能化工厂或智能车间;在下游环节,引导企业充分运用互联网资源,实现装备产品网络营销,并对产品、市场进行动态监控、预测预警,大力推广智能服务,提高服务水平。总之,从价值链的角度建立大数据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价值链企业协同生产,覆盖从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的产品全生命周期,实现上游、中游、下游环节上企业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形成高度灵活、大规模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新生产模式,在各自不同领域内提升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张亚雄,袁剑琴,尹伟华.全球价值链——APEC主要经济体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 崔向阳.马克思的历史视角分工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当代经济研究,2011,(8).
[3] 岳孜.“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6,(11).
[4] 高青松,李婷.“中国制造2025”研究进展及评述[J].工业技术经济,2018,(10).
[5] 刘佳斌,王厚双.我国装备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研究——基于智能制造视角[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1).
[6] 刘明宇,巧明杰.价值网络重构、分工演进与产业结构优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2,(5).
[7] 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7,(5).
[8] 陈永志,李细满.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当代国际价值的变化[J].当代经济研究,2007,(1).
[9] 王玉燕,林汉川,吕臣.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9).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48531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