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用药行为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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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森 郑纪芳
摘要 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党和政府明确提出实施农产品保障战略，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现化肥农药施用量负增长。作为农产品生产与农药施用的微观行为主体，农户的用药行为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绿水青山”目标的实现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户用药行为的研究分为农户不当用药的负面影响、农户用药行为表现以及农户用药行为产生机理3个层面来进行梳理总结，并对农户用药行为的优化路径进行论述，以加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我国农产品行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 农户;农药;用药行为
中图分类号 F71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0）03-0004-04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03.002
Abstract In the NO. 1 docu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19，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guarantee strategy， carry out the action of saving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in agriculture， and realize the negative growth of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As the microcosmic subje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farmers’ pesticide u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Through reviewing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s，th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farmers medical behavior was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mproper use of pesticides by farmers，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drug use behavior and the mechanism of drug use behavior of farmers，and the optimization of drug use behavior of farmers was discussed，to strengthen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dustry.
Key words Farmer;Pesticide;Pesticide use behavior
農户用药行为研究的基础来源于农户行为理论，其中Schultz[1]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了理性小农理论，他认为农户是理性的，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贫穷而有效率的，改造传统农业就应该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从而促使农户的人力资本增长。恰亚诺夫A[2]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提出，农户的经济行为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求;相对于企业所重视的利润和成本，农户更注重的是自己消费需求和劳动辛苦程度。农户用药行为作为农户众多行为中的一种，其本质是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农药这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对农户用药行为的分析，不仅可以为我国农户用药行为的改善和优化提供现实指导，并且对保障我国农产品生产、实现我国绿色可持续发展、加快生态文明改革也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1 农户不当用药的负面影响分析
Carson[3]在《Silent Spring》中描述了DDT、六六六等高毒农药对人体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损害。自此之后，农药不合理施用带来的危害逐渐开始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农药造成的危害主要集中在人体与生态环境2个方面。
1.1 对人体的负面影响
高毒农药的施用对人体危害极大，全球每年有25万人因农药失去生命。农药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来自于2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用药农户不规范用药造成的急性或慢性中毒，严重者甚至会导致神经异常、生殖毒性和癌症;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农药生产工人的不当操作与农户服药自杀等行为的发生[4-5]。在美国，农药施用给整个国家造成了上百亿的损失，大田中的农药残留通过空气传播等多种途径扩散，对人体健康及生物传粉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6]。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不规范的农药接触行为，给农户带来了诸如头痛、皮肤发痒等症状，损害了农户的身体健康[7]。在我国，韩洪云等[8]研究发现安徽省稻农在施用农药的过程中稻农经常发生急性中毒事件，并通过估算农户用药健康成本论述了不规范用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
1.2 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不合理用药除了对人体造成危害以外，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过度施用农药造成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由于农田生态系统较为脆弱，致使施用在其中的农药更容易集散，从而导致农田发生严重的面源污染[9-10]。由直接污染、间接污染、食物链富集与运输储存不当等因素造成的农药残留污染，尤其是有机氯和有机磷两类农药残留污染，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11-12]。有机磷农药残留大量进入水体中，从而引发水质污染，对水产养殖产业的发展危害极大[13]。同时，有机磷农药会通过食物链进行传递，从而在人类等高级生物体内富集，损害生物体健康[14]。 2 农户用药行为表现分析
在宏观层面，我国农药出现施用种类繁多、施用量巨大、农药利用率较低等情况，但得益于国家近些年的节药政策，农药施用量的增长得到了一定的控制[15-16]。在微观层面，我国农户用药存在毒性高、用药技术落后、水平低下等问题[17]。现将从购药、施药、施药后期处理3个方面对农户用药行为进行阐述。
2.1 购药行为
农户在购药时，通常会依靠自己的经验和农药经销商的推荐来选择农药，由于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农户很容易受到经销商的欺骗;农户购药从众心理强，看别人用什么自己就用什么;农户经常会出现购买高毒农药的状况和买错药的情况[18]。农户由于购买农药渠道不正規、农药标签不规范和农户缺乏辨识农药真假的知识和能力等原因，导致半数以上的农户曾经购买到假冒伪劣农药产品，因此需要政府对农药市场的管控与保护[19-20]。近年来，农户购药过程中对于当地乡镇的当前农资销售点及其销售人员的依赖度开始增高，农户对专营农药的从业者信任度增强[21]。同时，在实名制登记购买农药调查中发现，79.7%的农户赞成实名制登记购买，但由于农药经销商和监管部门存在执行障碍，未来农药实名制登记购买仍有难度[22]。
2.2 施药行为
农户在施药时，由于对作物病虫害缺乏足够的了解，往往会加大农药施用量，同时由于农户采用便宜而传统的用药器械和落后的用药方式，导致用药效果欠佳，同时也造成农药浪费、污染严重[23-24]。祝文峰等[25]通过对菜农的调查发现限用农药用药存在超标种类多、范围广的特点，这导致了大量农药残留的存在。农户普遍存在盲目混配、滥用农药、擅自增加次数、用药时间不合适等问题，大多数农户在用药过程中几乎不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甚至有吸烟、喝水等现象，只有部分农村居民会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农药对人体的毒副作用，但很少应用专业防化服，而以穿长衣裤、佩戴手套及帽子为主[21，26-28]。
2.3 施药后期处理行为
农户在施药完成后进行处理时，由于环保、安全意识的缺乏，并不会采取措施将农药废包装物妥善处理，而是将农药废包装物随手丢弃、燃烧或掩埋。这些农药废包装物和施用在田间的农药残留，随着时间的累积和雨水的冲刷，开始对农村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29-30]。此外，农户普遍能做到用药完成后将农药隐蔽存放，并且都会洗手、洗衣和清洗农药器械，但清洗后废水大多倒入沟渠且并不做任何特殊处理[31-32]。
3 农户用药行为产生机理分析
关于农户用药行为产生机理的研究学术界众说纷坛，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后发现其产生机理与微观层面的农户（个人、家庭、种植）因素与宏观层面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技术因素密切相关。
3.1 农户个人因素
农户个人因素主要体现在农户自身文化程度、认知观念、行为态度和行为能力等方面。Abhilash等[33]通过调查发现，印度农户农药施用过程中经常会不规范混配农药并进行过量施用，并指出这是由农户文化程度低所造成的。Osteen等[34]认为农户对农药风险和效益的社会价值观念在影响农药政策的同时，还对农药施用种类与施用量产生了影响。米建伟等[35]通过对棉农用药量的研究，发现具有较高风险规避程度的棉农会通过选择更多种类、施用更多的高价格农药来控制虫害、减少损失。Garming等[36]研究发现具有农药中毒经历的农户会更倾向于合理、规范施用农药，并认为这种变化是由于他们的认知改变所造成的。信息渠道的利用会影响农户用药规范性，通过有效的外部信息传递可以减少农户农药施用量[37]。农户的短视性特征是农户倾向于选择毒性偏高的农药的主要原因[38]。农户的行为态度影响农户用药行为，并对其有着引导作用[39]。
3.2 农户家庭因素
农户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水平与结构、家庭人员结构与家庭所处环境等方面。Hayati等[40]通过调查发现，家庭收入和家庭农业收入占比是影响伊朗农户用药行为的重要因素。蔡书凯[41]研究发现农户用药行为受家庭收入结构的显著影响。徐璐等[42]通过调查发现农户用药行为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而与年龄呈负相关，并指出这是因为家庭中务农的中老年人文化程度低、风险意识差的结果。宋金枝[43]通过对陕西农户的调查，发现农户用药行为有着显著的从众（羊群）效应，并提出发挥先导型农户的领头羊角色将有助于高效低毒农药的推广。
3.3 农户种植因素
农户种植因素主要是指农户种植规模、种植结构、种植投入、生产目的等。赵建欣等[44]研究发现，农户用药行为受种植规模与种植结构的显著影响，由于追溯成本与信誉机制的存在，经营规模大的农户往往会选择施用安全农药。侯建昀等[45]通过对苹果产区的调查发现农药施用成本对高毒农药施用与农药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指出高毒农药高效而又低价的特点是其受农户欢迎的主要原因。黄炎忠等[46]研究发现小规模稻农生物农药施用比例较低，口粮型稻农与利润型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3.4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主要是指气候、海拔等不同自然条件对农户用药的影响。气候变暖会提高越冬病虫卵蛹存活率，导致病虫出现的数量、范围和时代发生变化，从而增加了农药施用量[33，45，47]。陈晓明等[48]研究指出我国中东部海拔偏低的、农产品产量大的农业和经济大省的农药施用量较大，并认为农户用药行为受播种面积和产量的显著影响。孙致陆等[49]通过对我国农药施用强度演进特征的分析，发现我国地区自东至西农药施用强度总体上依次递减，同时其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
安徽农业科学 2020年
3.5 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政府的农业政策与培训、进出口贸易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Hoi等[50]通过调查发现，由于越南政府缺乏合理的农药政策，致使大量低质量农药进入农药市场，增加了农户用药量，污染了生态环境。Schreinemachers等[51]基于对泰国集约化园艺生产系统的分析，认为GAP标准的设立只是加强了农场主的农药残留检测，并未减少其农药施用量。Polidoro等[52]研究发现由于哥斯达黎加地区芭蕉价格出口高于内销，导致出口农户的用药行为比非出口农户更加规范。Dasgupta等[53]通过调查发现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巴西农户的农药施用量，尤其是面向出口生产的农户。金书秦等[4]研究指出我国农药施用与经济增长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认为这种曲线的产生与农业产出、环境治理成本等因素密切相关。陈晓明等[48]研究认为，我国当前所实施的惠农政策保证了农户的预期收益，农药施用带来的稳定回报是农民农药施用量增加的根本原因。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政府部门的政策扶持与安全培训，对促进农户科学用药行为具有积极意义[54-56]。 3.6 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如IPM技术、生物技术、农业航空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对农户用药行为起到了改善作用。赵连阁等[57]研究发现，IPM技术的采用显著改善农户用药行为，并降低了农户用药成本。米建伟等[58]通过对Bt转基因抗虫棉应用与农药用药量的研究，发现抗虫棉的施用减少了棉农用药总量，但使得棉铃虫之外的次要危害害虫防治上用药量增加。唐黎标[59]研究认为生物农药具有较好的选择性，具有环保、安全的特点[59]。农业航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植保无人机的应用，对于克服作物与地势限制，提高节药效果意义重大[60-62]。
4 农户用药行为优化路径分析
4.1 采用绿色防控技术，对农作物病虫草害进行综合治理
加快绿色防控技术创新，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广大农户与消费者对绿色植保理念的理解与支持;选择农业收入占比较高、耕地面积较大的地区，发挥农业大户、兼业大户的带头作用，充分提高农户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积极性[41，63]。转变过去以化学农药治理病虫害的单一方式，加大病虫害预防力度，向着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与化学防治相结合的多元治理模式迈进，实现生态可持续的绿色防控，从而达到提高农产品质量、减少化学环境污染的效果[64]。
4.2 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产业化农头企业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农户用药行为[65]。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改善农户用药等生产过程，推进农业向标准化、现代化转变[66]。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农户化肥、农药等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67-68]。但由于我国农户耕地面积普遍较小，经营规模有限，导致新的农药品种难以推广，用药毒性依然偏大，降低了土地的规模效益，也阻碍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69]。
4.3 开展农户农药技术培训，培养农户生态环保与健康意识
江定心等[70]通过研究农户用药行为与环境及自身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指出培训对农户用药行为有显著影响。Abhilash等[33]研究认为，加强对农户的培训与教育可以改善农户用药行为，促使其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我国采取的多种技术培训可以提高农户安全意识与环保意识，改善农户用药行为习惯，降低农产品安全生产风险[71-72]。但截至目前，由于农户缺乏培训意愿等相关因素，这些技术指导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仍有其进步空间[73]。
4.4 加大植保科研投入，更新植保器械，推广高效低毒农药
一方面，加大科学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投入，重视生物防控的应用;另一方面，扩大科技示范与推广范围，促进农户科技应用[64，74]。加大对植保器械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植保喷雾器械的更新换代，应用新型植保喷雾器械[75]。推进植保无人机的推广应用，加快智能化农业机械装备的研发[60-61]。发展高效低风险农药，减轻因农户用药不当而产生的药害[76]。通过政府相关部门专业人员的推广，引导农户施用高效低毒农药[77]。
4.5 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加强农药残留检测
由于农产品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农户为获取更多利润，会出现用药毒性偏高、用量过大等行为，从而导致产生农产品“柠檬市场”[67，78]。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加强农产品安全风险治理，通过惩处、宣传等途径，严格控制农产品农药残留[79]。加强基层监管队伍建设，加大农产品质量监管尤其是产地监管力度[80]。加强农业部门对于合作社、批发市场网络追溯技术的引导，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提高农产品检测效率[81]。
4.6 完善农药管理政策，构建信息渠道，推进植保专业化服务
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来规范农药市场，可以大大改善农民用药行为[50]。在采取政策的时候，要将命令控制政策配合安全教育、技能培训、与市场激励结合施用[54]。建设和维护植保信息服务渠道，构建农技员、农药经销商与农户间信息平台;优先扶持种植大户，利用农户从众效应来促进信息传递与先进技术传播[37，43]。提高植保服务组织资金投入和收益，增强组织生存能力;提升组织技术人员专业水平，加强技术服务质量[82-83]。
5 小结
综上所述，关于农户用药行为的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农户不当用药的负面影响。国内外学者研究了由农药不合理施用对人体与生态环境2个方面帶来的危害。②农户用药行为表现。国内外学者在农户行为理论背景下，分别从购药、施药、施药后处理3个方面分析农户用药行为现状及问题。③农户用药行为产生机理。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作为微观个体的农户因素（个人、家庭、种植）与宏观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技术因素等方面对农户用药行为产生机理进行了分析。④农户用药行为优化路径。针对上述农户用药表现及产生机理，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但国内外对农户用药研究依旧存在不足，一是国内外相关文献中有很多集中于农药危害、农药应用及农药政策等宏观层次，虽然近年来对于农户为主体的微观层次的用药行为研究有所增加，但文献依然相对较少;二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农药施用强度、施用安全或者是用药技术方面，而对不同作物与农药施用种类和施用量缺乏相应的严格界定;三是对微观层次的农户用药机理缺乏深层次的分析。以上3点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发挥空间。如何在当前情况下改善农户用药行为，降低因农户用药不当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我国绿色、可持续农业发展，是下一步亟需解决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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