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传统裙装的语言结构及其身体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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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林
摘要：汉族传统裙装作为一种渗透中国礼制精神的服饰现象，其形态变迁是反映民族审美意识发展规律的文化指征。当前研究以汉族传统裙装的客观物象及其社会学根据的还原为主，对服饰符号与身体审美意识的内在关联的研究相对薄弱。文章采用符号学美学的研究方法，对汉族裙装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能指与所指、系统内部构成及组合段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在其历史性的语言结构中揭示出礼制社会身体话语的历史内容，并提出汉族裙装传统文化的传承应立足于积极的服饰价值观，即通过服饰去实现身体的和谐存在之审美理想。
关键词：汉族裙装;语言结构;身体话语;符号;礼制
中图分类号：TS941. 12：K892. 2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1-7003（2019）12-0092-09
引用页码：121301
在全球化趋势下，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在美术、设计、服装等多个领域都已出现，而服装领域的寻根意识在近年来的唐装、旗袍、汉服现象中尤其凸显。传统服装文化如何转化到本土的现代服装话语体系中来，是时代性的问题，它需要建基于对中国传统服装文化的深刻反思。近年来，历史考古学研究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它承袭由沈从文所开启的服饰历史考古方法[1]，以服饰文物为重心，结合文学、历史典籍及㈣像砖（石）、壁画、卷轴画等，理性客观地还原古代人的服饰形态与穿着方法，从而建构起服饰文化的物态史，客观地勾勒出服饰的物质形态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主张从更为客观的材料与工艺学研究方法[2]，在考古学的基础上揭示特定时代裙装的物质特性，包括面料、色彩、纹样、缝制方法、整体造型等。服饰考古研究成果为服饰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21世纪初以来，在服饰考古学的成果基础上，服饰文化的社会学研究逐步興起，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多个角度综合分析服饰现象，探寻服饰文化的发展规律，代表学者有诸葛铠[3]、黄燕敏[4]、苑涛[5]等，其成果揭示出服饰审美的社会学原因。但服饰文化的社会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服饰与身体的本源性关联，忽视了身体自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是支配服饰审美意识发展的重要根源。因此，将身体的视角引入服饰文化研究具有优先的意义，当前已有学者发现了这一视角的重要性[6]。
为了揭示出服饰与身体审美之间的本源联系，本文以汉族裙装为研究对象，立足于近年来汉族裙装的考古学成果，采用符号学的方法，揭示汉族裙装的历史语言结构，以期还原其背后渗透传统礼制精神的民族化身体审美意识，并反思其转化为当代服装设计话语的边界。符号学是语言学的重要方法，由罗兰巴特提出，将文化现象视为语言现象，研究其系统结构及内在规律[7]。该方法在设计学中广泛应用[8]，也有学者在服饰历史文化研究中开始使用该方法[9]。该方法不仅能够还原汉族裙装的身体审美文化的历史形态，而且对于架构本民族服饰历史文化与现代服饰设计语言之间的关联有较大的优势。
1 汉族裙装的历史语言结构
符号学方法在服装现象的历史语言结构中深入揭示服饰文化内在规律时，必然将服饰文化研究置于身体的视角之下。因为服饰是诸多器物中的一种，其根本特性是有用性，即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对服饰而言，这种有用性显然相关于身体，整个服饰文化呈现为人的身体的遮蔽和显现的游戏。对服饰符号系统的语言结构进行重新梳理，能够揭示服装现象中隐藏的身体话语。所谓裙装的语言结构，是从广义上来说的，它包含有双重内容。首先，它指的是裙的词语表达形式及其所对应的心理概念，这种语词的现象并非是既定的，而是经过了历史性的变化，对应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身体意识的变化。其次，它指的是裙自身的物质内容及其在身体上的搭配元素，两者构筑起关于身体的审美礼仪与文化内容。汉族裙装的语言分析区别于服装言语现象的分析，即并不以历史上每一个体纷繁复杂的穿着现象为研究对象，后者充斥着随意性与差异性，会将服饰研究带向混乱。它关注的是各个历史时期服装的诸部分或细节之间相对稳定的对立关系、结合规则及语词所指等，深入研究服饰文化的内在规律。
以汉族裙装历史的语言结构为分析对象，选择的时间范围是先秦至清末民初，以五四运动为时间界限。因为五四之后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代来自西方民主、科学精神的反思，这种批判渗透到包括服饰在内的各个领域。重构传统服饰文化的时候需要暂且搁置这种批判，以免影响到文化考察的客观性。分析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能指与所指、系统和组合段，其中，能指是裙的名称，所指是裙的名称所引起的心理表象，也即概念：系统是裙的腰线、裙门、系带、缘饰等各个细节部分的构成关系：组合段则是将裙与襦衫、袍、袴、背子、霞帔等部件的搭配方式展现出来。其具体演变历史如表l所示。
表l以中国考古发掘简报、出土裙装实物以各个时代的女俑、壁画为根据，建立了汉族裙装的发展脉络。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女裙以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的单裙为典型代表，该裙展开为八块绢面组成的方扇形，上窄下宽，深褐色，下摆有菱形纹饰。根据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的其他服饰品来看，深衣式样的袍居多，并未见后世与裙相搭配的襦衣。
第二，汉代的长裙实物可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连云港陶湾黄石崖西汉西郭宝墓出土的诸种单裙。并且该时期汉墓遣策反映出裙在语言上的指称并未统一，除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遣策对裙有了明确的指称，并且与出土女裙能形成对应，其他汉墓出现了以“素常”（裳）、“提单便常”（裳）来指代裙的现象[12]。
第三，魏晋南北朝的汉族裙装式样主要以东晋到南朝考古出土的女俑为依据，典型代表如南京石子岗出土的东晋女俑、南京富贵山出土的南朝女俑（南朝齐）、南京南郊景家村六朝墓M13出土女俑（南朝宋）、丹阳胡桥宝山南朝大墓出土的女俑（南朝齐）。同时，根据清代《渊鉴类函》卷三七四所引的晋代张敞《东宫旧事》，皇太子纳妃有绛纱复裙、绛碧结绫复裙。裙的称谓明确提出，并被纳入女性的服饰礼仪中。 第四，隋唐五代的汉族女裙特征的归纳以人物画、陶俑的服饰为主要依据，如《步撵图》《簪花仕女图》《捣练图》《韩熙载夜宴图》，以及故宫博物院馆藏陶彩绘女俑等。同时参照《新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舆服制”对女性裙装尺幅、比例等的规定。
第五，宋元时期的汉族女性裙装以福州南宋黄升墓、江西德安周氏墓、南京高淳花山宋墓出土女裙为典型代表，同时参照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彩绘泥塑侍女立像、河南方成县金汤寨出土的石女立像。通过女裙的出土实物与雕塑中的搭配方式，推断出该时期的服饰特征。
第六，明代的汉族女裙以武进王洛家族墓出土的14件女裙为实物根据，同时参照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妇人衣，以及清代叶梦珠《阅世编·内装》所记录明代裙式的相关规定。
第七，清代及民国的女裙以中国服装服饰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馆藏裙装为实物根据。
2 汉族裙装语言结构变化中的身体话语分析
从表l可见，传统汉族裙装的能指与所指、系统、组合段三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历时性的变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身体话语本身的历史变迁。身体话语是人的身体性存在的显现，它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人对自身如何在世界中实现身体的理想化存在的理解及表达。关于身体话语的反思是从语言学领域来对人的身体存在的理想化状态及其实践方式的反思。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身体是人在唯一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依据，它是作为肉身存在的生命与内在心灵的统一，而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被作为灵魂的对立面受到压制。中国人自古所追求的身心统一，意味着人的身体存在既是自然性与感性的，同时又是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在语言学视域下，服饰是身体哲学的外在表达，服饰文化的进程呈现为两种话语体系的内在矛盾，即感性存在的身体话语与礼制文化引导下的身体话语，这两者一直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之中，其矛盾的和解与生成过程构建起中国传统的身体审美文化。
2.1 能指与所指的变化：感性存在的身体话语
能指与所指的关键性转变，出现在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称谓的明晰化，身体的性别符号进入到裙中，使其从男女都可穿着的服装变成女性为主的服装。不仅如此，裙从内衣变成外衣，这一转变直接影响到后来裙的审美特征的内在发展倾向。
裙的能指与所指在汉代已经成熟，文字学的训诂与考古学的印证都说明，裙原是男女通用的服装，没有身体性别的指示。西汉扬雄《方言》里的“绕襟谓之帚”明确了这一称谓，但其所指却含混不明。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依照这一说法，将裙的古意理解为古代男子或妇人围绕于领的披肩。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长沙马王堆汉墓袍服的出土从事实上驳斥了这一说法，因为汉代袍服“衣领不能绕，衣襟才能绕，绕向后边，通叫做‘帚’”。考古文物同时印证了东汉刘熙的《释名释衣服》里对裙的解释，即“裙，下裳也。裙，羣也，连接群幅也”[ 13]，也就是说古时布帛门幅狭窄，裙由多幅布帛拼制而成，所以与群的语义相通。
魏晋南北朝开始，裙的所指出现身体性别符号的介入。该时期男子常服形态多为交领长袍，褒衣博带，宽衫大袖，只有头戴笼冠的男子才会穿着与女子同样的普通长裙。而女子服饰则出现上襦下裙的主流方式，普通长裙白腰部起外露，干宝《晋纪》提到这种着装的特征是“上俭下丰”，尤其重视裙装的装饰美感和形态美感。张敞在《东宫旧事》中提到过的皇太子妃的绛纱复裙、绛碧结绫复裙，意味着裙在材质、颜色上倾向表现女子阴柔体态的审美取向开始主导裙的形态变化[14]。图1为南京富贵山出土的女俑（藏于南京博物院），其穿着样式即为该时期女性襦裙样式之一，上襦还未束入下裙之中，但女性的性别特性已经通过裙装得到标识，并很快随着上襦束入裙中的穿着方式的改变而得以强化[15]。
身体性别符号对裙的所指系统的介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凸显的是身体的内在矛盾的激化，即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以身体的自然属性来对抗身体既定的社会规定性内涵。在裙尚且没有性别指征之前，就随着服饰整体系统被纳入到礼制文化中。礼是儒家思想用来训诫人的自然身体，确立社会等级制度的外在规定系统，服饰对生理层面上的身体遮蔽与显露功能使其纳入到礼制内容中。南朝刘宋时期范晔编撰的《后汉书》里出现关于舆服的上下篇章，从文献上证实了东汉服饰的礼制文化的存在。然而汉代末年儒学出现严重危机，门阀士族开始怀疑和否定儒学外在权威，以不拘礼法的行为表现出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使得身體的感性自然存在部分程度上得到尊重。因此，身体差异要求在服装中表露出来，裙逐渐成为女性专属服装。
然而通过表l可以看到，裙的身体性别指征在明朝末因马尾裙的出现再次混乱。马尾裙即马尾织成的衬裙，来自朝鲜，流入京城，最初是富商贵公子歌姬穿着，后来士大夫以此为风尚，“体肥者一裙，瘦削者或二三，使外衣之张，俨若一伞”[16]。抹杀了性别符号的马尾裙并没有扩散为大众的普遍穿着方式，它只是少数人群中的短期衣着时尚，而且还被指为“服妖”，遭受了来自正统儒士的批判与申禁。但它的兴起与消亡正好揭示出礼制传统中身体的文化性对其自然性的禁锢。裙的性别符号指征的形成是身体感性存在的自觉，但这种自觉迅速被礼制传统所吸纳，被赋予了新的制度化内容。马尾裙对性别指征的抹杀无疑成为对礼制文化新的僭越，它并不是孤立出现的现象，而是明代中后期服饰中的品级僭越、官民僭越等“服饰僭越”现象及“世俗化”现象中的表象之一[17]，但被作为服饰文化的异端被纳入到明代末期大规模的服装整治运动中。
2.2符号系统的变化：礼制文化引导下的身体话语
从表l可见，裙的系统的历时性变化中，腰线、裙围、裙长、褶裥形态等细节的改变带来裙的诸种外形变化，它们使裙的符号体系呈现为女性自然身体的显现与遮蔽的游戏。因此，受礼制文化引导的身体有别于自身的感性自然存在，获得社会性的内容。
从表象上看，隋唐时期，凭借腰线的提高、裙围的加大、裙长的延伸，女性身体充溢的生命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在裙的细节构造中，腰线的位置对裙型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唐初出现过双腰线裙，即除了掩乳的高腰线之外，还有臀围处束带，其方法是裙摆在人体臀围处加缚，但腰带隐藏在悬褶之下[18]。双腰线中影响造型的主要是高腰线，低腰线是出于实用的目的，通过调节裙摆高度来方便实际行走，所以见于宫中侍女。至中唐和盛唐，单一腰线提高到腋下，同时裙围布幅数量持续增多，裙的造型由初唐的A型转变为0型。图2为唐代陶彩绘女俑（藏于故宫博物院），可以看到唐代高腰拼幅裙提升的腰线使得胸部成为视觉的中心，宽大的裙体帮助塑造出女性肉身整体的丰满视觉形象，展现出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命旺盛感和充沛感。 宋代之后，裙的系统走向一种内敛含蓄的表达。首先裙腰逐渐下降，在正常自然腰线及其稍微偏上部位游离。北宋初年尚且还有唐代服饰的遗风，从中期开始便逐渐变化，即便高腰也只是稍微高于自然腰线的位置;其次，尽管仍追求宽体，但在宽体上褶裥数量增加，百褶裙开始盛行，褶裥使得裙型内收，唐代的丰腴富态不复呈现，取之而代之的是女子的纤细柔弱的身体美感。图3为南京高淳花山宋墓出土的宋朝纱裙（藏于南京博物馆），可以充分显现裙装褶裥数量增多后带来的形态感的变化。
表象上的分析说明，裙装在不同历史时代的视觉图像表现出身体的不同生命力量形态。这其中潜藏的矛盾是，被表现的女性身体并不具有话语权，身体的哪一种生命力量形态可以得到表达，是由作为他者的男性来决定的。即便是唐代，情况同样如此，“在太宗贞观四年定制时，要求‘妇人从夫之色’也就是官吏妻子的命服颜色依从丈夫的颜色”[19]。因此，女性身体作为“被看”的对象迎合着“看”者的意识，自身保持着语言的沉默。
综上超功利性便成为裙装文化隐藏的内在特性。它不仅发生在客观物象方面的装饰与实用的对立中，更为关键的，还发生在主体间的身体差异性中，即观赏与使用的对立。观赏者是话语主导者，支配着裙的视觉图像的演变。这种视觉图像曾一度在唐代走向开放的极端，说明该时期的男性话语体系中，被自然规定的身体与被礼制文化规定的身体之间建立起了话语的和解，女性裙装这才最大限度内获得了表现身体之充溢生命感的空间与可能性。之后宋元明清逐渐将裙装的视觉图像带向纤弱、内敛的风格，尽可能疏离它与身体自然美感的直接联系，说明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身体欲望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对立又被推向极致。程朱理学虽然不似西方传统哲学那样，确立一个生命世界之外的彼岸的“理念”，但确实在用文化划定身体的欲望边界时过于僵死，使身体的自然感觉受到各种伦常纲纪的严重禁锢，裙的视觉图像也因此变得柔弱。
2.3组合段的变化：走向异化的身体话语
从表1可见，裙在服装组合段的历史演变中，与儒衫构成一种矛盾张力。这就是说，襦衫的长度及穿着方式（束于内还是罩于外）直接影响到裙是作为视觉形象的中心还是隐蔽的装饰构件。该种变化揭露出封建社会后期身体话语的异化形态。
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裙在服装组合段中占据主导位置，是身体话语表达的核心符号。魏晋开始，襦裙制对深衣制的革新，使裙从内衣或内衬演变为外部视觉符号，南朝体制化的襦衫束于裙内的穿着方式，更加促使裙与襦装的矛盾关系中裙占据相对主导的地位。这种主导地位在唐代表现得最为突出，襦衫相对缩短，并且窄袖、半臂与大袖襦衫并行发展，裙在组合段中占据了绝对的视觉比例优势。
裙装在汉族女性服饰的整体视觉形态中从视觉中心游走到边缘，是宋元明清时期的总体倾向。宋代外罩于襦衫之上的褙子普遍过膝，最长到脚踝，裙在视觉中的印象被压制为脚踝下露出的裙缘，而裙内另外有袴，又并没有退回到内衣的范畴去。明代承袭宋代的褙子、襦衫，还出现襦衫外的比甲，长度也是过膝。清代襦裙基本上承袭明代样式，且上衣对身体的包裹更加严密，衣领高出寸许，有钮扣，衣领下外罩柳叶式小云肩，有的对襟外衣腰间用带子打结，裙同样是在膝盖以下部位方才露出。
作为边缘化的身体视觉符号，后期封建社会的汉族女裙将女性的身体体征进一步带向遮蔽的状态，它将自身繁复精细的细节装饰置于对身体体态的表达功能之上。图4为明代武进王洛家族墓出土的如意云花缎织金裥折裥单裙（藏于常州武进区博物馆），有马面，并在裙的中段与下段大量使用捻金线，织成幡状纹饰带，增强裙在视觉上的华丽感。明代还大量利用褶裥和色彩的变化制作的月华裙。图5为清代鱼鳞褶马面裙（藏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由腰头和两联的裙幅组成，显示出裙的结构层次感的丰富化，并且在色彩上还形成与结构相呼应的对比色运用。清代后期逐步盛行的阑干裙及在马面裙上再围穿一层的凤尾裙，将裙的物质形式美感进一步精细化和复杂化。尤其是在清中期以后大量出现的风尾裙，“由一条腰头、多条缎带所组成”，包括“绣条式”“连缀式”“并条式”等多种样态，用色多样化且刺绣华丽[20]。这样一来，在褶裥、刺绣、几何纹饰、色彩等丰富的细节变化中，裙的物性特征将自身与身体的不统一性反而表现得更加明顯。
裙装对身体本性的遮蔽，揭示出服装语言背后“异化”的身体话语形态。身体的本性应当是感性的、审美的，任何一种文化对身体都应当是一种塑造，应当在肯定身体感性存在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身心和谐自由。汉族裙装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构成部分，经过明清的发展，逐渐呈现为对人的身心和谐存在的否定与压制，因此其身体话语形态是违背身体本性的“异化”存在。这也导致汉族裙装在清末民初时成为服饰批判的首要对象。在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的冲击之下，中国进入到文化启蒙的阶段，而关于传统服饰文化的批判首要的就是简化裙的物性特征。因此看出，清末民初裙从围系之裙变成套穿之裙，裙腰、裙门等部件都逐渐消失。图6为民国黑缎镶蕾丝边筒裙（藏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可以看到裙在设计上更注重整体结构的单纯性，装饰性元素相对减少，仅在底端的裙裾上增加蕾丝边装饰，并且色彩上采用黑色作为单一的主色调。随后，汉族裙长逐步缩短，从脚踝直至膝盖。膝盖以下身体的直接显露非但没有让裙因为比例的缩短而被忽视，反而更加成为视觉注意的中心。传统礼制文化下的身体话语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身体话语相互碰撞，后者倾力于打破身体在儒学文化中的沉默，让自然生命的欲望话语开始言说，从而构成了裙裾的新型审美文化。
3汉族裙装传统符号传承的批判性反思
以身体为导向，对汉族裙装传统文化进行符号学分析，其现实意义是为了帮助理解当今的裙装设计是在何种程度上运用传统元素。目前的运用以解构方法为主，将传统服装解构为孤立的、碎片化的符号元素，使之进入现代服装的设计表达中。这些碎片化的符号是多样的，如传统裙装中的腰线、褶裥、裙摆、裙的镶边、装饰纹样、色彩搭配等，它们从传统裙装的整体系统中脱离出来，被视为独立存在的文化元素得到了应用。比如，现代裙装的再设计中通常看到传统的腰线，却看不到与之相匹配的裙长：看到熟悉的褶裥，却看不到宽体的裙围：看到传统的纹样与色彩，却看不到平面剪裁的视觉效果。此外，这些元素还被抽离出了传统服装组合段，被纳入到以套穿之裙为主的国际化裙装设计语汇中，不再搭配曾经的短襦、褙子、云肩、比甲等。 传统裙装元素以碎片化的符号进入到现代服装设计中，并非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服饰文化自足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裙装中隐含的身体话语已经发生了时代性的变革。当代中国裙装的身体话语不同于传统的地方在于，一种与裙装的性别符号相符合的女性身体自觉意识已经得到确立，虽然男性的“他者”视角依然存在，但它是以更隐蔽的方式间接发生作用，而非是主宰性的话语形态强制性介入。不仅如此，当代裙装里的女性身体话语依然是被文化规定的身体，但这种文化不是固有的儒家礼制文化，而是新型社会的伦理与审美文化，它尊重个体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平等存在，为身体的欲望话语划定了合理的边界。
近年来，汉服复兴的各种活动渐次兴起，这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树立密切相关。然而民族文化自信应当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基础上。以汉族裙装为例，它的符号表象系统的还原程度是由语境来决定的。在历史考古、服饰文化研究的语境内，它的还原必须是整体语言系统的客观还原。但是在生活着装中的汉族裙装文化复兴，则不可能是整体语言结构的还原，因为这种还原相对于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方式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其背后的身体话语内涵中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内容，与当代中国人的身体意识与审美观念有矛盾冲突之处。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传统服装中的优良设计工艺、细节处理方法、装饰方法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传承与延续。
事实上，比传统服饰的形式语言与技术语言的现代转化更为重要的，是对其背后的身体美学的重新认知与理性传承。汉族传统裙装渗透着中国传统的服饰审美理想，即实现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身心和谐存在的审美理想。传统汉族女性之所以追求裙装的典雅含蓄，是因为在情感上认同儒家伦理确立起的礼制社会，包括各种繁复的穿戴礼仪。而在五四运动之后，包含服饰礼仪在内的儒学礼制被推向风尖浪口，人的身心矛盾开始激化，服饰革新因此异常活跃。在当代，中国人的身心和谐不再建基于天、地对人的无条件规定之下，而是建基于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身体性存在的事实。身体如何用智慧为自身的欲望和技术话语划定边界，是包含服饰在内的新型文化建构过程，它通向审美，实现生活的审美化。
4结语
符号学方法所揭示的汉族裙装是符号的物象体系与审美文化内涵密切结合的整体，其历史的演进既是一种审美物态史，更是关于身体的审美文化史。以汉族裙装为对象的美学研究是在中国文化身份意识逐渐形成的当代社会背景下的重要课题，它是要在物象符号系统的分析中，去揭示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变迁规律，尤其是关于女性的身体审美与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1]王方.沈从文的古代服饰研究与服饰考古：重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 12）：140-147.
WANG Fang. SHEN Congwen's studies on ancient costumeand costume archaeology： reading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costume[J].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2011（12）：140-147.
[2]卓文静.条文裙相关问题刍议[J].西域研究，2010（3）：105 -111.
ZHUO Wenjing.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striped skiIt[ J].The Westem Regions Studies， 2010（3）： 105-111.
[3]诸葛铠.中国传统服饰象征概说[J].民族艺术，2003（2）：67-75.
ZHUGE Kai. A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symbol[J]. Ethnic， Arts， 2003（2）：67-75.
[4]黄燕敏.服饰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维度[J].学术交流，2004（7）：95-97.
HUANG Yanmin. Sociological study on the costume culture[J]. Academic， Exchange， 2004（7）：95-97.
[5]苑濤.论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形态[J].文史哲，2004（5）：42-46.
YUAN Tao. On the cultural 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costumery [J].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Philosophy， 2004（5）：42-46.
[6]师爽.古代服装与身体：古代女性服装解读[J].兰州学刊，2008（2）：165-168.
SHI Shuang. Ancient costume and body： study on thetraditional female costume[ J]. Lanzhou Academic Journal，2008（2）：165-168.
[7]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6.
ROLAND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M]. Translatedby LI Youzhe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8：4-6.
[8]吴春胜，张慧坤.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推演法及其构思模型商榷[J].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1（4）：293-296.
WU Chunsheng， ZHANG Huikun.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in modern clothing design：deductive method and its design model [J]. Joumal of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4）：293 -296. [9]蒋丽萍，吕钊.秦俑服饰色彩的表意象征性语言研究[J].服饰导刊，2016，5（5）：39-43.
JIANG Liping， LU Zhao. Study on the symbolic colorlanguage of the costume of terracotta warriors[J]. FashionGuide， 2016，5（5）：39-43.
[10]錢欣，万芳.晚清民国时期汉族女裙的西化[J].纺织学报.2008，29（3）：92-96.
QIAN Xin， WAN Fang. Westernization of Han nationality'sskir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Republic of China[J].Journal of Textile Research， 2008，29（3）：92-96.
[11]包铭新，高冰清.论晚清民同时期围系之裙到套穿之裙的演变[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1）：1-7.
BAO Mingxin， GAO Bingqing. On skirt's transformationfrom piece shape to pail shap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to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J]. Joumal ofDonghua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6（1）：1-7.
[12]徐蕊.汉代服饰基本形式的考古学观察[J].博物院，2019 （1）：21-27.
XU Rui.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basic forms ofclothing in Han dynasty [J]. Museum， 2019（1）： 21-27.
[13]刘熙，毕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173.
LIU Xi， BI Yuan， WANG Xianqian. Notes and Cormuentson Explanations of Name [M]. Beijing： Zhong Hua BookCompany， 2008：173.
[14]宋丙玲.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中的性别转换现象[J].兰州学刊，2007（ 10）：167-169.
SONG Bingling. A discuss on the gender interchange ofcostume in Wej-Jin and southern-northem dynasties[J].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2007（10）： 167-169.
[15]张珊.东晋南朝女性襦裙探析[J].艺术设计研究，2017（1）：41-48.
ZHANG Shan. An analysis of women's ruqun in eastern Jinand Southem dynasties [J]. Art&Design Research， 2017（1）：41-48.
[16]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发裙[M].北京：中华书局，1984：41.
WANG Qi. Notes of Yu Pu（ Vol.5）：Hair and Skirt[ M].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41.
[17]张竞琼，洪安娜.明朝服装形制的改良及其对于礼制的局部突破[J].丝绸，2016 ，53（7）：62-67.
ZHANG Jingqiong， HONG Anna. Improvement of clothingsilhouette in Ming dynasty and its local hreakthrough foretiquette[J].Journal of Silk， 2016，53（7）：62-67.
[18]包铭新.传阎立本《步辇图》与隋唐高腰掩乳女装[J].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5）：21-25.
BAO Mingxin. High waistline-over-bust in Sui&Tangdynasties reflected in Yan Li-ben's classic the imperialcamage [ J]. Joumal of Donghua University（ NaturalScience）， 2001（5）：21-25.
[19]白寿彝，史念海.中国通史（第六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105.
BAI Shouyi， SHI Nianhai.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Vol.Ⅵ）[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9： 1105.
[20]梁惠娥，刘丹丹.风尾裙的设计要素与制作技艺[J].丝绸，2015，52（7）：52-58.
LIANG Hui'e， LIU Dandan. Design elements andproduction tec，hniques of Phoenix-Tail skirt[J].Joumal ofSilk， 2015 ，52（7）：52-58.
收稿日期：2018-12-04;修回日期：2019-10-30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SJA0388）;南京工程学院创新基金面上项目（CKJB201707）
作者简介：杨林（1979—），女，博士，主要从事美学与艺术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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