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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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公共性”研究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多学科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哲学视角下的“公共性”主要聚焦于对人的存在条件及其实现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性把握;政治学视角下的“公共性”更关注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及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性”聚焦于结构制约下集体行动内在的“公共意蕴”;城市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主要聚焦于公共空间的“空间正义”及其社会价值。“公共性”在不同研究领域中拥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多为问题导向的定性研究，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成果。“公共性”内涵需要随时代发展，“公共性”议题需要推进本土化和学科化，中国“公共性”研究需要拓展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多学科;公共性;问题导向;本土化;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0）02-0070-09
　　一、前 言
　　“公共性”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属性的表现方式，是有关公共生活领域中人的自我实现及良性社会秩序的形成机制。人之所以为人、合作之所以成为可能，以及民主性政治经济的社会秩序得以可能，公共性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可以说，公共性是判断社会是否健康、稳定的重要标准。公共性的发展，意味着群体公共生活的繁荣，公共利益的促进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1]。一个自由、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共性发达的社会。
　　 “公共性”研究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与现代社会出现的一些特定问题紧密相关，它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与反馈。正是现代社会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现实状态，社会才会要求“公共性”，继而生成“公共性”。在个体主义和私利盛行的今天，人们极少关注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利益，“孤立的个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公德的个人”“搭便车者”成为社会行动者的符号。有些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也存在“营造”公共事务、“假公济私”或“以权谋私”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消解了“公共性”生成的基础与作用的空间，使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和公共精神缺失的“公共性困境”。和谐社会、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使得“公共性”成为各学科热议的研究主题。
　　笔者在中国知网期刊库中以“公共性”为主题、以CSSCI来源期刊为检索条件进行文献搜索，期刊库中共出现6104条结果。在学科分布中，公共性议题在哲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城市学科中分别出现了163次、607次、1263次、247次和83次，幾个学科发表的文章数量占到全部学科研究“公共性”议题的42.3%;在关键词分布中，与“公共性”紧密相关的前十位关键词分别是公共领域、公共服务、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公共财政、公共管理、公共空间、公共理性、公共产品和公共精神（见图1）;在关键词共线网络中，设定节点过滤出现频次为5次，聚类为5类。聚类分析中，以公共性为中心，出现了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公共理性、公共管理、公共利益等聚类形式（见图2）。
　　对于“公共性”议题，哲学领域率先作出了回应，在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西方学者的引领下，“公共性”议题逐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城市学科等众多学科共同聚焦的重要范畴。
　　二、哲学视角下的“公共性”
　　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2]（P3），通过批判性反思来理性把握人的价值、生存意义及其实现方式。因此，哲学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主要聚焦于“公共性”之于人的生存条件和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公共哲学对现实世界的指导实践意义。
　　 在西方思想界，汉娜·阿伦特最早从哲学意义上对“公共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公共性”的概念及其内涵。
　　在《人的条件》一书中，阿伦特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危机即存在的孤立状态进行了哲学思考，而“公共性”便是她对这些问题思考后的结果。当阿伦特面临如何理解个人生存的孤立的状态、公共领域的衰落等社会问题时，她将矛头指向了劳动和公共性。首先，阿伦特运用现象学的方法重新评价了人的活动，根据活动的不朽性系统区分和阐述了人类实践的三种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三个领域：
　　劳动（Labor）——私人领域，劳动涉及人的生存性;工作（Work）——社会领域，工作涉及人的世界性;行动（Action）——公共领域，行动涉及人的复数性。其次，在赋予“公共性”以明确的哲学内涵时，阿伦特并没有直接基于当时美国社会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界定，而是追溯到了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分析，并试图构建一个“城邦型公共性”的理性类型。
　　 阿伦特基于她的“公共性”理论，对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剖析和批判。阿伦特尖锐地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紧密，人们常常会感到孤独又无助。对此，她通过深入到人的存在状况本身，重新评价人的活动，发现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劳动社会的兴起，因为“劳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维持肉体的生存和延续，它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具有一种与外界无关的‘黑暗’和‘隐秘’的性质”[3]（P19）。所以，劳动是一种不自由的活动和最具私人性的活动。然而，由于劳动社会的兴起，私人领域逐渐扩大，劳动的不自由性和私人性也传入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不断遭到侵蚀，性质和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最终造成了人的生存的孤立状态。鉴于此，阿伦特呼吁重建“公共性”，因为“公共性”是“这个把人们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使得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都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的‘世界’，而‘公共’一词表示世界本身”[4]（P83）。“人只有在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积极行动，才能使人获得意义”[4]（P86）。
　　 由于阿伦特的重要贡献，“公共性”问题才在哲学学科中凸显出来。随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和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公共性”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哈贝马斯在继承学派对工具理性进行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阿伦特关于领域类型的划分以及公共领域为何衰落的思想精髓。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将“公共性”范畴引入政治哲学研究中来，这种“来自于理性主体的自我表达、自我确证的公共舆论和公共意见的公共性”[5]（P20）构成了政治哲学中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他在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历史、类型，以及公共领域結构转型的社会背景及其社会影响后，对公共领域作出定义，认为公共领域即“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5]（P33），而理想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公共舆论的平台，这个平台随时向市民开放，市民们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可以通过该平台自由地发表观点或意见。然而，由于每一个表达者往往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表达意见，当诸多不可调和的意见汇集到一起时，必然会产生矛盾或冲突，而消解这一困境的方式不是逃避，而是要通过公开交流、对话和辩论，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公共舆论或公共意见。在这个理性交往的过程中，“于殊多性中构造出某个统一性来，这个‘统一性’便可称之为‘公共性’”[6]。由此可见，“公共性”的表现形式正是公共舆论，公民通过公共舆论对公共事务形成监督和压力，进而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领域的突出特点就表现为它的公共性，它是市民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重要契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了转型，在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双重作用下，公共领域丧失了理性批判的能力，逐渐蜕化为消费娱乐性质的公共领域，最终使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5]（P205）。因而，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公共性”既具备阿伦特式的批判范畴，
　　同时具备了维持政治合法性机制的条件范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公共性”问题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并指出“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最初，学者们重点将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引入国内，从概念探析、形态与内涵、原始发生等多个方面对“公共性”理论进行了解读。有学者讨论了哲学语境中公共性的概念、问题、理论、形态等[7];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公共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公共性社会实践，基于阿伦特对“公共性”的定义探索了“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从公共精神培育、公共文化建设、公共哲学基础分析等路径来分析和解决我国的公共性危机[8];此外，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我国古代思想家思想中的“公共性”元素，如王阳明的公共性思想、朱熹的公共性思想、儒家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等[9][10]，以及西方思想家如康德、马克思等人的公共性思想。总的来说，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引导下，公共性研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学者们运用“公共性”的思想对个体及国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论反思和批判，也启发了其他学科对于该议题的研究兴趣。
　　二、政治学视角下的“公共性”
　　“公共性”研究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国家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理当是最大的“公共性”的生产者或建构者。因此，政治学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主要聚焦于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行政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相关问题。
　　塞拉·本哈比认为，自由主义者对于权力合法性的观点，尤其是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是政治学学科最重要的理论来源[11]（P35）。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是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观念中最核心的问题，“当任何人质疑权力的合法性时，权力的占有者应该回答自己为什么比提问者更有资格被赋予权力而不是压制他”[12]（P54）。作为一个秉持政治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约翰·罗尔斯，进一步回答了“在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中如何为形成共识——具体地说就是公平正义的原则，以及共识的正当性进行论证”[13]这一问题，他透过政治自由主义的视角揭示了公共政治文化中理性的公共性，这种公共理性具有三个本质特征：它的自身理性是公共的;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14]（P410）。因此，罗尔斯重点讨论了“公共理性为何是权利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的核心范畴”，将“公共性”范畴确认为“公平的正义”不可或缺的背景性支持要素，并指出民主社会区别于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前者能够提供一个具有广泛性、辩论性和开放性的公共领域，并且它是受到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保障的[15]。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相比，罗尔斯所言的“公共领域“仅指公共领域里最基本的或核心的部分，即与宪法所限定的内容相关的政治领域[16]。
　　在国内，“公共性”概念首先借助西方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17]。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学者相继从政治学的视角展开“公共性”研究，探讨了政府公共性的内涵、历史演进、实现形式，研究了公共性与社会公正、公共性与公共行政人员的价值信仰之间的内在关系等[18]。有学者认为，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是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之一，并主要从公共管理的主体、价值观、管理手段、管理对象和目标的“公共性”等方面进行论证[19]。还有学者指出公共性是行政学理论的核心理念与恒常价值，是西方行政学发展的重要价值趋向。因此，可以用公共性的标准来判断政府行为是否公正合理，以便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规范政府的职能与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型，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为“公共性”建设提供着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基础。一方面，现代社会中公共活动领域的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政府在公共活动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愈加重要;另一方面，随着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对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国家和政府——提出了更多、更明确的“公共性”要求，具体表现为公民要求国家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便利和保障，希望国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以及保障公职人员公权力的公正运行等。然而，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府公共性流失及公共事务治理困境等问题，有学者将其归因于政府追求自身利益、对自己内部的权力运作与官僚程度的关注而出现的普遍的政治冷漠，导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距离扩大和公民民主参与能力削弱[20]。另外，有学者认为是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存在的迷信市场机制、混淆公私管理、基本价值偏颇等问题造成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缺失[21]。因此，学者们呼吁学界要重视行政公共性的现代回归和行政公共性的重建等议题。 　　三、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性”
　　社会学作为一门“群学”，它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在于其研究视角的独特性：文化的视角和群体行动的视角，且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微观层面的社会行动，还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因此，社会学视域下的“公共性”研究主要聚焦于“公共性”的文化内涵及结构制约下的群体行动选择等相关问题。
　　 其一，文化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李明伍最早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针对“为何欧美日相继实现了所谓的近代化而中国仍为落后国家”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通过对现有公共性理论批判性的考察，李明伍从文化的角度界定了公共性的内涵，即“某一文化圈的公共性即为有关该圈中所有成员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22]，并划分了公共性的一般类型，最后，李明伍得出结论：中国落后的根本与中国传统公共性缺失是有很大关联的。之后，有学者研究了中国社会“关系”文化下的公共性[23];有学者探讨了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原则下公共性与家庭主义的关系[24];有学者探索了社会公共性的文化根源，认为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受到一些中心人物的影响[25];有学者认为村落共有的文化背景既是村落公共性的所在，也是更大层面社会共识能够达成的原因[26]。此外，有一些学者从不同历史时期讨论了中国的传统公共性，勾勒出中国传统中公民、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的脉络[27][28][29]。
　　其二，群体行动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学者们重点关注了公共性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公共性既是其重要目标又是其支撑性条件之一，具有促进“社会团结”、抵御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体工具主义等重要功能[30]。有学者探讨了转型期个人主义与公共性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31]。近些年来，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聚焦于“公共性式微及其重构”这一议题上。一些学者研究了城市或乡村公共性的内涵和式微的原因，并探索了公共性生产的可能路径[32][33]。一些学者把公共性的缺失归因于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的兴起[34]。也有学者认为公共空间的衰落会导致公共性的式微，公共空间和公共行动是公共性的必要载体[35][36]。其中，公共空间包括实体公共空间和虚拟公共空间，实体公共空间如公园、街道、广场等，虚拟公共空间如网络论坛、QQ群、微信群、网络公共平台等，并指出虚拟公共空间的发展既是机遇，又存在危机。
　　 四、城市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
　　 在许多西方城市学科的研究中，“公共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中。以城市设计学、城市规划学等为代表的城市学科主要聚焦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空间正义”及其社会价值等问题。
　　 20世纪70年代，“公共空间”被西方城市及相关领域普遍接受而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之一。学者们最初关注于公共空间的内涵、特征、功能等，重点回答“城市中为什么需要公共空间”这一议题，之后的研究则转向关注于分析公共空间发展、变迁、衰落、重塑以及反思后现代时期公共空间的走向等问题，重点回答“公共空间为何衰落及如何重塑”这一议题。所谓公共空间，即“由公共机构提供的、对全体大众开放和服务的，并被社会所有成员共享和使用的”[37]（P148），作为供公众活动的空间，其具体的空间形式如广场、集市、街道、公园等，它与开放空间、开敞空间等其他空间类型相比较，本质差别就体现在公共空间的“公共性”特征。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相比，城市学科视角下的“公共空间”主要涉及“公共性”生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内涵，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则更强调“公共性”的元理层面和政治内涵。
　　“公共空间的概念首先涉及‘公共’和‘私人’的差别。公共性代表了其属于所有人的为全体服务的性质，成为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37]（P16）。基于这一观念，许多学者对公共空间的定义强调其“公共性”的特征，并认为“公共性”至少具有开放性、可达性、中立性等特性。其中，开放性是指公共空间允许任何人进入并提供开放且平等的平台供人们交往、交流、参与;可达性是指公共空间允许人们进入的性质，包括“视觉可达性”“象征可达性”和“实体可达性”三个方面[38]（P77）;中立性是指公共空间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支配，是“价值中立”的场所。
　　 理想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具备开放性、可达性、中立性等特性的综合型平臺。然而这一理想环境往往由于缺乏现实基础而不能完全实现，
　　因此，怎样维护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以保障公共空间的社会意义成为许多西方学者关注的议题。一方面，许多学者指出城市公共空间正受到来自社会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后现代主义时期城市空间中的公共领域正在衰败。另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的私有化问题逐渐成为城市公共空间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并引起诸多学者的重点关注。对此，雅各布斯率先作出回应，她强烈抨击了以柯布西耶为首的功能主义至上的现代城市规划学派，认为当今社会片面强调功能的现代主义规划思想和工业化的影响是导致许多美国城市出现衰落的重要原因，因为这样的规划会使城市街道变得功能单一且缺乏活力，更为重要的是破坏了城市建筑中原有的空间关系和人际关系[39]（P21）。为此，雅各布斯呼吁人们重新关注“城市空间”中的“公共空间”建设，恢复公共空间的人际交往、保障安全、公共服务、城市多样化等功能，使其重新成为街区生活和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径和空间纽带。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用于公共交流的概念及其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许多原来发生在公共领域的社会活动被逐渐转到私人领域，进而引发了公共空间的衰落[40]。随后，“公共空间”衰落成为城市学科的一个重要议题。
　　 五、评述与启示
　　当然，关注“公共性”议题的不仅仅只有以上几门学科，经济学、伦理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学科也涉足了“公共性”研究议题。正是由于“公共性”议题具有广泛性、现实性、复杂性等特点，使得跨学科视角下“公共性”研究具有价值和意义，这样的研究才具有渗透性、交叉性和综合性。“当代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知识与理论实不足以解决公共问题，多元科学的研究途径符合复杂世界的本质”[41]。因此，通过“公共性研究”的多学科比较，可以厘清各学科“公共性”研究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脉络，呈现不同学科研究“公共性”的关注要点和话语体系。 　　（一）公共性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共性特征
　　在对该议题跨学科的比较过程中，我们发现“公共性”在不同研究领域中具有一些共性特征。
　　第一，它们拥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公共性”研究吸引了一大批杰出的国内外学者加入其中，而这些学者中又以西方学者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理论最为深刻和透彻，三位学者的理论成为国内外“公共性”研究共同的理论渊源，并逐渐衍变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城市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基础和对话的前提。不仅是国内，同处于东亚地域的日本，学者们有关“公共性”研究的成果亦受到欧美学者的深刻影响。然而，与西方国家倡导的偏重“理论性”的“公共性”研究相比，东亚国家所倡导的“公共性”则更偏重“实践性”。例如，国内学者根据学科特点相继衍生出“社会公共性”“行政公共性”“公共空间公共性”“社区公共性”等具有“实践性”的议题。日本学者从日本公共性结构转型的视角或居民自治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活私开公”的公共哲学理念，主张以一种多元参与的新公共性取代由行政所主导的旧公共性，探讨了社区公共性的培育模式和志愿者行为的公共内涵[42]（P29）。可见，日本学者的公共性研究也带有较强的“实践性”特征。
　　 第二，它们多为问题导向的定性研究。概念本身的发展是理论与现实互动的必然结果，在“公共性”问题的研究领域中，这种模式主要表现为现实发展和社会问题对公共性的迫切需求。中西方学者基于当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定性研究的方式追溯了“公共性”概念的来龙去脉，提出了不同内涵和类型的公共性理论，试图通过“公共性”的理论或视角来分析、解释、批判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并实现了理论突破。例如，阿伦特回答并解释了“人类存在的孤立状态”这个问题;哈贝马斯探析了公共领域的“前世今生”、功能、转型及转型后的后果，通过公共领域的视角来观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公共性”研究从一开始就坚持“问题导向的理论研究”这一特色，可以说，“公共性”研究的纵深与社会变迁、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是分不开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赋予了“公共性”概念的时代内涵，丰富和发展了“公共性”理论。
　　 第三，它们都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成果。从概念辨析到理论探讨，再到理论应用，学者们在进行“公共性”研究时积极探索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密切结合。他们把“公共性”视为一种研究视角、理论范式或条件机制等，探索了公共性的社会文化根源和社会功能，基于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公共性困境”等问题，研究了“公共性”重塑的可能路径，认为建构社会公共性能够为社会建设、社会发展“把脉问诊”，实现促进社会团结、稳定社会秩序等目标。例如，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紧密结合了我国具体国情和当下社会转型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既有理论方面的拓展，也有实践方面的延伸。城市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将“公共空间”及其“公共性”作为城市发展、规划、设计的核心价值理念，试图通过“公共空间”的重塑来实现人类居住环境、人与社会环境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公共性研究的新议题
　　在对“公共性”跨学科的比较过程中，通过与中国的社会情境和时代發展相结合，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议题。
　　第一，“公共性”内涵需要随时代发展。
　　古代社会中，由于公私一体，社会中没有明确的公/私领域划分。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直到近代，“公”与“私”才截然分离，社会开始有了明确的公私划分，其中“公”代表政治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历史上出现了阿伦特所谓的“城邦型公共性”。到中世纪时政教合一，此时公私不分、公吞没私，私的存在不被允许，“公有”即意味着领主占有，所谓“公共性”实际上相当于“领主所有权”;18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逐渐分离，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这才有了公共意义上“公共性”的内涵。然而，到了现代社会，“公”与“私”再次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哈贝马斯所谓的“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公域与私域的界限也开始变得逐渐模糊。可见，从古至今，公域与私域的划分可谓是经历了从无到有、分分合合的曲折历程，而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也未完全辨析清楚。
　　与传统社会相关，当代中国的公共性问题更为突出。“公共性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有公共性的问题”[43]。从微观层面来看，
　　在私域和公域中，人们的行动逻辑是差异较大的。一般而言，个人行动主要是以追求私人利益和满足私人需求为目的，在资源分配上独享资源。在与他人互动时，常常运用特殊主义原则来处理私人关系。这是私人领域的行动逻辑。然而，社会是由群体构成的，个人的行动必须与他人进行互动才能实现，因此个人需要与他人共享一些资源。在互动过程中，众人之间往往会形成一些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必须用普遍主义的原则来处理和解决公共事务和公共性问题，如此才能保证合作的完成，实现集体的公共利益。这是公共领域的行动逻辑。正是由于这两种差异较大的行动逻辑，造成了个体公共性的缺失和人与人之间的孤立状态等现代问题。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在开展公共活动时，由于某些组织和个人以物的公共性取代人的公共性，使社会公共性受到自利性的侵蚀，导致公共活动及其公共性的真实性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继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公共性困境。可以说，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集体，抑或是对于整个国家，公共性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时代议题。当下，各个学科对于“公共性缺失”“公共性困境”等问题的争论与探索，使中国“公共性”的现代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第二，“公共性”议题需要推进本土化和学科化。“公共性”议题本土化即学者在本学科的框架下，建立地方性知识对中国社会生活现象进行解释乃至预测，从而提出对“公共性”研究的新认识与新途径。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了有关“公共性”问题的研究，就针对的现实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概念和理论，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借鉴西方“公共性”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基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将“公共性”理论进行“本土化”后再应用，为分析、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当然，当前的“公共性”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需要进一步提炼与中国经验和特征相结合的核心概念，完善具有“本土化”色彩的理论 　　并思考整合各个学科之间的“公共性”话语体系。而“公共性”议题学科化即学者们从本学科特定的知识体系、理论范式、价值观等出发，就针对的“公共性”议题，有重点、有偏向地深化“公共性”议题的现代内涵。例如，对于“公共性缺失”这一议题，学者们就从不同学科的专业视角提出了一些关于公共性建构的思考，从培养人们的公共精神和集体意识，到重塑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再到发挥公共舆论的批判作用等。可见，“公共性”议题学科化能够帮助研究者发散思维、博采众长。
　　 第三，中国“公共性”研究需要拓展国际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当代中国，公共性研究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現实价值：对于发展公共哲学，
　　调节人际关系，推动政府改革，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方面都具有诸多启示意义。随着社会问题复杂性的增加，未来公共性研究会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多的人会关心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44] ，“公共性营造”也将成为未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公共性研究领域中，虽然我国近现代社会也存在一些对于公共性的认识和阐述，但遗憾的是，我国的公共性研究从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我国最初的公共性研究也是基于西方社会思想的“深度学习”，运用西方国家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我国的社会问题，带来的后果便是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概念和理论不适用等诸多问题。因此，中国学者要在公共性问题上发声，结合中国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形成公共性研究的中国话语权和中国理论，在该领域取得国际话语权。一言以蔽之，中国公共性研究的国际表达、国际概念化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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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文杰
　　The Study and Enlightenment of “Publicity”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Yang Jianke， Zhang Jun
　　Abstract：“Publicity” research is a key and hot topic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and many subjects pay great attention to i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publicity” mainly focuses on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rational grasp of human existence conditions and their realization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it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legitimacy source of public power and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publicity”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public meaning” of collective action unde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discipline， “publicity” mainly focuses on the “space justice” and social value of public space.“Publicity” has a common theoretical origin in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s， most of which are problems oriented qualitative studies， which are the results of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ity” needs to develop with the times. The topic of “publicity” needs to be localized and subjected. The research of “publicity” in China needs to expand its international voice.
　　Key words：multiple disciplines， publicity， problem oriented， localization， voice
　　收稿日期：2019-11-27
　　作者简介：杨建科（1977-），男，陕西宝鸡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049;
　　张 骏（1990-），男，江苏扬州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陕西西安 710049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公共空间生产与城市社区公共性建构研究”（批准号16BSH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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