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行为的空间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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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羊群行為理论,以水稻种植劳动密集型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生产社会化服务为例,在与传统计量模型比较的基础上,使用空间Probit模型探讨了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户选择2种类型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机制存在差异,农户选择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时存在羊群行为。
关键词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羊群行为,空间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S-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0)06-0210-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herd behavior theory, took the socialized services in labor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rice production as an example,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econometric models, the spatial Probit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behavior of farmers’cho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servi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farmers’ choice of two typ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service mechanisms, and that farmers choose technology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services according herd behavior rule.
Key words Social servic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Herd behavior,Spatial Probit model
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出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人口日益老龄化的现状,农业劳动力供给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化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化规模经营重要途径[1]。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能够有效地克服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矛盾[2]。在现代农业已成为国家战略背景下,大致需要三大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助力,分别为生产性社会化服务、经营性社会化服务和金融社会化服务。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业可以有效解决小农户面临的资源约束,最终实现农业资源及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农业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变[3]。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农户的选择行为,所以分析农户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行为对现代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以及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行为及决策机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基于 “斯密-杨格”定理及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对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农地确权是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关键因素,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来扩大市场范围、实现服务规模经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农业迂回生产与专业分工,由此农业从规模经济向分工经济转型[4]。伴随着以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单位参与农业产业分工进程的不断深化,由农作物连片种植所形成的横向专业化及其对服务外包需求所表达的市场容量,是农业纵向分工的前提条件,而生产环节纵向分工所形成的农业机械跨区作业服务,既扩展市场容量,又深化农业分工,并降低交易费用[5]。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到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最后到全生产环节外包是推进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路径之一[2]。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的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程度越低,并且不同类型生产环节的表现呈现差异[6],地理和物资资产专用性、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明显反向抑制农户环节外包[7]。农户的认知、农户行为和行为经济学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视角。中日两国农业机械化道路的分化特征明显,中国农户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和日本农户购买农机自用具有行为路径依赖特征,中国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存在改变了农户面临的要素禀赋特征,使农户以农机作业服务替代劳动力投入成为理性选择[8-9]。农户对技术密集环节外包易用性认知越高,选择技术密集环节外包的概率越大,农户对技术密集环节外包有效性认知越高,选择技术密集环节外包的概率越大,农户外包意愿越高,选择植保环节和追肥环节外包的可能性也越大[10-13]。以上研究主要基于截面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行为的各种影响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到截面数据观察值的空间依赖性,其估计量往往是非一致的或有偏的[14]。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两类[4],笔者基于羊群行为理论,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滞后模型,分别以农机服务和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为例,根据2017 年山东省农业入户调查数据对农户选择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两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进行了探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Keynes于1936年最早提出羊群行为 (herd behavior) 概念。羊群行为是指由于决策者缺乏可观察到的与决策有关的成本、收益及风险等因素,故倾向于模仿参照其周围邻居的决策,以别人的决策行为作为决策依据[15]。该理论最早被用于分析股票投资等金融市场的个体决策。但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也常常面临类似的困扰。我国农业生产为小农户分散生产的格局,决定了农户通常无法得到农业生产经营的完全信息,尤其对新生事物缺乏了解,获取相关决策信息需要付出较高的信息搜寻成本,农户通常无法依据理性思考来进行决策,而是观察周围同行的选择决策行为,并依据这些信息来制定自己的生产经营决策,结果会导致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相对趋同现象。 根据羊群行为理论,农戶的行为态度是影响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决策的重要因素,而态度建立在农户对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行为的认知之上,这种认知建立在农户已有的经验和未来的预期基础上。一方面,农户基于成本收益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理性比较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成本和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包括: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带来的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预期成本包括: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付出的货币成本、农产品产量的不确定性以及监督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所耗费时间的机会成本。当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农户倾向于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当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预期收益小于等于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成本时,农户倾向于拒绝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上述理性决策的前提是农户能够有效搜寻和理解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信息, 但获取这种信息是有成本的,包括是否容易获取信息、获取决策必要信息的货币与时间成本。当这种成本过高时,农户放弃搜寻和理解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相关信息,而直接从其空间邻居选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决策来决定自己是否选择农业社会化服务时, 农户则表现出羊群行为[16]。
另一方面,相对于收益和成本信息比较确定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农机服务),农户选择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决策机制可能存在差异,由于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的收益成本信息复杂,面临的不确定性高,农户搜寻和理解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信息的成本较高,作为“社会人”的农户,对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认知和意愿不同,做出理性的决策的成本较高。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农户选择从众即使收益可能不高,但相对风险较小,且由于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当众人都有大致的损失时,个体的心理负担及来自家庭、社会群体等的压力也较小[17]。由此得出以下研究假说:
与农户选择成本收益信息相对确定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农机服务)的决策机制不同,由于搜寻和理解由于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的收益成本信息的成本较高,农户空间邻居决策对农户选择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农户在选择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时存在羊群行为。
2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2.1 研究方法 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行为属于二元决策问题。相比传统的二元Probit模型,该研究采用的空间Probit 模型使参数的估计精度明显提高[18]。空间计量分析方法主要用于处理在对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回归的模型中观察值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结构(空间不均匀性)问题[19]。其中应用最为普遍的是空间自回归模型[20]:
空间自回归模型分为两种类型:固定系数的空间滞后模型和随机系数的空间误差模型。当ρ≠0、λ=0 时,即某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由其解释变量和空间邻居样本的被解释变量共同决定,属于空间滞后模型的情形,当ρ=0、λ≠0 时,即某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由其解释变量和空间邻居样本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共同决定,属于空间误差模型的情形。由于农户在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行为方面存在从众和模仿情况,所以空间滞后模型比较适合用来分析样本数据,但在具体实证分析中,还要根据LM(Lag)和LM(Error)统计量来检验选择哪个模型。在空间依赖性的检验中,如果LM(Lag)拒绝零假设,LM(Error)不能够拒绝零假设,则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否则,就采用空间误差模型。
2.2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2017年7—9 月山东粮食主产县(市)的24个行政村稻区水稻种植户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生产行为的问卷调查,采用多阶段等距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当地农业统计年鉴数据挑选出水稻种植代表县区,其次,在当地农业干部的帮助下挑选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村庄,最后,在每个村按照随机等距抽样方法选取水稻种植户入户调查。详细了解其2017年农业生产经营基本数据及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选择情况。共获取有效问卷360份。
2.3 变量设定
2.3.1 被解释变量。水稻生产环节形式多样,为了便于研究,这些环节可以分成两类:劳动密集型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该研究选择农机服务作为劳动密集型环节社会化服务的代表,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作为技术密集型环节社会化服务的代表,探究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被解释变量分别是是否选择农机服务和是否选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在360户样本农户中,大部分(62.22%)农户选择农机服务,36.67%的农户选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户对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的选择情况明显不同,总的来看,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户对统防统治服务的选择意愿比较强,表现为参加统防统治农户的比例较高。这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比较高,发达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是我国现代农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3.2 关键解释变量。根据理论分析,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决策受其收入、信息搜寻成本、要素投入成本以及农户个体及家庭等变量影响。其中,空间邻居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行为会影响到农户的决策。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决策既受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经营变量的影响,还受到其空间邻居是否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影响,而非空间邻居农户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行为则不会影响农户的决策。参考Holloway等[14]的调研村庄的选取方法,以保证调研的所有村庄两两之间的最小距离超过11 km为原则选择调研的地点,据此可以认为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决策不受所调研的其他村庄的影响,故本村农户在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决策方面互为空间邻居。 2.3.3 控制變量。实证研究的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农户个体特征变量由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时间、文化程度、性别等指标构成,农户家庭特征变量由种植业收入比例、农户家庭总收入、成员是否外出务工和种植户类型指标构成,农业生产经营特征变量由种植规模、农技服务状况及本村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达程度等题项。并将本村的各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作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达程度控制不同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达程度对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影响,进而得到关键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净效应。
3 结果与分析
3.1 空间自相关分析。
如果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决策时会受到空间邻居农户的正向引导,也就是说正向空间自相关存在于进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决策的空间邻居农户之间,并且通过了空间自相关系数的检验,则可以适用空间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空间自相关系数定义为:
式中,s2=1nni=1(Yi-)2,=1nni=1Yi,Yi为农户i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行为,n为样本总量,Wij是用于判断样本中每两个农户之间空间邻居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Morn’I在[-1,1]区间取值,当某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行为与其空间邻居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选择一致时,Morn’Ι>0 ,则证明了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决策时的正向空间依赖(空间自相关)性,即理论分析部分的羊群行为,当某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行为与其空间邻居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选择不一致时, Morn’Ι<0,则证明了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决策时的负向空间依赖(空间自相关)性,也就是说邻居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选择行为对农户在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决策产生负面影响,Morn’Ι=0 说明空间邻居农户之间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行为相互独立,即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行为无空间依赖关系。
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和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行为的空间相关性的结果Morn’Ι分别为0.232和0.989,Morn’Ι大于0,且都通过了0.05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农户选择两种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在空间上呈现正的相关关系。
3.2 传统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基于Probit模型,利用Stata 15计量软件分别对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和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行为进行了分析。模型1为农户选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参数估计结果,模型2为农户选择农机服务的参数估计结果。具体数据见表2。
在不考虑邻居效应的二元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中,Pseudo R2和Log likelihood结果表明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可进一步讨论:
(1)受教育程度在0.01的水平显著,有正向影响。良好的教育能够促进农户对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收益的认知,这可能会增加其选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的概率,当地的农技服务状况对农户选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有显著正向影响。因为农技员良好的农技服务提升了农技部门的威信,农户对农业部门的信任能够促进农户选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
(2)种植规模大的农户更倾向选择农机服务,并具有0.05的显著性,符合预期。种植规模与劳动力的需求成正比,如表1所示:样本农户的平均年龄为53.82岁,平均种植规模为1.695 1 hm2。可以看出农户的年龄偏大体力欠佳,增加了农户选择农机服务以替代劳动投入的压力,当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达程度对农户选择农机服务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一个村庄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越发达,农户在生产方式的选择方面所面临的约束就更少,因而农户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农机服务。
(3)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选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和农机服务的分别具有0.05和0.01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该研究的地区变量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因为山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西到东呈现出明显的梯度递增趋势,估计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地区,农机服务和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的推广工作也越好。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财政资金充裕,有较多的资金反哺农业,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发展。
3.3 空间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
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行为存在正向空间相关关系,二元Probit模型的估计显然忽视了样本观察值的空间相关关系。因此,该研究引入空间二元Probit 模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修正。首先,要通过LM(Lag)和LM(Error)指标来判断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哪个更适用。如表3所示:模型1和模型2的 LM(Lag)指标在统计上都显著,而LM(Error)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应该使用SLM(空间滞后模型)分析农户选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和农机服务决策。通过与传统Probit 模型的回归参数相比较可以看出,SLM的拟合优度明显高于二元Probit的拟合优度, SLM 模型的估计方法消除了传统Probit模型中农户空间邻居对其决策的影响带来的估计偏误。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
(1)农户选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的行为的空间自相关系数为0.367且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农户选择农机服务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选择决策时对不同农业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的选择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农户对于技术密集型社会化服务的选择显著受到周围邻居的正向影响,说明同村的农户在技术密集型社会化服务的选择行为方面往往具有羊群行为,从而验证了该研究的假说。因为农户在进行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决策时,面对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往往通过参考其空间邻居的决策来规避决策信息搜寻的高额成本,还可以减少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统防统治希望稻田集中连片,防治时间统一,因为这能够提高杀虫的效率,尤其对于“两迁害虫”更是如此[21]。 (2)对于农户选择农机服务行为而言,并没有表现出统计上显著的空间依赖关系,农户家庭总收入、家庭成员是否外出务工和种植面积变量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户选择劳动密集型社会化服务主要原因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以及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农户用相对廉价的机械替代劳动,并且不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存在差异。其他变量的置信水平显著增加。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对于农户而言,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农户选择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显著解释变量是不同的。说明农户选择这两种不同类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研究结论如下:在农户选择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时,存在羊群行为。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选择决策时会以其空间邻居决策作为重要决策参考。空间邻居农户选择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取得良好的收益,这种收益的信息会进入农户的选择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农户选择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这将会提高政府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推广效率,为满足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缺口,农户选择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因为城镇化进程和农业劳动力流出进程的发展使农业劳动力的供需缺口日益加大,农户选择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形式本质是高效机械对劳动的替代。
从中可得到以下启示:农户从其空间邻居获取的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相关信息,对农户选择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示范户的“带动效应”来实现。当部分农户率先通过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获得显著收益时,其他农户会采取跟随策略,农户与政府农技服务机构及服务组织针对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理解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较高的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信息搜寻成本将会抑制农户选择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大力拓宽宣传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农户能够及时、充分地了解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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