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间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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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了2010—2018年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贡献，并检验了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省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间依赖性和溢出效应呈正相关。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土地城镇化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关键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05-0004-04        中国图书分类号：F126         文献标志码：A
　　1  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确保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而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但是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国内外学者基本赞同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积极影响。M.Cali和C.Menon（2013）[1]，Mohamed Arouri、Adel Ben Youssef和Cuong Nguyen（2017）[2]分析东南亚国家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支持上述结论。Panudulkitti（2007）[3]和Martinez Vazquez（2009）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前期发展有利于缓解贫困，而后期会增加贫困。
　　国内学者郑楠（2014）[4]认为农民收入对数与新型城镇化对数二者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李子联 （2014）[5]认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并指出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具有正向长期效应。岳文海（2013）[6]和王婷（2014）[7]也有类似发现。
　　国内学者也在农民可支配收入结构上进行分析。赵小峰等（2015）[8]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实施前，实施后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李文洁（2016）[9]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农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为负。
　　学者也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视角研究。刘小娟（2015）[10]运用2000—2012年除西藏之外3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城镇化率的提高对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应;王妍婷（2014）[11]则认为产业结构、万元GDP能耗、教育水平差异以及二元经济结构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柴婷等（2019）[12]也支持相关结论。
　　学者也从城镇化的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崔许锋（2014）[13]以云南省为研究区，采用层次分析法发现云南省城镇化水平总体不高，在空间发展上也不均衡，民族区域多呈现土地城镇化滞后型、土地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郇红艳（2014）[14]建立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结果表明，安徽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农民收入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钱潇克（2018）[15]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192个地级市的农民人均收入数据新型城镇化水平对于农民增收的高估影响。谭昶（2019）[16]利用我国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设置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从空间维度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2  影响机理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不同于其他国家，可以分割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简单的职业转变;第二个阶段是随着时间的积累而实现市民化并与城市市民逐步融合[17]。
　　库兹涅茨（1975）[18]指出，城市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量也会增加，供不应求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生产性收入得以提高。
　　中国学者齐勇（2019）[19]、许梦瑶（2019）[20]则从试证方面检验了人口城镇率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呈正相关作用。相比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所获得的医疗、退休金等隐形福利增长更为明显。
　　因此提出假设1a：人口城镇化有利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歌德伯戈（1984）认为，有限的土地资源是农业用地面积的限制因素，土地城镇化的推进自然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造成不利影响。国内学者巴曙松（2013）[21]也指出，虽然快速的、低成本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城镇化土地的低效利用和产业配套不完善导致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缓慢。日本学者提出的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土地城镇化会增加农业土地要素稀缺性，从而加速农业供给侧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
　　因此提出假设1b：土地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有负面影响。
　　经济城镇化配套设施比土地城镇化更加完善，上下游企业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使企业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与农业生产部门形成纵向一体化有利于稳定农产品价格波动，降低農户的交易成本，保障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因此提出假设1c：经济城镇化有利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TOBLER（1970）[22]提出地理学第一定律，地理事物都存在互为相关的空间关系，而且邻近的事物联系程度更大。因此相邻两个地区城镇化发展的这种空间相关性会对农民可支配收入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农产品的种类不同，其跨区运输半径也会不同。例如鲜活农产品讲究时效性，只能就近运输;干货种子类可以长距离运输。那么一个地区的城镇化会增加另一个地区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从而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其次，一个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向其他城镇化地区转移，造成该地区农业劳动力要素投入不足，由此对农民可支配收入产生负的空间溢出效应。 　　3  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计量模型及变量设定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可以分析空间溢出效应。参考上述分析，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可支配收入的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故建立如下空间杜宾模型。
　　（1）
　　式中：Yit表示i区域t时期的农民可支配收入，PUit、LUit、EUit分别表示i区域t时期的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水平;Controlit为控制变量，表示i区域t时期的地均财政收入、农林牧渔业发展情况。α、β、γ、τ、φ、ω为待估计参数。
　　3.2  变量描述及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省级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Yit）。
　　对于解释变量人口城镇化水平（PUit）。戚伟（2017）[23]认为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故选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水平（LUit），参照陈林（2019）[24]的研究，选取人均建成区面积;经济城镇化水平（EUit），参照罗富明（2019）的研究，选取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对于控制变量（Controlit）的选取，参照陈远方（2016）[25]的研究，选取财政收入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两个指标。
　　考虑到各个指标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时间跨度在2010—2018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各个省级行政区域历年的统计年鉴。
　　为保证数据平稳性，对变量均采取对数处理。
　　3.3  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及过程
　　3.3.1  空间权重矩阵
　　对于空间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选取的距离应使每个地区至少有1个邻居的最小距离。当区域i和区域j邻近时，Wij取值1，否者取值为0。因此剔除了海南省的数据，包括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
　　3.3.2  豪斯曼检验
　　在标准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中，必须控制两类非观测效应：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空间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所有时间上不变的空间固定变量，因此需要做豪斯曼检验[26-27]。
　　豪斯曼检验值为15.45，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接受备则假设为固定效应。
　　3.3.3  莫兰检验
　　结果显示2010—2018年，中国省域的农民可支配收入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在2010—2017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可支配收入空间正自相关性强度逐渐增强，但在2018年莫兰值下调到0.509，见表1。
　　3.3.4  分析结果及解释
　　从表2中R2表明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滞后模型拟合较好，发现LR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空间杜宾模型可以简化成空间滞后模型的原假设。
　　从变量的系数看，本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正面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土地城镇化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存在负面影响，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经济城镇化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在5%水平上显著。
　　从空间杜宾模型W×lnx1、W×lnx2、W×lnx3的系数看，人口城镇化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不显著;而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假设1通过检验。
　　对解释变量影响分解为直接影响和间接效应后发现：人口城镇化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的直接影响和间接效应[28-29]。
　　土地城镇化存在负的直接影响和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土地城镇化会减少本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用地，不利于该地区农民收入增长。但是邻近地区可以为本地区提供更多的农产品，进而使邻近地区农民收入增长。
　　经济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存在正的直接影响和间接效应，且直接影响更显著。在经济城镇化进程中，第三产业的发展降低了农产品流通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经济城镇化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农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机会显著增多，从而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30]。
　　4  结束语
　　利用我国2010—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对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效应，见表3。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土地城镇化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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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周宏燕）
　　基金项目：广东财经大学2019—2020学年“双百工程”学术科技创新项目（2019XSYB28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  康（1995—），男，汉族，四川开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新闻动态
　　打通堵点促进养蜂业全面复工复产
　　随着天气转暖，当前已进入蜜蜂转场和春繁的关键时期。3月12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切实打通堵点促进养蜂业全面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各地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养蜂业正常生产秩序正在恢复，转地放蜂稳步推进，但仍有部分地区蜂农面临转场放蜂难、蜜蜂饲料运输难等问题。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务必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打通堵点，推动养蜂业尽快全面复工复产。
　　通知要求，要畅通交通运输。各地要认真贯彻有关政策要求，不得拦截蜜蜂转场及其产品运输车辆，确保养蜂生产物资、机具及产品运输车辆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积极为蜂农转场创造条件，对个别县乡封村断路、一概劝返等做法，要坚决予以纠正，切实打通蜂农转场“最后一公里”。要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要求，充分考虑养蜂生产实际，允许蜂农有序流动，开展放蜂等生产活动。低风险地区要全面恢复养蜂生产秩序，确保蜜蜂转场出得去、进得来;中风险地区在采取必要防控措施的同时，要有序组织生产，尽量在空旷远离人群的区域进行放蜂。
　　（来源：中国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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