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信用基础与数字货币的信用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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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诗剑
[摘 要]货币从金属到纸币再到虚拟货币的发展，从来都不只是单纯形式的革新。以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信用制度的发展建立才是货币形式不断革新的直接原因。换而言之，货币形式发展的基础在于信用，在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发展。自然，货币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将采用信用的形式。
[关键词]信用;数字货币;区块链
将货币视为一般等价物的观念在今天似乎正不断遭受“数字货币”这一全新形式的冲击。同银行网络中作为支付手段的电子货币不同，诸如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目前仍然只是一种商品，而非货币。这不仅因为其中任何一种数字货币目前均无法进行汇兑，也不仅因为任何一种数字货币在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之外还缺乏变现手段的现状，更是因为数字货币本身的发行和生产环节所依靠的信用基础与传统货币，尤其是当今各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之信用基础全然不同。这一区别经由货币形式历史的变化得以最为显著地揭示。
一、金属货币与信用
以其价值为担保而作为货币流通的金银，所代表的恰恰是信用的缺失。铸币时代的货币，其材料一半是金属，一半是信用，一旦信用缺失，币值和面值的差异立刻显现。与此截然不同，作为财富观念和价值尺度进入人脑中的金银，代表着信用的凝聚。“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1]145金属货币是从物物交换中产生出来的代行信用职权的货币的第一个普遍形式。金银能在流通中“被其他一切商品当作等价物排挤出来”[2]85，从而最终取得货币的形式，其中凝结着金银的天然属性所确保的人对金银的最普遍的信任。
金银借以成为货币的凭据有三：
其一，在于其自然属性天然满足充当商品交换中介的货币的职能：货币是劳动时间的计价器，是描述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量的单位。而金银天然可分割、称量，便于量化;货币是交易的中介，而金银天然密度大，便于携带和流通;货币是可供交换商品的财产，而金银天然耐久不易磨损，便于财富的贮藏和积聚。
其二，用以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即货币，和现实的物、商品相对立。而金银同样具有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基础，因为金银“不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作为生活资料，作为消费对象，它们同样不是必需的”[1]145。所以金银的“使用价值并不与它们的经济职能发生冲突”[1]145。换言之，金银作为物的性质和金银作为货币的性质并不冲突，适应于成为计量一般人类劳动的尺度。
其三，金银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总之，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式” [1]145。这种无法计算的价值成为可以计算的价值的坚实担保和基础。
当然，仅仅有理论的说明是不够的，金银成为货币根源于相当长期的历史的过程。金银换得商品这一交换活动长期的、无疑义的、经验的确证，是金银在普遍的交易活动中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用，从而在人类最普遍的信任中达成一致的共识，是人们普遍的对金银价值之信心的确立，是“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2]85。金银这一硬通货的产生，恰恰宣告了在经济学于近代所创造的信用之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出现之前，信用的内容就已经凝结在金属货币之中了。
金银不只是在功能上适合货币的需求，同样也在功能上适合人类对安全和确定性的需求。纯粹以使用价值而论，尤其是在没有进入工业时代的久远过去，金银作为金属的价值是可有可无的。然而，一旦金银获得了货币的形式，一旦金银成为财富的计价器，成为人脑中财产概念的直接对象，只要金银作为货币本身能确切无疑地交换到可使用物品这一功能没有消失，它的价值就不会消退，从而人类对金银的普遍的信心绝不会消退。
物品以其使用价值作为担保，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而金银以其成为流通中确凿无疑的一部分这一既成的历史事实作为担保，成为必需品。其不同之处在于，金银的这种确定性必须要求足以支撑起金属货币流通的贸易环境，要求整个商业体系的配套。所以金银充当货币从而体现出的和一切商品相对立的价值，是社会的属性，是同一共同体下普遍的经济秩序对财富、货币的先行规定。这即是说此种规定和确定性，实质上源于人对金银的先行承认，这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既成的理论。
金属货币的出现不仅仅代表交易范围的扩大——这里的扩大意味着这样两个活动：贸易活动随着买卖商品的人的活动范围增大而增大，剩余产品更彻底地被金银置换到市场上——同时也意味着观念的价值的扩大。对财富的认识由具体的实物转移到了既具体又抽象的金银之中，人们对财富——至少是对财产的理解——开始以金属货币为尺度。商品的价格，从而基于可以买卖的所有物品而建立起的观念的价值尺度开始以可触摸到的一定量的金属货币计量，“在观念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坚硬的货币”[2]122。
这里的货币指金银，金银的坚硬来源于其自然属性在社会中所得到的普遍承认，一方面来自金银本身的价值保证，另一方面是由金银已经取得货币的形式而在流通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这一事实为担保的。这一事实不仅是信心凝结于金银的结果，也是始终不曾停止的信心凝结的过程，是隐蔽的、已完成的信任的托付，从而使处在交易活动中甚至社会生活的人不加怀疑地接受为人所创造而出的货币，接受商品价值的价格表现形式。换而言之，金或银的形式——“以自己的物质充当价值尺度的商品的形式”[3]576，是潜入观念中的信用的最初形式。
二、现代纸币与信用
为马克思所谈论的国家纸币和人们今天拿在手中的纸币还有些微妙的不同。过去的国家纸币是指由国家强制流通的、“得到国家信用支撑”[4]594的、不能兑现的银行券，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2]146的，是无信用的。而与之相对的银行券则是以汇票的流通为基础[3]451，换言之，以商业信用为支撑从货币的支付手段中发展起来的信用货币[2]146。
这二者的最終结合发展成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纸币，是典型的信用货币，每一张纸都是一个国家全部主权信用的凝聚。虽说其形式同样是由国家认可，由银行发行的纸质货币，但支撑这一廉价纸质品通行一切商业领域的坚强保证即国家纸币所凝结的信用已经历史的变化了，现代信用是随着民族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所表示的，恰好就是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3]678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要把一切可见的资源和人都纳入它自己的体系，资本固有的积累和集中过程到处消灭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降低融资成本，而把资本的分配这一权力、这一社会职能亦即经营信用事业的权力，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集中到银行手中[3]686。另一方面资本集中反过来又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金银的流通和支付能力反过来成为这一事业扩大的阻碍。
其一，金银数量的有限性越发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生产和贸易规模需求，越来越繁荣的商品经济和越来越短的周转时间所需的货币流通量远远超过金银的持有量，于是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者们一边贪婪地在美洲掠夺金银，一边拿自己和奴隶的血肉补全其余的部分。
其二，越发扩大的长途商贸和远洋贸易中携带大笔金银用以支付的不便与危险，迫切需要加快比金银更加便利和安全的替代品产生。于是信用的货币（包括汇票和以汇票的流通为基础的银行券）首先诞生了，这样不仅能降低金银交易的成本，还进一步扩大了商业贸易的规模，缩短了商人资金的周转时间。此种延迟支付的方式无疑意味着大量的交易可以在没有金银参与的情况下完成，并且一直到最终的清算支付之前，大量的金银仍在资本家的手中而可用在他处，同时作为这些金银的凭据的信用货币如汇票，在到期之前又可以作为支付手段而流通，这是资本主义财富变相的增加。
其三，在铸币时代作为流通货币的金银的制造成本和流通上的损耗造成了一定量的“非生产费用”，只要能减少或干脆取消这一费用，资本主义实际的财富就会增加[6]384。因而可以大量印发不惧怕损耗、更加便于流通和支付、成本较金银更加低廉、幣面不包含任何贵金属的劣币中的劣币。一张印花的薄纸片就以金银铸币最优秀的继任者的身份出现，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将以金银为中介的交易排挤到狭窄的区域中去了。
金银顺应经济贸易的货币需求而独立于商品成为商品的中介，纸币亦然。一旦资本的需求更加旺盛至难以满足，或者经济的形式发生改变，金银就立刻被要求退出历史舞台，纸币亦然。纸币依靠信用的支撑而广泛流通直至取代金银，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提示，与纸币对金银的上述三大优势相比，无形且无限的信用比纸币具有更大的优势。国家纸币一开始和信用货币相互区分开来，现在却完全成为一体。因为流通在人的经济关系中的始终还是信用，所以纸币的诞生同时就已经宣告了纸币的灭亡。
纸币最广泛的流通和使用就代表着金银从社会最零散的角落中的集中，因为就增长财富积累的贮藏货币而言，这些纸质物毫无价值，相反的是“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2]162的增加。诚然，纸币具有的优势使其顺利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新的货币，成为资本的新形式，然而如果没有切实的信用支撑，这种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张是无法流通的，尤其是难以满足人们贮藏财富的需要这一点，难以凝聚使用者对它的信心。这种支撑最初来源于纸币的含金量即金银的汇兑。
起初，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金银的凭证[2]146，因而一旦人们对于这种纸张能否兑换到金银的信心有所动摇，随即出现挤兑风潮，纸币就面临疯狂贬值的危险。因为银行券发行的数额价值总是超过银行持有准备金的信用，持有银行券的大众对银行券的含金量，即银行券是否能足额兑现的信心一旦丧失，便意味着银行信用的破产，此时银行本身的破产通常无可挽回。
此后是随着信用制度的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成为货币的主要功能和形式[2]160，人们对黄金硬通货的信任转而直接凝聚在支付能力之中，这就宣告了要在交易中排除金银甚至纸币，等一切有形的东西，而只剩下货币的职能。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金本位制终究还是走到了末路。实际上早在纸币出现并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摆脱金银流通量的限制而极具扩张的历史中，纸币和金银的联系已经变得极其脆弱。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不仅有生产过剩还有欺诈盛行，因而信用就越发变得岌岌可危，以至于美元在取得世界货币的地位并彻底摆脱金银之后，又不得不依靠石油提供坚强可靠的信用支撑。直到1971年，主权信用货币本位制的逐渐形成，纸币完全摆脱物的限定而成为完全的信用的凝结。
最后，货币势必还要摆脱纸币这一最后的物质因素，实现完全的概念化和资本化，重新将自身定义为财富的尺度，完成金银在过去漫长历史中完成过一次的信用变迁。货币由实变虚，信用却由虚变实。起先由金银、而后由纸币中介的信用成为货币概念实际的填充物，有限的货币由此跨越了无限的界限，作为信用本身的虚拟货币业已现身。
三、虚拟货币与信用
尽管现实中真正的虚拟货币还未诞生，但这个可以预期的状况已经开始出现在大众的生活之中，比如被称作“电子货币”的通过信用卡、手机、网络等电子设备完成的支付方式，正是货币虚拟化的开端。
这里需要对各类虚拟商品尤其是“加密数字货币”的出现加以说明。且以比特币为例子，比特币得以诞生并在部分人群中流通，毫无疑问依靠的是信用的支撑，从它的生产过程的命名（PoW共识过程）来看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一点。这种依托网络数据而不具备实体的形式，已经具备虚拟货币的部分特征。促使比特币为人所信任的特点共有四条：一是自我设定了数量上限，二是依托网络因而交易不受地域和税收的限制同时保证了持有和交易的匿名性，三是不可破解的安全特性和专属的所有权，四是比特币没有发行单位，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发行方。这些特质来源于比特币使用纯数学的方法通过网络节点计算生成区块的独特发行方式[5]482，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比特币的发行者;另一方面由这些人提供运算能力支撑而完成的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切实地将网络背后的人连接起来。每一个比特币的生产者、使用者和贮藏者都将自身的信用与比特币所代表的公共信用连接起来。 但尤为关键的分歧就出现在比特币为部分人所推崇和信任的没有统一的发行方这一特点，没有发行方即意味着它和现今存在于世上的任何一种货币都不同——没有主权信用的支撑，在大部分人看来这恰恰不值得信任，因而毫无价值。因而，对比虚拟支付普及的广度而言，比特币始终是在比较少部分的人群中流转，大部分时间只是作为储值的商品来买卖，而不是作为结算的货币发挥作用。
从贮藏职能为主干，到流通职能为主干，再到支付职能为主干，是货币历史的发展结果，是信用摆脱物质载体逐渐显现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加速和扩大的再生产过程的必然要求。因而，不论是货币还是信用，始终都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的相互连接，是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职能而存在。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则恰恰相反，以其特质来看是作为绝对的私有财产被创造，以其內容来看是单纯的确定性带来的信任的凝结，并非最普遍的现实生活和最普遍的实践活动创造出的信用，而是人有意创造并要求使用者改变其生产方式以相适应的信用形式，因而始终充满了巨大的投机性。
目前全部的数字货币只是具有虚拟货币和世界货币的形式，而无实际的内容。就其本身而言，除了数学方法和网络技术保证的确定性之外，别无他物。是人有意识地将这种确定性和自身联系起来，是使用者的信用集中支撑了比特币的信用，然而其大部分使用者完全是匿名和未知的，其信用也因此受到损害。所以，现实中的比特币大部分时间总是作为投机的商品而非支付的手段。我国官方将比特币规定为虚拟商品而非虚拟货币是有道理的[6]。超主权的货币，势必需要实际的价值或者超主权的现实保障，正如石油、军火和美国部署于全球的庞大军事实力——就世界货币如何具有信用而言，“货币不但是价值的形式，而且本身就等于以它为货币形式的价值”[4]512。
“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了货币的主要职能”[4]339，是虚拟货币产生的最直接原因。虚拟货币是完成了的信用货币，是货币职能和旧的货币实体的完全分离，即信用对货币旧有形式的完全取代。只要保证货币职能的绝对执行，实际的货币交付已然不重要，在用纸张取代金银时、汇票代替货币时，这种趋势已经变得很明显，买和卖的本质仍旧是信用的流通，真正的货币——信用本身，如同信任中介人的交流活动一样，中介人的经济活动一方面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基础，一方面成为其不加反思的唯一前提。虚拟货币一旦出现，就要完全地将这一信用的交流纳入现代信用制度即适应当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也即被资本逻辑所统治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中。
支付手段越是发展，信用制度越是发达，资本中流通的部分占总额的比例就越少[4]309。在完成了的信用制度中，工资、税收、购买——原先一切需要现金、需要实实在在的货币流通的地方现在由于有了统一的出纳而完全不再需要现金的参与了，财富的观念同样由可以触摸的金银变成不可触摸的货币，旧的流通工具的使命即将完结，在迫近的虚拟货币时代，流通在人们手中的将只是代表支付手段的数字，旧的流通和储藏财富的方式将完全消失，资本的新形式将不再是实体货币的流通而是信用的流通。
虚拟货币必然诞生，这一必然性在本质上同铸币与纸币诞生的缘由完全相同，货币始终只是资本的形式。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现实生产规模的扩大造成了对信贷的强烈需求即对货币资本的强烈需求，因而铸币率先被抛弃。而纸币等信用货币带来的流通的加速又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进一步加速和扩大，信用参与到普遍的生产过程和经济活动中，以便支撑起长期和大规模的活动，因而准备金缩小了，“一方面，流通手段减少了;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缩减了”[4]493。信用体制成为现实的资源分配与权力分配的形式，实体货币存在的必要性被消减了。
此外，以现在货币的流通量来说，即使是使用纸币产生的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也相当巨大，虚拟货币意味着这一费用几乎全部取消，资本本身绝不会放过这一成本消减带来的直接财富增长。同时，摆脱实体货币制约，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势必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过程进一步加速，反过来要求纸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制约必然的退场。正如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定程度上所取得的共识：“在高级形式中，货币首先是根据债务和债权来加以定义的。”[7]21货币形式的变革背后是现实的生产方式，进而是资本运动方式的变革。
总而言之，虚拟货币意味着以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规划整个世界，这一创举预示着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信用制度的发展与建立成功完成。
四、数字货币的前景
货币形式发展的历史已经揭示出一个现实的信用基础，不是理念中的、主观的信用，而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相关联的、历史生成的信用。货币不可能脱离这一现实的信用基础被凭空地创造出来。以此认识为准绳，再对区块链技术加以审视，就能准确发现当今诸多数字货币的局限，这种局限主要表现在与当今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之上。
其一，技术的局限，体现在数字货币与支付能力的固有矛盾中。
首先，因计算机运算能力局限和复杂的加密共识过程，数字货币交易确认时间不具备即时性，以比特币为例，平均交易确认时间长达10分钟[5]487。这不仅意味着小额交易的运用是不便的，还意味着现实生活中最广泛的货币运用——面对面支付不可能以数字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其次，由数学算法决定了恒定总量的数字货币和区块产生的固有时长，不仅难以满足庞大人口基数下货币的流通与支付，同时也不具备承担起全球资本及其仍在日益扩大和加速的生产交易的相应能力。
最后，有限的数量也使得数字货币更多具备商品属性，这种商品本身因价格波动过大，不能胜任所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形式，天然就不适于用作计价和支付的手段，甚至持有作为储值的财富都是具有风险的。
其二，信用的局限，体现在数字货币与资源分配的固有矛盾中。
首先，数字货币纯数学的发行与交易方法，将使当前货币政策完全失效，没有法定准备金，没有清算机构，没有汇率甚至没有债权。这意味着要么在数字货币之外再起一套记账和清算体系——对于基于“去中心化”和“信息保密”的原则发行的数字货币来说这是自相矛盾的，要么就只能使通过预付和债务而在时间上周期循环的资本被拉平到一次单纯的买卖之中——这和当前资本运作、生产的现实自相矛盾，甚至直接意味着将极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宣布为非法。 其次，匿名流通的数字货币将导致主权国家现有的税收政策失效。作为密钥的身份信息实质上是每一次交易中数字货币的身份信息而非持有者的身份信息。因此先行的对个人和团体收入的监管与征税方式就不再可行。基于账户信息保密的数字加密货币赖以维持的信用和必须纳入国家财税监管的信用，此二者之间在形式上是完全矛盾的。
最后，超主权的货币实质上意味着超主权的权力和共识，技术手段绝不可能绕过当今各个主权国家及其金融体系，以数学的“共识过程”取代属于资源分配这一经济权力的真正的“共识过程”而直接得到认可。这种凭空的创造至多只能以主观的“应当”为其支撑，而成为一种意见和想象的表达，因为可称之为历史的、必然性的真正实在被理论的忽略了。
其三，历史的局限，体现在数字货币与信用基础的固有矛盾中。
一方面，虚拟货币出现的可能已经得益于由资本主义生产塑造的全球图景中交通工具与通讯工具的革新而萌动。技术的革新一方面创造出虚拟货币诞生的需要，一方面创造出虚拟货币诞生的条件。飞机、高铁、手机、网络在不断改变现代世界人类的生产活动与交往方式，因而在不断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网络通信的即时性和去中心化带来的是全球市场的真正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事业不断扩大以及资本流动加速到以秒为单位，人和资本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就连和以往似乎没有什么不同的分散的买卖活动、每个人的日常消费活动，都在信息时代下因为网络和大数据变得准确而有序，已经在事实上集中起来。
但另一方面，新的虚拟货币，第一，必定是在全面占有过往货币的功用和有利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第二，必定是以适应和促进现实的生产方式的形式才能建立起来。这即是说，新的货币本身必定更坚实地巩固其信用基础。一如货币的历史“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只是在他们解体的时期”[8]753，货币形式的变革和更替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创新，货币形式变革和更替的必要性也绝不仅仅源于一种技术的凭空创造。事实上，这种形式的变革和更替必然伴随着信用形式的创造，国家主权的博弈，世界性的经济权力的重新划分，甚至每个现实的人的自由活动和交往方式的变革。
不可忽略“currency”本身就是流通、通货的意思，从“money”到“currency”的货币形式的变化确认的是一个开始流动的世界，是“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阶层不断地形成和重建”[9]9。而“credit”的创造不仅使这一流动性继续发展到极致，又支撑起更加庞大的生活世界。历史发展至今，货币的信用基础直接就是这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而出的世界，是日夜运作的庞大信用体系、全部的金融系统和作为这二者支撑的当前整个物质世界的生产与再生产。
目前只作为商品被少量人持有的数字货币如果不占有这一现实的基础，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信用货币，因而本身的价格自然始终只受商品所受的市场法则影响，而处于往复的巨大波动之中。因此我们知道，区块链技术及其数字加密货币这一形式固然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理论上的信用，但其信用基础是先天不足的，因而其能够作为货币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同样基础不足。
五、总结
综上所述，数字货币在经济活动中仅止于参与买和卖，这一典型的、目前还摆脱不掉的商品的性质，恰恰提示性地指明了数字货币未能成为真正货币的最根本缺失——这一形式始终还未能占据现实的、历史的因而真正坚实的信用基础。同时也提示性地指明了货币形式进一步发展的真正路向和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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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 山）
（校对：孙思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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