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社会音乐生产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杨莹

　　摘 要：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为我国音乐史上一部结合中西方艺术特色，兼具抒情性与叙事性的跨时代音乐作品，其成功在艺术性、传播性和教育性等方面均具研究意义。本文从艺术社会学角度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展开研究，针对作品社会音乐生产的4个环节——音乐创作生产、音乐表演生产、音乐传播生产、音乐伺服生产逐一进行分析，力求从整体解读作品的生产经验，以期对创作、传播、发展具有我国民族性的世界音乐作品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社会音乐生产;《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中图分类号：G6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08-00-05
　　1 社会音乐生产引论
　　“生产”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就一直存在于一切的物质、精神活动之中，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而自发进行的基本社会活动。最初的生产活动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为维持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当维持生存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又创造性地把包括科学、艺术在内的人类精神财富的生产也纳入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从整体上对人类生产活动范围作出了判断。
　　以音乐艺术为例，当把音乐作为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进行分析时，它所涉及的生产活动绝对不止步于作品创作，而是关系到作品与社会接触的方方面面。从最初作曲家的创作到演奏传播，再到后期的评论和教育，无时无刻不处于生产的整体环节之中。对作品而言，它既诞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又因创作者、表演者的不同而带有不同的艺术特色，在传播效果的测量中，又受到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等因素变化的影响。最终又要接受艺术评论家等各方的检验，成为艺术教育、艺术研究等后端生产环节的样本，最终形成对作品的整体反馈。在进行艺术作品社会生产的具体研究时，每一阶段都应注重生产环节与社会接轨的分析。例如，在对创作环节进行分析时，要从整体结构上综合分析创作特性的产生原因及其对观众欣赏、传播等生产环节的影响，不仅要解释是什么，还要解释为什么。
　　但目前对音乐作品的解读大多数偏向于音乐本体方向的研究。以《梁祝》为例，在知网上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为主题的93篇文献中，有73篇是针对作品的创作、演奏技巧、艺术特征、艺术成就等，分别从艺术本体、艺术家等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和品评，占比为75%以上。《梁祝》之所以被传颂为经典，艺术价值固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其他生产环节也在造就经典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曾遂今教授著作《音乐社会学》中提出的社会音乐生产的4个环节——音乐创作生产、音乐表演生产、音乐传播生产、音乐伺服生产为分析框架，对《梁祝》的社会生产环节进行整体研究。
　　2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创作生产
　　在整个社会音乐生产的环节中，“音乐创作生产是在社会音乐生产中主导性、核心性的生产活动”。[1]《梁祝》的创作同样也离不开何占豪、陈刚两位创作者及小提琴实验小组的艺术探索。这部作品的产生有其时代渊源。20世纪50年代，西方音乐文化传入我国，但在一个农村居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交响音乐自然不那么入耳。在此背景下，《梁祝》将西方音乐形式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既发挥了欧美乐器和编曲的优势，又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结合越剧唱腔与协奏曲的形式，将自古以来流传的美丽传说搬上了舞台。
　　2.1 创作生产行为的继承性
　　在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中，对本民族音乐素材的继承已经成为彰显作品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梁祝》也不例外。其中的民族个性是作品诞生之初就受到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主要原因，每次主旋律响起都蕴含着深切的民族韵味。《梁祝》的创作生产继承性主要可以分为创作题材的继承和创作素材的继承，这种特性使作品在观众理解和传播过程中获得了初始性优势，促进了其他生产环节的顺利进行。
　　2.1.1 创作题材的继承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汲取同名越剧中的戏剧性内容，以中国传说“梁祝化蝶”的爱情故事为创作题材。作品共分为3个主要情节与标题——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和投坟化蝶。这种标题和背景带来的故事性对这首纯器乐作品起到了意义的填充作用，弥补了音响作品本身的意义空白。
　　首先，协奏曲作为西方传统的器乐体裁，其四乐章的固定传统和纯器乐性的表达方式决定了其欣赏主要根据西方音乐作品的流派和风格来进行。而当时中国观众的接受程度，无法达到这种欣赏水平，那么从创作者角度就必须依靠“标题”搭建欣赏者与作品的沟通桥梁。标题作为作品的文字说明，既是艺术家创作思维的文字记录，又为欣赏者提供了理解思路。
　　其次，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对观众的听觉神经起到了引领作用，让观众自觉地将音乐符号与故事情节相对应，主观情感随着音乐的处理而发展变化。例如，祝英台抗婚的主题旋律随着主人公戏剧性冲突的加深而逐渐达到高潮，其中的内容和音乐的结合完全靠音响本身就得以有效展现。
　　2.1.2 创作素材的继承
　　在《梁祝》中，以呈示部长笛吹奏的华彩段落和主部主题音乐为代表的旋律元素部分来自越剧优美温婉的原有曲调，经过作曲家的艺术化处理，形成作品的代表主题。在之后的演奏中又融入并汲取了众多戏曲音乐中的唱腔和手法、民族樂器的演奏技法。
　　这种对地方戏曲的借鉴和吸收，一方面来自创作者之一何占豪在浙江越剧团乐队小提琴键扬琴演奏员的实践经历。在一次下乡的访问表演中，农民观众对越剧等地方戏曲的喜爱给予了他创作的灵感，从地方戏曲剧团到音乐学院，他自然而然地想创作出农民熟悉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也是民族化西方器乐题材的必然要求。《梁祝》在创立之初的定位即为“为中国民众表演的音乐作品”，作为小提琴民族风格的最初尝试，在作品题材不变的前提下，作品的内容、所使用的音乐语言、具体的演奏手法和技巧都将成为“民族化”风格的重要体现。在这种要求下，何占豪从自身的艺术经验及对民族化的理解进行了创作，如选用了国外作品中少有的滑音来展现作品的多种意境，模仿越剧将重音放在装饰音上进行演奏。 　　2.2 创作生产行为的创新性
　　音乐作品作为艺术家创造性的劳动产物，创新是每一首音乐作品甚至每一件艺术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海顿、巴赫、贝多芬的交响音乐对现在的音乐听众来说耳熟能详，但对当时的普通农民、职工听众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梁祝》的创作就是从解决这种文化带来的欣赏差异而开始走向创新的，这种融合中西方创作特色和音乐语言的生产方式也成为作品在日后表达、传播、评论环节的优势。
　　2.2.1 内容与形式的中西结合
　　《梁祝》属于小提琴与管弦乐队合奏的协奏曲体裁。作为单乐章标题协奏曲，《梁祝》在曲式结构上采用奏鸣曲式，共分为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3个部分，与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和投坟化蝶结合，共同构成了作品的主要结构。在西方的奏鸣曲式传统中，呈示部主要由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共同构成;展开部在呈示部两个主题的基础上延伸发展;再现部将呈示部中的副部主题通过变化呈现出来。
　　《梁祝》在遵循原有格式的基础上，将表现内容与结构相结合，融合产生了绝佳的艺术效果。呈示部中如诗般的爱情主题与活泼的同窗主题共同成为全曲的基础;展开部中抗婚、楼台会、投坟的戏剧化处理与呈示部主题形成鲜明对比;最后再现部以长笛的华彩段落以及小提琴的柔美演奏再现呈示部中的爱情主题。
　　2.2.2 音乐语言的中西结合
　　音乐语言包括旋律、和聲、音色、织体等多个组成要素。从旋律上来说，《梁祝》在民族调式的基础上，运用Ⅳ、Ⅶ等稳定性较差的音级做长音、辅助音，将中国音乐调性色彩和西方音乐的旋律进行方式交叉。在织体方面，东方音乐侧重于旋律的横向发展以及和谐悦耳程度，而西方音乐则更加重视纵向的和声思维。在《梁祝》中，作品整套以横向的旋律思维为主体，同时借鉴了西方的和声体系，在动听之上又增强了音乐的立体感和饱满性。从配器上来看，何占豪和陈刚巧妙地利用了多种乐器的特有音色来增强作品的整体表现力，使作品更加饱满、富有活力。如独奏小提琴模仿古筝、竖琴与弦乐模仿琵琶的演奏，使西洋协奏曲染上一抹民族音乐的气质。
　　从整体来看，《梁祝》的内容虽然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爱情故事，其中的音乐元素和表现手段也进行了民族化的处理，但是其结构是以西方传统为基础的，将西洋音乐的形态与中国故事的内涵完美结合。其音乐语言又融合了东方观众的欣赏习惯和西方的艺术表现优势，既满足了作品在时代当下的欣赏需要，也为日后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奠定了符号基础。
　　3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表演生产
　　音乐表演生产是由演奏家或演唱家对音乐作品进行的间接艺术创作生产。“它是人们根据创作生产的音响蓝图所规定出的艺术表现轨迹，而从事的只凭人的嗓音或对乐器的驾驭的演奏、演唱行为。”[1]这使得音乐从一种观念中的符号上的记录变成了真正可听可感的音响。在进行这种生产活动之时，一方面，演奏家或演唱家要遵循音响蓝图中的规定进行表演，不能脱离原谱。另一方面，演奏家或演唱家作为音乐作品的二次创作者，其行为活动具有相对独立性。1959年5月27日，《梁祝》公演于上海兰心大戏院由俞丽拿女士首次登台表演。自此之后，各国小提琴演奏家纷纷迷恋上了这首来自中国的“蝴蝶协奏曲”，这部作品被演奏成各个版本，流传在世界各地。
　　3.1 表演生产行为的独特性
　　《梁祝》的创作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骨子里的“传统性”为作品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而正是这种中国文化神秘的吸引力，使各时各国的音乐演奏家都尝试以自身的视角解读这部作品。每一位演奏家对作品内涵的理解不同，其艺术表现也就随之不同，演奏上的创新为这部作品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对于《梁祝》的演绎，俞丽拿女士的版本可谓经典之作。主旋律部分不仅浪漫，而且充满深情，在很多细节上尤为完美。1959年，《梁祝》于兰心大剧院首演时俞丽拿作为第一小提琴手参与演出以后名声大噪。演奏过程中，其中许多细节的处理堪称经典，比如在“同窗共读”中表现的是二人日久生情的细腻情感;到了“十八相送”，这份情感加深，让听众感觉到了两人关系的巧妙变化。除了情感的纠缠，通过小提琴的柔美演奏，感受到英台的羞涩与痴情，梁山伯的愚钝，让观众通过音乐了解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同时感受到爱情的甜蜜。
　　此外，据统计，盛中国是目前演奏《梁祝》次数最多的小提琴家。与女性演奏家的“柔美”演绎不同，盛中国的演奏更加强调“刚烈”，尤其是展开部中充满了对比强烈的矛盾冲突，奔放激越又催人泪下。与以上两位演奏家风格不同的还有另一位颇受赞誉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从小接受小提琴演奏的专业训练，对西洋乐器的技巧与东方的演奏内涵都有着自身的理解。经过多年的演出实践，他总结了祝英台性格中产生强烈对比的两方面——对待恋人的柔情似水和对待压迫的反抗精神，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他通过纯熟的演奏技巧，得以呈现作品“柔美”与“激情”的完美融合。
　　3.2 表演生产行为的交流性
　　音乐作品在诞生之初首先是通过唱奏表演来进行交流，即使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在，表演生产也是音乐作品得以传播交流的重要方式。包括最早演奏《梁祝》的俞丽拿女士、将《梁祝》首次带到国际舞台的演奏家吕思清、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首位特聘中国教授薛伟等众多艺术家，都以作品的演奏实现了世界性音乐文化的交流。他们通过优美的琴声，把这首中西融合的“佳话”从中国传到世界其他国家。
　　除了本土艺术家，国际上还有很多友人为《梁祝》的表演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例如，日本演奏家西崎崇子、犹太裔以色列小提琴家吉尔·沙汉姆、世界著名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等，都从自身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呈现，让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了这只翩翩起舞的“中国彩蝶”。除了艺术家本人对作品的兴趣和对艺术的追求外，还需要考虑到以艺术品作为两国交流桥梁的社会价值。《梁祝》采用协奏曲的演出方式和交响曲的曲式结构，为表演交流环节提供了便捷;此外，带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内涵也为作品表演生产能够打入中国奠定了市场基础。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观众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音乐作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也成为国外演奏家争先恐后想要抢先入驻的目标。《梁祝》这样一首带有中国特色，又在演奏方式上有利于国外演奏家发挥的作品，自然成为他们的优先选择对象。 　　4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传播生产
　　音乐作品的传播必定会通过一定的媒介才能进行，这个媒介最初可以是音乐作品的表演者，到之后变成大众传播媒介，直至现在的网络传播媒介。社会音乐生产中的传递与反馈形成了音乐传播的系统，随着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它日渐成为音乐作品普及和传唱的必要组成部分。《梁祝》的优美旋律不仅在我国广为流传，还跟随抒情优美的音乐流传到世界各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唱片、电视、无线电广播和網络等传播媒介的发展，再一次为这部作品的传唱助力。其在传播方式上主要分为以各类音乐会、音乐活动为代表的自然传播和以唱片等媒介为代表的技术传播。
　　4.1 自然传播
　　以演奏者作为传播方式的自然传播已经在上一节提及，本节着重对以音乐赛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为代表的传播方式进行分析。在这种传播活动中，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表征意义更加突出。在赛事活动中，以2016年上海首届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为例，作为国际小提琴比赛之一，它在“中国作品及奏鸣曲”环节将《梁祝》作为指定表演曲目，并向演奏者颁发“最佳中国作品演绎奖”，彰显了作品的经典地位。这种行为获得了国内媒体的争先报道和一致好评，一些以“《梁祝》登上国际赛事舞台”“全球顶级赛事规定动作一曲梁祝”“《梁祝》成为国际小提琴比赛规定项目”为题的报道抢占了当时的新闻版面。
　　这种中国作品登上国际舞台的新闻，满足了媒体和观众追求民族自豪感的需要，同时也对赛事活动进行了自发性传播，借助这种方式提高了本身知名度，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好感。
　　在外交及其他交流活动中，《梁祝》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更是借助作品本身得以放大，如美国电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对《梁祝》的播放和介绍。各大中外交流音乐会中，双方音乐家以《梁祝》的合奏作为塑造氛围的助推剂。这是艺术作品超出本身艺术价值实现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但这种功能需要在双方认同艺术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升华，彰显其他意义。《梁祝》就是其中的代表。
　　4.2 技术传播
　　五线谱的传入为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唱片的出现更是使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梁祝》正是在这种文化交流蓬勃发展的时期孕育而生的，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也使得其影响力空前。无线电广播以点到面的优势以及传播的快速便捷，使《梁祝》进入了人们的耳朵;电视的普及让视听结合更加具有吸引力，使《梁祝》进入人们的视野;网络的飞速发展让海量的音乐信息触手可及，使《梁祝》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从最初唱片的流行到现在网络的普及，每一次传播媒介的更新，都意味着艺术作品影响范围的扩大。
　　《梁祝》问世后，由于其曲调的优美动听、故事情节的细腻感人，唱片发行量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自1959年至今，由中外小提琴家演奏录音，并由国内外各类唱片公司制作的《梁祝》留声机黑胶唱片、薄膜唱片、开盘式录音带、卡带、LD（镭射影碟）、VCD（影音光碟）、DVD（数字多功能光盘），以及CD（小型镭射盘）的总发行量已经超过了一个亿。[2]迄今为止，由国内外不同小提琴家演奏、不同指挥家指挥、不同交响乐团协奏的唱片版本（不包括未制作成唱片的各种演出实况，以及出版商利用同一录音音源复制出版和再版的各种唱片版本）已高达数十种。
　　中国小提琴家俞丽拿、沈榕、刘元生、林克汉、汤宝娣、窦君怡、盛中国、徐惟聆、吕思清、薛伟、孔朝晖、梁大南、何岿、盛中华、曹小夏，以及后起之秀吴正瑜、刘云志、李传韵等，都曾录制过《梁祝》的唱片版本，其中更具代表性的俞丽拿、盛中国、吕思清等演奏家更是在不同年份中录制了多个版本。2009年，为了纪念《梁祝》创作50周年，中国唱片上海分公司又隆重推出了颇具收藏价值的《珍藏梁祝》两张CD唱片。
　　5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伺服生产
　　整个社会音乐生产之所以形成系统，是因为音乐伺服生产在头尾之间的连接作用。“音乐伺服生产具体指音乐教育生产、音乐批评生产、音乐科学研究生产等多个方面。”[1]其中，音乐教育生产的社会化实践提供了平台;批评生产既通过专业鉴赏实现了对作品的有效反馈，又通过批评生产扩大了影响和传播范围;最终回归到科学研究生产以理论的客观视角对作品本身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提炼。
　　5.1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教育生产
　　就音乐教育生产来说，《梁祝》一方面从专业角度为演奏者的培养提供了经典的练习曲目，促进了学生审美修养的提高;另一方面其向往自由的价值内涵又在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教育活动的刺激下，进一步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
　　5.1.1 社会教育生产
　　在《梁祝》故事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不顾世俗的反对，追求个人幸福、倡导婚姻自由、控诉封建主义逼婚的做法，宣扬了自由爱情的美好。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人人向往平等与自由生活的年代，《梁祝》的出现无疑给人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发并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成为了时代的焦点。它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自身。自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出现以来，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由此带来的自由恋爱新思潮提高了人们婚姻生活的幸福指数，起到了极大的社会教育作用。故事最后“化蝶”所赋予的浪漫主义色彩，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理想。
　　5.1.2 音乐专业教育生产
　　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梁祝》把西方乐器带入了中国大众的生活，小提琴的别样风采被人们所了解。中西方音乐文化和中西方乐器的融合，使《梁祝》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貌，以为人民所接受的方式提升了大众审美水平。这部作品进入专业音乐教育的课程中，无论是从音乐欣赏还是从音乐演奏方面来说，都以本土文化传统的优势增强了青少年对西洋音乐的兴趣。同时，中西方音乐元素的结合，也为青少年了解西方音乐文化打开了大门，为之后其他音乐作品不同元素的组合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蓝本。这只翩翩飞舞的“彩蝶”，让西洋音乐文化的教育增添了中国味道。
　　5.2 音乐批评生产和科学研究生产
　　音乐批评活动总是对艺术作品进行补充性、引导性和总结性的判断和评价，这种客观性也是科学研究生产共同追求的。但是二者不同的是，评论生产一般只就单个作品本身进行分析和评价，但科学研究生产需要介绍内容、分析原因并总结经验。对《梁祝》来说也是一样，它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世界范围内的广受赞誉使它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经久不衰，成为世界经典曲目。但从科学研究生产来看，不论是从作品本身的创作背景、演奏方式、技巧、艺术特点和风格，还是对作品的其他生产环节进行分析，围绕着作品的研究与探索是无法穷尽的，会随着实践和理论的拓展而更新。
　　6 结语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为20世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民族交响音乐作品，受到了各时代、各国人民的喜爱。我们在承认作品艺术性的同时，从客观的角度也要考虑到任何一件艺术作品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从最初创作中对中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传统音乐元素汇入的巧思，演奏表演中艺术家对作品的不断阐释和传播，到传播过程中文化象征意味的突出体现，及教育、评论研究中社会意义的进一步扩大，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对作品的最终呈现效果产生了影响。
　　它的成功虽然不能被复制，但却能为当今时代下生产具有我国民族性的音乐文化作品提供借鉴。这也提醒着每一个在时代中进行艺术生产、传播、教育及其他生产环节的艺术工作者：艺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它既是艺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也应成为时代精神和社会需求的反映。每一个生产环节的完成都意味着下一个生产环节的开始，生产链的延续是作品得以实现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前提。《梁祝》也正是基于创作之初的长远眼光，实现了从演奏、传播到教育、研究的延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19，124，130.
　　[2] 王耀华，赵志安，郭小利.中国当代音乐海外传播的路径创新论[J].中国音乐学，2018（03）：7.
　　作者简介：杨莹（1996—），女，河北唐山人，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社会学，艺术传播，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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