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阶段潜在失业风险与失业群体的精准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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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春雷 孟大虎 王琦
[摘要]在经济下行阶段，劳动者的就业会面临巨大冲击，失业风险加大。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下行对失业的影响相比，本轮经济下行对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结构性失业上，因此失业风险更大，失业的治理将更为困难，这会给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的挑战。本文对本轮经济下行阶段失业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政策）六个方面对失业风险影响机制的理论逻辑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失业群体和失业危机进行精准识别。
[关键词]经济下行阶段;失业风险;精准识别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3—0064—06
[作者简介]高春雷，女，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工会理论与职工教育研究所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孟大虎，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编审、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劳动经济、教育经济;王琦（通讯作者），女，北京联合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劳动力市场、经济统计。
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经济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一百多年来的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规律，不管时间长短或波动程度大小，总能事后将一个经济周期总结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或者说，可以采用二分法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经济上行和经济下行两个阶段。在经济下行阶段，劳动者的就业会面临巨大冲击，失业风险加大。这一经济规律，我国自然也无法逃避。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历次经济下行阶段都对我国劳动者的就业状况造成了不小冲击。[1]持续至今的本轮中国经济下行阶段，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由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总量矛盾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青年就业任务艰巨、结构调整中的职工安置任务繁重，[2]劳动力市场中潜在的失业风险无疑会大大增加。本轮经济下行会有多大可能及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失业风险？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下行对失业的影响相比，本轮经济下行对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结构性失业上，因此失业风险更大，失业的治理将更为困难，这会给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的挑战。在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除了要在总体和全局层面进行失业预警，还需要突出重点，对于哪些细分行业、区域、群体更容易跌入失业陷阱和面临失业危机进行精准识别。
一、本轮经济下行阶段失业情况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年均高达10%以上高速增长。但是，随着2008年开始的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在重创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后，也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滑坡。200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呈现大幅度下跌，但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在此后一段时间（2008—2012），有效稳定了经济下行趋势并呈现一定程度的复苏，这为中国政府赢得了应对及时和反应迅速的美誉。而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再次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呈现平稳下降趋势。因此，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分别经历了两个阶段不同程度的下行趋势。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是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速下滑是高失业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经济增长是由创新和技术进步所推动，并且考虑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同松紧程度的规制，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近几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总体就业形势并未如预期那样恶化，反而表现尚好，以致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增长与就业相背离”的现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行趋势。然而，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稳定在4.0%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并没有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出现下滑趋势。这表明经济增速的下滑并不会造成较高的失业率。
城镇就业人员变动数据也是反映就业工作状况和政策落实情况的重要指标。根据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的《城镇就业人员变动数据测算暂行办法》，本文对城镇就业人员数量率变化进行了计算，具體的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变化率等于城镇新增就业人员除以上一期城镇就业人员的比值1。根据所计算的结果，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变化率在2008—2012年基本稳定在3.5%左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而自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下行趋势后，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变化率出现了稳定下降的态势，这符合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正相关关系的理论。
综上所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在出台相应的经济刺激措施后，从“四万亿计划”经济刺激到“GDP保八”，再到近期有学者提出的“GDP保六”。虽然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维度的理解和诠释，但是稳定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保就业的目的，从总需求管理的角度来看，合意的经济增速应该是与就业目标紧密相关的。从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变化率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传统教科书中的经典理论“奥肯定律（1962）”相符合。
但是，作为衡量就业关键因素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却出现了与中国经济增长率不一致的现象，城镇登记失业率表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市场似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之前的随经济下滑而就业下滑的情况。这与之前GDP保八、保就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传统教科书中的经典理论“奥肯定律”不相符合。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社会比较公认的衡量就业指标为城镇调查失业率，而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城镇调查失业率本身在内涵、数据采集方法以及所得结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中国在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核算方面存在一些误差，与国际社会就业计算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3][4][5]
二、哪些因素造成了对就业的冲击：失业风险影响机制的理论逻辑 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状况决定了就业状况，经济高速增长会带来就业规模的扩大，而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降则是引发高失业率的根本原因。前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从理论层面而言，我们认为，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政策）是影响就业（失业）状况的六大主要因素。
在劳动力供给因素方面，“人口决定理论”或“总量失业理论”认为，我国失业的根本特征表现为总量性失业，即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非均衡致使的失业。根据该类理论的观点，我国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基数大，即使受限于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力资源也快速增长，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供过于求的非均衡状态，出现总量性失业。[6]李培林（2000）认为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无法得到彻底遏制，截至2050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预计将会达到10亿以上。[7]
在劳动力需求因素方面，一些学者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性失业的论断，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失业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供给水平，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岗位的增加规模简直微不足道。因此，有效需求不足性失业理论在提高就业率方面倡导增加劳动力有效需求。同时，投资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导致社会总需求明显不足，远远小于社会总供给，造成物价下降和产品滞销，反映到劳动力市场中则是就业机会骤减，失业规模扩大。[8]
在经济结构因素方面，冯煜（2001）指出结构性失业是每一个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较为普遍的现象，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一方面，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增加，但在短期内，符合该新兴产业需求的劳动力无法得以培养，进而形成供给不足的状态;另一方面，资本存量的调整致使传统产业劳动力需求逐年减少，造成大量失业现象。[9]毛炳寰（2001）并不认为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调整，而在于失效的人力资本投资体制。然而，他却指出原有人力资本投资体制未能解决劳动力素质结构不适应产业结构的问题，基于此，归根结底，其研究的核心仍归为结构性失业理论的范畴。[10]张雅婷（2017）指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供需不平衡造成的城市失业问题仍会存在，其中，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仍然为主要问题，具体表现为城市失业者个人素质与新岗位技术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指出城市失业人员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由于专业与社会需求不符而造成失业的高等学历者，二是缺乏技能或者技术水平断层的技术工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11]
在技术进步因素方面，李培林（2000）认为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和加速的技术创新，逐渐强化了技术和资本两个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优势，机械耕作替代大量农业人力和畜力耕作，机器流水线替代大量手工操作，电脑的广泛应用促使人脑的工作岗位规模明显缩减。[12]在基本公共服务因素方面，主要包括满足生活工作基本需要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李国正和高书平（2017）指出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紧密关联，比如由于技能缺乏和社会支持网络单一，新城市居民只能从事低端工业和服务业。[13]医疗服务价格会对劳动者在劳动和闲暇之间的时间分配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劳动力供给决策。朱晨等（2017）的研究显示公共医疗覆盖率与劳动者就业率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14]张在海（2012）指出在无法完全消除失业的前提下，为失去经济来源的失业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维持劳动者继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这对失业者个人和整个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15]
在制度（政策）因素方面，王诚（2000）针对自然失业提出了“制度性失业”的概念，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的表面上像是“自然失业”的失业现象，根本上是“制度性失业”，指出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造成劳动力无法接受市场经济的观念，致使劳动力并非花时间寻找好的工作而是在耗时间等待政府提供体面工作。与此同时，王诚（2000）还针对政府部门通过设置准入壁垒限制竞争进行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的某些生产行业的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行业垄断性失业”的概念，指出行业垄断从“夕阳产业”和“朝阳产业”两个方面造成失业的发生，一方面，对前者而言，过度垄断和保护导致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延缓，进而产生“无效就业”和“隐蔽失业”，另一方面，对后者而言，过度保护和垄断导致行业低产出、低效率和高物价、高工资并存，造成原本可进入行业竞争的劳动力成为失业者，陷入闲置状态。[16]还有很多学者从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视角分析就业的差异和失业的来源，如张世伟和郭凤鸣（2009）认为户籍歧视可以解释农民工和城市工16%的工资差异、50%的行业分布差异和43%的社会保险享有差异。[17]章元和高汉（2011）的研究发现与一级就业市场相比，农民工在城市二级就业市场上受到的地域和户籍歧视要低18.5和27个百分点。[18]
三、失业群体和失业危机的精准识别
（一）数据说明及失业人口的界定
本文使用的是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自2009年起一年一度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该数据是为了解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及公共卫生服务利用、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等情况，在全国开展流入地监测调查的问卷结果。根据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工作和政策研究的需要，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采取分层、多階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在保持对全国、各省有代表性的基础上，增强对主要城市、均等化重点联系城市的代表性。每年样本量近20万户，内容涉及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人口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和趋向、就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居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婚育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子女流动和教育、心理文化等。此外还包括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流出地卫生计生服务专题调查、流动老人医疗卫生服务专题调查等。数据调查对象面对的是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 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 为了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流动人口的形势及变化，我们对流动人口总体失业率先做个粗略但口径一致的估算。我们将被调查者在过去一段时间没有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有就业意愿并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一旦获得合适的工作机会，立即就能去工作的人看作是“失业者”。基于此，我们选取问卷中“您未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一题选择“因单位原因失去工作、因本人原因失去工作、临时性停工或季节性歇业、没找到工作”等4种答案的人群，界定为失业人口。在失业率的统计定义上，则是以失业人口作为分子，以现有就业者加上失业者的总数作为分母。
（二）流动人口总体失业状况
根据以上对于失业人口以及失业率的定义，2016年流动人口失业人数共计4777人，失业率为2.83%，农民工失业人口占比31.57%。农民工群体失业率为3.29%，明显高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失业率（2.66%）。对流动人口失业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是因为没有找到工作，其次是遭遇到临时性停工或季节性歇业（38.73%），整体而言，流动人口往往面临的是被动失业。进一步对失业率水平更高一些的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失业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仅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失业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80.1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述流动人口大多是被动失业的现象。
（三）不同区域流动人口失业状况
通过对2016年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四大经济以及省份区域分布状况的分析可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具有相对更高的失业率。东北地区流动人口失业率位居第一，高达4.2%，西部地区紧随其后，失业率为4.06%。进一步分省份对各区域流动人口失业率进行计算和分析，结果显示失业率排名前十的省份和地区依次是西藏、内蒙古、黑龙江、青海、贵州、陕西、山西、吉林、宁夏和辽宁，其中，西藏、内蒙古、黑龙江、青海4个省份的失业率水平均超过5%，可见这些地区流动人口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虽然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失业率在四个经济区域中是最低的，但是就其失业人数占全国失业总数的比重而言，却处于排在第二位的水平，从这个维度出发，东部地区仍有一定规模的失业问题需要关注和解决。
将不同区域的流动人口分为农民工和城镇户籍劳动者两部分，深入分析其失业状况可知，四大经济区域的农民工失业率均高于其城镇劳动者的失业率水平，其中，相对于本区域内的城镇户籍劳动者而言，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农民工失业风险更高一些，分别增加91.8%和87.12%。
（四）流动人口失业群体与失业保险保障状况
没有失业保险的劳动者失业率为3.33%;有失业保险的劳动者，失业率只有 0.72% ，失业风险不到前者的1/4。那些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群体，不仅失业风险高，而且一旦失业，享受不到失业救助。参加并缴纳失业保险的劳动者，岗位稳定、失业风险低，其结果就是失业基金账户持续积累盈余。
（五）不同受教育水平下流动人口的失业状况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流动人口失业率明显降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失业率超过4%，而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失业率均未达到2%，失业风险较前者而言降低一倍。可见，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重要因素。
（六）流动时长与失业状况
对2016年流动人口中失业群体按照外出流动时长进行划分，失业规模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趋势，占比最高的是流動累计时间5-9年的群体，依次向两个方向规模递减。此外，随着流动人口流动累计时间的增加，其失业发生的概率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例如，流动累计时间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中，失业率为2.97%，而流动累计时间30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失业率则高达4.43%，失业风险是前者的1.5倍。
四、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整体而言，流动人口往往面临的是被动失业。其中，失业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绝大多数仅有初中及以下的受教育程度。分地区进一步分析可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失业率更高，而且四大经济区域的农民工失业率均高于其城镇劳动者的失业率水平。没有失业保险的劳动者失业率明显高于有失业保险的劳动者的失业率，即那些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群体，不仅失业风险高，一旦失业，享受不到失业救助。同时，数据分析结果还显示，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流动人口失业率明显降低。在进行失业风险预警和群体甄别的过程中，对人群的受教育水平、社会保障程度以及流动累计时间等进行多维度考量，为我国就业相关部门关注和监测流动人口的失业风险情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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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银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下行阶段就业结构调整与防范失业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ZDA026）阶段性研究成果。
1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数等于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自然减员人数是指报告期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和因伤亡减员的人数，包括城镇各类单位、私营个体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及灵活就业人员中的离退休人数及在职人员伤亡减员人数。（《城镇就业人员变动数据测算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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