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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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9—1990年来自6个国家的6名探险家和科学家组成了“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完成人类南极探险史上首次借助非机械力横穿南极大陆的壮举。这是南极科学探险考察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6国队员于活动中展现出和平、合作与科学的精神，在当时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在南极探险史、政治领域以及科学研究领域都曾产生重要的影响。梳理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的具体过程与国内外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1990 横穿南极 科学探险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1989—1990年，来自美国、中国、苏联、法国、英国和日本的6名探险家和科学家組成“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在南极大陆进行了为期220天的科学探险活动。这是人类首次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横穿南极大陆，总路程长达5986公里，创探险史之最。时年42岁的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副研究员秦大河，以科学家身份，代表中国参与此次横穿考察活动，成为第一个登上南极点的中国人。由于前期的活动筹划主要由美国极地探险家威尔·斯蒂格（Will Steger）和法国探险家约翰·路易斯·艾迪安（Jean-Louie Etienne）牵头，以美国和法国为基地开展，国内对活动细节知之甚少。虽然我国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但是由于科技与经济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当时并没有国内记者前往南极进行直接的跟踪报道。这些情况导致涉及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的信息，国内只见于笼统的新闻报道和亲历者秦大河的日记记录，内容较为碎片化，学界对整个活动的具体来龙去脉鲜有系统研究。实际上，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在南极探险史、国际政治以及科学研究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对此次活动的历史背景、前期筹划和开展过程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探析。
一 历史背景与缘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环境保护”“合作”与“和平”成为国际社会的主题词。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从筹备到1990年最终完成，历时近四年。此次活动的发起既有自发组织的偶然性，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南极治理面临转折
南极大陆是地球上唯一不存在原著居民的大陆，南极大陆的领土划分和管理问题在国际社会曾引起广泛争端。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IGY）期间，南极成为多国科学考察活动的“宠儿”，美国、苏联、阿根廷、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智利、日本、新西兰、挪威、南非和英国等12个国家在南极洲一共建立了60多个观测站（[1]，页413）。与此同时，南极科考活动开始出现国家之间合作的趋势，多个国家在南极洲展开了国际合作科考活动。基于在IGY期间的良好合作经验，美国于1959年发起和平利用南极洲的倡议，联合IGY期间在南极洲展开科学考察活动的12个国家，于当年12月1日签署了《南极条约》。
《南极条约》有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南极仅用于和平的目的”，除了用于科学研究和其他和平目标以外，“一切军事活动必须禁止进行”;二是“继续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国际合作精神，自由交换科学人员、观测资料和科学成果”。在南极领土争端问题上，《南极条约》“采取了冻结领土要求的做法”（[1]，页414）。自1961年6月23日《南极条约》生效以来，截至1988年，除最初的12个缔约国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另外27个国家也先后加入《南极条约》，各签约国遵循条约规定的和平、合作与科学精神，相继开展南极活动，有关南极的种种争端暂时落下帷幕。
随着南极地质科学研究上取得的显著进展，南极大陆可能蕴藏着丰富矿产资源的科学猜测被提出，这使得南极再次引起全球关注。“1970年10月新西兰在东京召开的第六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首次非正式地提出了矿产资源问题。”（[2]，页11）由于矿产资源自身具备的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意义，南极再次成为国际争端的焦点。为解决南极矿产资源开发争议，1988年11月25日，在惠灵顿召开的第四届特别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2]，页12），此后，在1989年举办的第15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中，法国与澳大利亚提出“综合保护南极环境以及其特有和相关的生态系统”（[2]，页12）的文件，关于南极矿产开发问题的讨论开始向南极环境综合保护的议题发展。《南极条约》在签署时即附有时限条件，在其生效30年时可被重新审订修改，这就意味着在1991年《南极条约》将会被重新开放修订。《南极条约》行将期满，加之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南极矿产资源开发争端以及南极环境保护的大讨论，都推动南极治理走向新的转折点。
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正值《南极条约》期满前夕，此次活动“向全世界强调世界各国在南极洲的和平、合作和友谊，发扬《南极条约》精神，保护这片世界上仅存的洁净大陆的环境、生态和资源，让南极洲继续成为人类和平和科学研究的圣地，使南极洲的资源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3]，页230）。由此可见，在南极矿产资源争端与环境保护问题甚嚣尘上的国际背景下，和平利用南极、保护南极环境的呼吁成为了此次活动筹划的关键外驱力和主要目的。
2.活动发起
1987年，斯蒂格和路易斯正式发起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1986年4月两人在各自的北极探险活动中偶遇，他们的北极之行抱有同一个目的，即利用探险活动的影响力引起人们对极地的关注，进而唤醒人们保护极地环境，维护极地和平的责任与意识。在25年的北极探险经历中，斯蒂格目睹了北极环境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坏与污染，深刻领悟到保护两极环境的重要性，他在《横穿南极》一书中写道：“我强烈地希望南极的未来不要重蹈北极的未来，人类在南极应当扮演保护者而不是掠夺者的角色。”（[4]，p.11）对极地环境的关注成为了斯蒂格与路易斯合作的初衷。他们一致认为，作为地球最后未被开发的生态地，南极洲不应该被人类的贪婪染指，南极环境问题需要获得人类的重视，而一场有足够影响力的南极探险想要发挥这种作用就“必须担负着呼吁人们给予南极洲更多关注的使命”（[4]，p.19）。以南极大陆为主场，以唤起全球对南极环境关注为目的开展的1990年南极探险活动，也不再是一场简单的私人发起的探险活动，斯蒂格说：“如果我们想通过这次探险，引起全球对南极洲以及南极条约的关注，我们实际上正在努力将这次活动从个人行为发展到一项‘全球事件’。”（[4]，p.19）北极之行结束后，斯蒂格与路易斯着手筹划横穿南极活动，开始招募考察队队员，此次活动的国际性、科学性与政治性进一步体现出来。 二 “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成组
此次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的筹备工作自1986年开始，1987年由斯蒂格与路易斯正式展开合作。经过多方外交努力，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与公共组织参与其中，最终组成“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
1.筹备与正式启动
1986年5月成功到达北极点接受采访时，斯蒂格即提出组织一次横穿南极活动的计划，不过当时斯蒂格并没有预想到这次活动将逐步从私人自发组织的探险活动，变成多国合作引起全球关注的科学探险活动。虽然在北极相遇时，斯蒂格曾与路易斯就南极横穿活动有过商讨，但是北极之行结束后两人并没有直接取得联系建立合作，而是各自分别进行筹备工作。从北极回到美国的斯蒂格，在1986年夏天前往剑桥斯科特极地研究所學习与南极洲相关的地理、气候和探险知识，同时与英国南极调研所（British Antarctic Survey，简称BAS）取得了联系。1986年秋天，斯蒂格筹集到了来自杜邦（DuPont）、柯达（Kodak）和明尼苏达电力公司（Minnesota Power）等多家公司提供的赞助资金。北极探险相遇一年后，1987年5月，路易斯与斯蒂格取得联系，表示已经确定能够提供价值200万美元的UAP号破冰船，该船能够在活动结束之后在终点站——苏联和平站搭乘考察队返回。除此之外，身为法国前外交官的路易斯也表示自己可以积极联系其他需要合作的国家的相关部门，争取有力的支持与帮助。自此，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两大核心人物正式确立起合作关系。
来自英国和日本的两名队员是通过私人交往和个人主动联络的方式与斯蒂格及路易斯取得联系并成为考察队队员的。日本队员舟津圭三是考察队最年轻的一名队员，他与斯蒂格在1985年的一场万圣节聚会中结识，当时舟津圭三在斯蒂格美国训练场（Homestead）附近的明尼苏达拓展学校（Minnesota Outward Bound School）工作，他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爱好探险，曾独自骑行完成环绕美洲大陆和横穿撒哈拉沙漠的活动。舟津圭三参与过1986年斯蒂格组织的北极探险，基于良好的合作经历，斯蒂格在组织横穿南极活动时再次与舟津圭三取得联系。英国队员乔夫·萨莫斯（Geoff Somers）有长达33个月的南极洲生活经历，十分熟悉南极半岛的地理特征与地形条件。乔夫·萨莫斯从朋友那里得知斯蒂格与路易斯正在组建一支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的消息，主动写信联系斯蒂格，在1987年夏天加入到考察队。
不同于英国队员与日本队员，苏联和中国两名成员的加入过程具有政治色彩。
2.苏联加入
斯蒂格与路易斯在起初筹划横穿南极活动时，一致赞同与苏联政府合作的必要性。考察站是一个国家在南极洲的实质存在，具有国家意义，苏联是唯一在东南极大陆拥有考察站的国家，因此要完成自西向东完全横穿南极大陆的任务，就必须获得苏联的承认与帮助。苏联成员的加入，对于组建考察队有关键意义。
最初路易斯意向的苏联合作者，是拥有丰富极地探险经验的德米特里·沙帕罗（Dmitry Shparo）。但在苏联，关于南极洲的各项活动都受到政府的监管控制，沙帕罗开展的探险活动一直未得到政府的批准，这意味着沙帕罗未得到政府认可，其组织的活动也并不具有政治“合法性”。1987年5月，路易斯受苏联南北极研究所（Soviet Arctic and Antarctic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AARI）邀请到达莫斯科。路易斯到达机场时，直接由苏联南北极海事局的官员接走，并未来得及与当时也在机场接机等待的沙帕罗交流，之后的洽谈都是在路易斯与苏联南北极海事局的官方人员之间进行的。苏联的官方人员表达了参与此次活动的意愿，并给出了四项承诺：“使这次活动具有更多的科学研究性质;为考察队提供全程的救援方案;为本次活动准备一艘专用于安全救援和情报传递的考察船;承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法国极地探险队的审批。”（[4]，p. 53）同时，苏联派出南北极研究所的海洋物理学家维克多（Victor）博士作为苏联代表，参与横穿南极考察活动。
维克多自1973年以来，以气象学家和放射学家的身份参与过四次南极科考活动，具有丰富的南极科考经验。1988年3月，维克多到达美国与斯蒂格会面，1998年初冬，维克多、斯蒂格、路易斯、乔夫和舟津圭三一起前往格陵兰岛进行横穿活动开始前的集训。维克多的加入意味着苏联正式加入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考察队自西向东横穿整个南极大陆的计划也具有了实施可能。
3.中国加入
活动赞助商国际冒险网公司（Adventure Network）的创始人之一马丁·威廉（Martyn William），是考察队原定的第6名探险队成员，但是由于公司事务缠身，威廉错过了1988年初冬的格陵兰集训。与此同时，格陵兰集训结束后，路易斯收到了他在1988年1月发往中国北京的信函回复，路易斯曾在这封发往北京的信函中询问能否邀请一名中国成员参与国际横穿南极考察活动的相关事宜。1988年7月，路易斯前往北京访问，中国政府接受了路易斯有关探险活动的邀请，“为这次探险活动资助了价值5万美元的物资，并提供中国南极长城站作为探险队的物资供应与后勤基地”（[1]，页431）。中国的参与给本次国际横穿南极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更多的国际关注度。斯蒂格提到中国的参与对此次活动的意义：“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拥有一名极地经验丰富的中国成员加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的参与更加有利于实现我们希望此次横穿南极活动尽可能广泛地引起全球对南极洲了解认识的兴趣，唤起环保观念的目的。”（[4]，p. 150）
关于国际横穿南极活动的中国成员选拔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原定的第一位候选人是在长城站有两年工作经验的一名工程师，第二位是驻扎在长城站的一名33 岁的海洋物理学家，但是在选拔过程中这两名候选人都因身体不适而退出，考虑到外部情况以及综合各项能力素质，1988年12月20日，冰川学家秦大河成为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的中国成员。 时年42岁的秦大河是兰州冰川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自1983年以来主要专注南极冰川学研究，已经有过两次时长共计两年零八个月的南极考察经历：1985—1986年跟随澳大利亚南极科考队前往凯西站参加越冬考察;1987—1988年期间担任过中国南极长城站第四次考察队副队长兼越冬队长、第五次考察队副队长（[3]，页230）。1988年4月，正在长城站工作的秦大河从朋友那里得知政府正在征集横穿南极活动的成员，1988年11月他向国家海洋局递交了自荐信，并最终成为参加国际横穿南极活动的中国代表。斯蒂格在《横穿南极》一书中记录了秦大河的自述：“虽然不会滑雪，但是我认为我是能够胜任此次活动的中国成员。首先，我是与冰雪长期打交道的冰川学研究者;其次，我已经具备南极考察经验;第三，我拥有在高海拔进行冰川考察的经验（秦大河曾在喜马拉雅山脉上进行考察工作），最后，我比较年轻身体康健。”（[4]，p. 151）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使秦大河成为代表中国参与1990横穿南极科考活动的不二人选，但是他的准备过程却很曲折。
临行前，秦大河的妻子不幸遭遇严重的车祸入院，考虑到他的家庭情况，当时南极办致电秦大河可以放弃出征此次国际横穿南极活动，但是国内可能再没有合适的人选，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极有可能缺席本次科考探险活动。面对国与家的抉择，秦大河毅然选择了国家大义，离开亲人投入到横穿活动的准备中，“因为他知道，能不能参加考察队，参加横穿活动，关系到中国在南极拥有多少科学考察的主动权，关系到中国在南极的科学地位，他代表了中国”[5]。秦大河在此次活动中体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也从侧面反映出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并非一次单纯的“南极探险”活动，随着苏联和中国两名科学家的加入，多国政府的参与使得此次活动逐渐成为全球焦点，由斯蒂格发起的此次科学探险活动也因此承载了更多的科学与政治意义。
4.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最终成组
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由来自美国、法国、苏联、英国、日本和中国六个国家的6名成员组成，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考察队（图1）。考察队六名成员平均年龄40岁，都有极地考察或探险的经历，拥有较为丰富的极地生存经验。与此同时，考察队队员又各有专长，在横穿南极考察的过程中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整个团队能够互相配合，良好互动实现合作。
法国队员路易斯和英国队员乔夫负责导航工作。在横穿南极过程中导航方式包括两种，乔夫倾向于用老式指南针、手表和六分仪进行方位导航;路易斯则善于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即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定位导航工作，探险队全程携带电池供电的发射机，发射机发射出来的信号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的卫星接收，然后传递到位于法国图卢兹（Toulouse）的阿格斯处理系统（Argos Processing Center），之后探险队所处地点的经度和纬度信息经由巴黎或者圣保罗被转发到智利彭塔（Punta）的后勤大本营。
作为一次科学探险活动，除完成探险行程外，考察队还担负着科考任务。中国队员秦大河与苏联队员维克多二人以学者身份参加，负责气象、臭氧层厚度、雪层剖面等观测项目的调研科考。维克多需要每天三次监测收集天气信息，播报每天的风速风向，空氣湿度温度和气压。由于在9—10月南极洲上空的臭氧层最薄，是十分重要的观测时期，因此在此期间，维克多还要每天测量一次大气臭氧层状况。中国队员秦大河负责“在沿途开展冰面地貌、冰盖表面降雪晶形与尺寸、雪层剖面、10米深度内的雪层温度和雪冰化学等项目的科学考察，采集冰雪样品，观测和记录冰雪资料”（[1]，页432）。另外，路易斯将在探险过程中收集队员尿液进行人体环境适应性观察，监测探险队员的心理和身体状况，进行生理功能和心理变化检测及医学卫生学研究。
三 横穿南极大陆
1989年7月28日，国际横穿南极探险队从南极半岛顶端的海豹冰原岛峰（Seals Nunatak）出发，依靠狗拉雪橇和借助滑雪板滑雪的方式，穿越南极点和“不可接近地区”（the area of inaccessibility），自西向东横穿南极大陆，于1990年3月3日抵达终点苏联和平站，总行程5986公里，完成了探险史上首次借助非机械力横穿南极大陆的壮举。
以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为划分标准，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考察活动的全部路程大致可以分为四段（图2），在每一段路程中考察队队员都要面对不同的困难和阻碍。
1. 第一段路程：横穿南极半岛
考察队自1989年7月28日从南极半岛北端的海豹岩（Seals Nunatak）出发，海豹岩是南极半岛拉森冰架（Larsen Ice Shelf）最北端的一群冰原岛山的总称。南极半岛这一段路程布满了冰裂隙，冰川裂隙是由于冰川不同部分运动速度不一致，导致冰面断裂，进而形成的巨大缝隙。冰裂隙往往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不易被察觉，如果人和雪橇从上面经过极易坠入其中造成伤亡。考察队队员和雪橇犬在横穿南极半岛时，曾多次跌入危险的冰隙，好在英国队员乔夫有南极半岛的居住工作经验，于南极半岛的地理及地形特点极为熟悉，乔夫在整个过程中负责向导，在他的指导下团队建立起了有效的救援机制，能够在坠入冰隙后及时救援脱险。1989年10月12日，考察队成功到达位于南极半岛的最南边界的雷克斯山（Mt.Rex）山脉补给点，标志着南极半岛这段路程的结束，考察队正式向南极内陆地区行进。
2. 第二段路程：向南极点进发
1989年10月中旬，考察队进入南极内陆的埃尔斯沃斯（Ellsworth）地区，也就是南极内陆的高原区。与海洋性气候的南极半岛地区不同，内陆高原区的气候酷寒干燥。由于海拔骤然上升，队员们不仅需要忍受酷寒低温，还要克服高海拔带来的缺氧问题。之前南极半岛路段的长途跋涉，已经消耗了队员很多体力，所有队员以及同行的雪橇犬都已进入疲惫期，但每日的行程计划由不得丝毫怠慢和拖延。考察队要尽可能在暴风雪高发季来临之前到达终点站，否则南极大陆寒冬的降临，会使得考察队和工作人员被困南极大陆，无法顺利返航。有利因素是，进发南极点时的季节正好处在南半球由冬转夏期间，白昼时间变长，考察队赶路的时间更加充足。就这样经过艰难跋涉，1989年11月7日，考察队到达埃尔斯沃斯山脉山脚的爱国者丘陵（Patriot Hills）补给点，告别行路艰难的高原区，获得物资补给之后继续向南极点进发。最终，考察队全体成员于智利彭塔（Punta）时间1989年12月11日下午5时①到达南极点，这标志着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成功跨越西南极大陆。6名考察队队员在南极点，通过多国媒体分别用英语、法语、汉语、日语和俄语发表了“南极宣言”，“宣言”内容如下： 在按最长路线横穿南极洲的日子里，今天我们站在了南极点，在这整个世界汇集为一点的地方，我要告诉诸位的是，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能够一块生活，一块工作，哪怕是在这最困难的环境里。让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这种和平、合作、友谊和藐视苦难的精神，使我们这颗星球变的更加美好！[6]
“南极宣言”传达出的和平合作以及环保精神，正是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的主要目的，反映出此次探险活动科学与政治交织的复杂性质。
3. 第三段路程：挑战“不可接近地区”
从南极点到苏联东方站（Vostok）的地区被称为南极大陆的“不可接近地区”，这一段路程长达750英里，由于深入内陆，物资补给很难到达;除了苏联曾借助拖拉机力量穿越过一次，这一路段再也没有被人类完整通过，因此被称为“不可接近地区”。从南极点到苏联东方站，由于人迹罕至，在考察队筹划横穿南极探险活动时，几乎没有找到与这一地区相关的气象资料记录，使得这一路段的行程充满未知的挑战。
此外，“不可接近地区”的卫星信号也无法发出和接收，这意味着考察队的准确位置很难被外界获得，一旦遇险营救活动将难以开展。冰冻坚硬的冰川地面便于滑雪，而“不可接近地区”布满了厚厚的软雪（soft snow），不利于使用滑雪橇，因此在行进过程中考察队要按时完成行程安排，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和体力。所幸在穿越“不可接近地区”时。南极大陆暴风雪较少，加上精密地规划和队员丰富的极地生存经验，团队比较顺利地穿越这一路段。
1990年1月22日，考察队到达苏联东方站，人类首次借助非机械力横穿南极大陆“不可接近地区”，两名科学家秦大河与维克多也首次收集到了这一地区的雪样和气象资料，填补了这一地区相关记录的空白。
4. 第四段路程：从东方站到和平站
科学探险活动最后的路段是从苏联东方站到和平站（Mirnny）。考察队行进到这一路段时，南半球开始由夏季转向冬季，气温明显下降，暴风雪也频繁起来，季节的转变意味着白昼的时间开始缩短，留给考察队赶路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能够在暴风雪侵袭终点站之前完成横穿任务，考察队必须要克服零下40℃的酷寒，在逐渐变短的白昼中加快行进速度，以免被困南极大陆无法返程。最后的路程意味着成功迫近，也暗藏着诸多危险与忧虑。1990年3月3日，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全体成员成功抵达苏联和平站，标志着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这一举世瞩目的国际科学探险活动顺利完成。
在这一段路程中，考察队的主要依靠苏联派出的雪地拖拉机队投递补给物资并保驾护航，苏联给予了考察队关键性的帮助，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也正是此次活动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5.后勤支持系统
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考察活动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用非机械力横穿南极大陆的最长路程，活动的开展需要克服长距离、成本昂贵和组织复杂等诸多困难，单凭考察队队员或独立的组织是无法完成的，正如斯蒂格所言：“（南极洲）这是一个为合作而生的地方。”（[4]，p. 159）除6名考察队队员的国家的公共部门及商业公司支持本次活动之外，沙特阿拉伯、智利与丹麦的政府部门也对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活动给予了重要帮助。可以说此次活动“得到有关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与支持。给养、通讯等方面，得到了来自空中、地面和海上的多方支援”[7]。
1990年國际横穿南极活动由于路程过长，整个横穿过程需要不断获取外在补给，存有食品、汽油等必需物资的补给的地点称之为“cache”。每个“cache”都是根据规划好的路线精心设置的，1988年1月，国际探险网（Adventure Network）派出双水獭式飞机（Twin Otter）在规定补给点完成物资投递与安置。苏联的伊柳辛76号战斗机（Ilyushin-76）在在考察队横穿东南极大陆期间实时提供安全保障与临时物资补给，在整个横穿南极科学考察活动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法国提供阿格斯处理系统（Argos system）提供导航定位服务，为考察队播报外界时事新闻。法国的第二大保险公司巴黎保险联盟（Union des Assurances de Paris）是法国成员路易斯的长期赞助商，在本次活动中除提供资金支持外，赞助建造了UAP号破冰船，专用于此次活动的海上考察和返程工作。中国开放位于乔治王岛的长城站，作为考察队物资的缓存点和中转地。沙特阿拉伯也为本次活动赞助了资金并派出两名海洋物理学家参与了探险活动，不过他们是在考察队横穿南极大陆期间，乘坐UAP号破冰船沿南极大陆海岸进行科学考察。智利的彭塔一直作为联络中心及燃料储存地，及时对考察队发出的信号进行反馈。丹麦政府部门则在考察活动筹备期间为考察队提供格陵兰岛作为行前集训的场所。
有序的后勤支持系统是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最后能够顺利完成的基础和关键，其体现出的国际间合作与和平的精神也是此次活动带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 历史影响
1989—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活动，创造了极地探险史上诸多之最，是一次“历史性探险”。除此之外，因为中国和苏联两名科学家的加入，以及多国政府部门的参与，此次活动在国际政治与科学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探险史意义
人类的探险精神是不断探索未知，挑战前人的记录，取得新的突破。作为一次探险活动，1990年横穿南极活动创造了南极探险史上的诸多“首次”，被称为“历史性探险”。
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是第一支借助非机械方式，横穿南极大陆的队伍。在国际横穿南极探险队之前，英国探险家萨克里顿（Ernest Shacklecton）在1914年开展了帝国横穿南极活动（Imperial Trans-Antarctica Expedition），萨克里顿原本也想达成借助非机械力量横穿南极的目标，但是由于船在抵达南极大陆之前与冰山相撞，该横穿活动就此搁浅。1957—1958年维维安·福克斯（Vivian Fuchs）和艾德蒙（Edmund）领导的英国探险队，借助雪地覆带车横穿了南极。1981年费因斯（Ranulf Fiennes）与其他两名成员借助雪地摩托车完成了横穿活动。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帮助人类克服了南极大陆探险中遇到的诸多困难。但是用非机械力横穿南极大陆，一直是人类南极探险史上的空白。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全程依靠狗拉雪橇和自助人力滑雪的方式完成，无疑是探险史上的首次。 在横穿南极大陆的路程选择上，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探险活动也创探险史之最。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探险活动以南极半岛北端的海豹岩为起点，以南极大陆东海岸的苏联和平站为终点，总路程长达5986公里，这是当时横穿南极的最长路线。在之前比较知名的横穿南极活动中，探险者无一例外在到达南极点之后都选择继续向罗斯海（Ross Sea）方向前进。1989—1990年，与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几乎同一时段开始横穿计划的意大利登山家萊茵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在综合行程时间、横穿难度和费用成本等因素后，最后也选择将罗斯海岸作为终点。其路程长度和难度都远远低于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考察队选择的路线。《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篇记录科学探险活动的文章这样评价： “这次旅行花了7个月;探险队忍受了零下113度的低温和持续50天的风暴。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这么长的极地旅行;不太可能再有人这样做了。”①
2.政治意义
1989—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时值《南极条约》生效期满30年，伴随着剧烈的国际形势变化，南极治理面临新的转折。作为当时南极时局的一个缩影，科学、环境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在此次活动中得以体现。
科学探险活动结束之后，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全体成员前往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进行访问，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斯蒂格在《横穿南极》一书中回忆：“在每一站，我们都能收到积极强烈的公众舆论反应，这证明我们的活动的确激发了人类认识南极、关注南极的热情。他们会提出共同的问题：人类能够为保护南极做些什么？”（[4]，p. 288）活动组织的初衷便是唤醒国际社会对南极环境保护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横穿活动就是为了实现保护南极洲的目标”（[4]，p. 288），而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在国际社会引发的热烈讨论，极大地增强了南极洲的关注度，标志着此次活动目的的初步达成。
从更大层面来说，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为和平推进南极环境保护进程，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这次活动的目标是倡导一份环境协议，在1991年《南极条约》重新开放审议之前，呼吁各国保持南极条约和平合作的原则精神。在活动结束之后，探险队成员前往六个成员所在的国家进行访问，积极倡导多国政府同意将正在讨论的《南极采矿禁令》和协议附入南极条约。”①
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集中体现了科学、环境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作为南极治理转折大背景下的一个分支活动，它最终也为南极治理转折的国际大势贡献了力量。1991年10月4日《南极条约》成员国在马德里签署《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简称《环境议定书》），《环境议定书》的签订成为南极条约“体系演变的承接转折”，且“无形中，‘科学’和‘环境’成了国际南极‘游戏’中的两张牌”（[2]，页12）。
3.科学意义
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随行的科学家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冰川学家秦大河和苏联的海洋物理学家维克多，两名科学家在探险活动中收集到许多宝贵的科研样本和数据，对南极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尤以对南极冰川学研究的贡献突出。
中国队员秦大河在科考探险活动中负责南极冰盖考察的工作，研究的开展需要收集雪样，探险队每走3英里或者每行进1纬度，秦大河就要挖一个5—6英尺深的雪坑并进行样本的收集工作，在整个科学探险活动中，秦大河共挖了100多个雪坑，遍布东西南极大陆。采集冰雪样本的过程十分复杂，研究者要在极其严寒的条件下持续少则半小时多则几个小时的工作，这需要极大的忍耐力和科学献身精神。秦大河曾对斯蒂格说：“采集雪样的过程往往很困难，但是这是我的生活，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是探寻南极洲冰川及其对全球环境影响状况的真相必须要做的。”（[4]，p. 40）横穿南极过程中，考察队出现了物资补给不足的情况，为了能够按时完成行程，队员们必须轻装简行。秦大河在精简装备时，为了完整的保留收集到的雪样，不惜把备用的衣物都丢掉，路易斯称他为“疯狂的科学家”。科学精神与科学信仰推动着科学家去不断进行科学探索，坚韧奉献的科学精神支撑秦大河完成了艰险的科考活动，此次南极探险活动中秦大河共收集了800多瓶雪样，其中包括人类在冰川学研究史上第一次采集到的“不可接近地区”的冰雪样品。斯蒂格曾提到：“全球研究同一领域的科学家们都在焦灼地等待秦大河带回来的雪样。”（[4]，p.40）足见这一雪样的珍贵价值。
考察活动结束之后，秦大河采集到的800多种雪样被送往美国、法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研究所进行氧同位素的化学分析研究，雪样的污染情况被进一步测量。南极横穿活动结束后的几年里，秦大河与美国、法国、日本等多国科学家合作，夜以继日地进行实验研究和理论总结，主编《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冰川学考察报告》，“在国际上取得了系统性的有关雪冰物理、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成果”（[8]，页68），其重要科学认识包括：“建立了南极冰盖学密实化三类过程的成冰慎独、年平均温度、雪的密度变幅、雪的压缩粘滞系数、晶体生长速率、C轴组构和扁平率等参数的定量标准;建立南极冰盖现代降水中稳定同位素比率与气候的定量关系;揭示了亚南极冰川一系列独特的特征。”（[8]，页68）秦大河在学术理论方面不断提高，他关于南极冰盖表层物理性质与环境、气候关系的理论模式日臻成熟，并在国际上最早提出冰冻圈科学理论框架，并以此指导冰冻圈变化相关问题，推动南极冰川学的研究不断取得重要突破。秦大河在我国“率先开展南极冰盖冰川物理学，冰川化学和冰芯与气候环境关系的理论研究，是国防学术界反映我国南极冰川研究水平的代表任务和南极冰盖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者”[9]，对中国乃至世界南极冰盖的考察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9—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国际合作横穿南极大陆的壮举，来自美国、法国、中国、日本、英国和俄罗斯的6名成员通力合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南极条约》所规定的合作、和平与友谊精神在南极问题上依旧是最重要的，其广泛的影响唤起国际社会对南极洲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珍爱与关注，将人类凝聚在一起为共同保护这块科学研究圣地而努力。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考察队所表现出来的热爱南极、热爱和平、团结合作、献身科学的精神将永载史册。 參考文献
[1]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2]吴依林. 从南极条约体系演化看矿产资源问题[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4（5）.
[3]梁大兰. 秦大河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横穿南极考察[J]. 冰川冻土， 1989， 11（3）.
[4] Will， S.， Jon， B.. Crossing Antarctica[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5]向秦大河学习[J]. 党的建设， 1990， 4（6）： 20.
[6]秦大河. 秦大河横穿南极日记[M].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3. 248.
[7]陈金武， 张继民. 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抵达终点[N]. 人民日报， 1990-03-04： 1.
[8]王亚伟. 2013年度沃尔沃环境奖：秦大河院士代表中国科学家首获殊荣[J]. 气象科技进展， 2013， 3（6）.
[9]张园. 黄土地上崛起的科学巨星——秦大河[J]. 人大研究， 1993， 2（8）： 46.
Abstract： From 1989 to 1990， six explorers and scientists from six countries formed the "1990 International Trans-Antarctica Expedition Team"， which accomplished the first crossing of the Antarctic continent by non-mechanical forc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Antarctic exploration. This wa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Antarctic scientific expedition. The spirit of peace， cooperation and science demonstrated by the six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 at that time， exerted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Antarctic exploration history， politic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is expedition as well as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influences.
Keywords： 1990， Trans-Antarctica， scientific exp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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