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地区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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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明确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等一起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显示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正在逐渐确立。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具有跨地域、跨领域、高渗透等特性，日益成为带动经济发展新的核心力量。对于长三角三省一市而言，特别是其中相对后发地区，如何抢抓数字经济与一体化发展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新机遇，对解决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创新活跃，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先发之地，并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从速度与规模来看，2018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增速达到18.3%，规模达到8.63万亿元，是珠三角地区的2倍，占全国总量的28%，数字经济占本区域GDP的比重达到了41%。从省域看，2018年，江苏、浙江的数字经济分别超过3万亿元、2万亿元，上海则超过1万亿元，安徽则近1万亿元;增速均在15%以上，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
从政策举措来看，各省市陆续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持续发展。2018年6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布，共同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2018年，江苏省出台《新一代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浙江提出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制定《浙江省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2018-2022）》，出台多项举措推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发展。安徽则相继出台《关于印发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关于加快建设“数字江淮”的指导意见》等文件。2019年10月，上海市发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和原因分析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省际和省域内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后发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数字经济规模、数字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度以及数字人才等方面差距较大。
从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来看，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较大，且与GDP占比相对较高，但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距。上海数字经济已占主导地位，占比超过50%，浙江、江苏已超过40%，安徽数字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占比不到30%。
从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来看，根据21世纪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9长三角数字经济指数报告》，长三角城市在数字经济不同领域各有所长，但综合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在被评估的27个城市中，数字经济指数70分以上有2个城市，第一名是杭州市83分，第二名上海市74分;50分至70分的共6个城市，浙江、江苏、安徽分别有3个、2个、1个;最低分段40分以下的共12个城市，浙江、江苏、安徽分别有1个、4个、7个。从指数分值和城市数量可见，上海、浙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江苏苏北地区、安徽绝大部分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浙江相比较，江苏苏中、苏北各市数字经济指数与其经济地位或GDP位序并不完全正相关。
从数字人才分布来看，上海优势较为明显，人才综合竞争力强，分布比较均衡，浙江、江苏数字人才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苏州、南京、无锡等主要城市，安徽数字人才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合肥市。从行业看，长三角地区数字人才在ICT（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和制造业占比较高，在零售、娱乐、交通物流、房地产、建筑等行业较低。
对于后发地区而言，制约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认识不足、数据壁垒、措施不力、人才缺乏等方面：
认识存在误区，“小工意识”较为普遍。当前，对数字经济认识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地方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仍局限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本身，仅将其作为一种新型应用工具，或仅仅局限于信息技术与工业领域的深度融合。正如农业经济在于将土地和劳动力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工业经济在此之外增加了资本这一新的生产要素，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不仅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而且可以视为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因此，如果当前仍然局限于“小工意识”，把卖地、招项目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手段，而不考虑数据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工业时代“小农意识”的翻版，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
“数据壁垒”难破，数据共享流通不畅。数据的连通和共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数据孤岛”“数据壁垒”是实施数字经济最大的障碍。从企业来看，国际知名企业管理智库邓白氏公司于2019年3月对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企业进行了调查，显示92%的中国企业内部存在“数据孤岛”，长三角地区企业内部“数据孤岛”现象同样较为普遍。从政府来看，据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和江苏省信息中心介绍，当前政府部门手里掌握着80%的数据，但很多数据“深藏闺中”，各地各部门数据收集、加工、存储、利用的标准不一、缺乏统一管理，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和水平。江苏省工信厅大数据产业处介绍，从各地层面来说，部門间认识有差异，导致整体发展缺乏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很难形成合力，统筹推动大数据发展尚存难度。事实上，目前不少部门内部还没有实现数据共享，内部数据需求甚至需要通过腾讯、阿里等公司来购买。
政策举措不力，缺少主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与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以及政策举措有很大关系。有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后发地区，认为自身缺少发展数字经济的有利条件，发展数字经济只是上海、杭州、南京等发达地区的专利，没有认识到数字经济如今已无处不在，没有认识到数字对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没有认识到数字经济是动能转换的新动力、弯道超车的新引擎，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没有紧迫感，缺少积极作为。反观浙江常山县等一些后发地区，并没有因为基础落后而不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是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积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合肥数字经济在安徽各城市中能够“一枝独秀”，甚至在数字办公、数字商业等领域超过江苏、浙江的一些重要城市，在长三角处于领先地位，与其超前布局、前瞻定位不无关系，2017年合肥成立国有控股数据资产管理平台，2018年将进入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市梯队作为发展目标，这些都显示出合肥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 数字人才不足，缺乏根本动力。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所需人才最主要的是ICT领域人才。数字人才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力量，其聚集程度与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ICT人才聚集的地方数字经济发展往往相对较快，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地均是如此，后发地区或相对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其主要瓶颈就是缺乏高水平的数字人才。
推进后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虽然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但与自身潜力以及发展需求相比，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相对后发地区也更需要在新一轮数字经济新赛道中抢抓新的发展机遇。
树立数字经济新思维，加强发展数字经济的紧迫感。数字经济是先发地区动能转换的新引擎，更是后发地区弯道超车的新赛道，需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紧迫感，以构建经济发展新优势的立身之本。数据是未来最重要的资源，数字经济是数据与实体经济高度融合的经济，是未来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数字经济并不仅限于第二产业，在第一、三产业同样大有发展空间，需要积极探索开辟农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以及社会治理等领域新的应用场景。
不为所有，但为所用，抢抓一体化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新红利。人才是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是制约一些地方特别是后发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后发地区应本着“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理念积极引进发达地区的数字人才。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锡常乡镇企业利用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相比，如今浙江、江苏、安徽的一些后发地区利用发达地区的人才要便利得多。当前长三角地区已基本形成“1.5小时高铁圈”，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加上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以及一体化政策的助推，即便对于皖北地区，如今邀请上海、南京、杭州的人才已经如同近邻，可以常来常往。
优先发展数字政务，引领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浙江通过“最多跑一次”政务改革，有力推动了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数据平台建设，特别是有效打通了部门和地区间“数据孤岛”，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引领意义。对于后发地区，优先推行数字政务，具有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能够为数字经济打好数字平台的基础，引领数字经济理念的传播，从而带动其他各领域数字经济的发展。
突出发展工业互联网，助推产生龙头标杆平台企业。平台型企业与独角兽企业已成为企业生态与创新的代表，未来的超大型公司一定是从这两类企业中诞生。当今数字经济发展重点已由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与浙江相比，上海、江苏、安徽明显缺少平台型龙头标杆企业，地区带动效应不强，很难为独角兽企业提供孵化平台。新一轮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实体经济，江苏等省份制造业规模优势明显，发展以工业互联网为重点的产业互联网潜力巨大，需要抢抓这一难得的新机遇，推动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
先做“盆景”，再造“风景”，以试验区示范区带动全域发展。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后发地区而言，需要借鉴学习先发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先行打造数字经济“试验区”“示范区”，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盆景”，待时机和条件成熟时，再“由点到面”推广到其他地区和领域，形成数字经济全域发展的“风景”。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家数字經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于2019年10月20日在浙江乌镇发布，确定浙江、河北（雄安新区）、福建、广东、重庆市、四川等6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以“南北挂钩”“技术飞地”等形式，探索创新区域合作发展新模式。长三角一些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主要原因是缺少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后发地区应大胆创新，主动出击，探索“南北挂钩”“技术飞地”等数字经济区域合作发展新模式，向上海、杭州、南京等先发地区寻求帮助或合作。在合作中，应坚持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确保合作持续高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数字经济本质的体现和要求。
（蔡怀平：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李骏：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张蔚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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