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社会使命与服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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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莉
【摘要】博物馆作为服务社会并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使命。同国外相比，我国的博物馆在功能定位、管理体系以及管理人才的发展上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因此，我国博物馆建设应积极迎接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数字化潮流带来的挑战，为社会发展创造出全新价值。
【关键词】博物馆 社会使命 公共服务 功能定位
2010年6月12日，李长春同志发表了题为《保护发展文化遗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文章，对文博工作应当发挥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丰富生活等作用的阐述，是对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在文博工作中的展开和深化，是对我国文博事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这对包括博物馆建设在内的文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
博物馆的社会使命
将博物馆视为通过展现良知、智慧和艺术来诠释人类文明的知识源泉是国际社会认识博物馆社会使命的新趋势。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维也纳修订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把博物馆定义为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
1946年国际博协成立伊始对博物馆的定义侧重于“收藏”，1951年被修订为以“保存、研究、提高”为目的，随后，在1961年加入了教育的功能，1974年加入了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要求。1989、1995、2001年则对博物馆的组织形态做了越来越宽泛的定义。2007年的定义将“教育”调整到了博物馆业务目的的首位，作为“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出”等项博物馆基本业务的共同目的；同时，又将博物馆工作对象延伸到“物质及非物质遗产”。进一步反映了国际博物馆界近年来对博物馆社会责任的强调，反映了对博物馆公共服务的关注，也反映了博物馆在传承地缘文化传统、培养基本价值观领域的重要作用。国际博协对博物馆最新定义发布之后，国际博物馆界共同研究博物馆事业对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使命和重大意义的活动异常活跃，2009年在东京举办的国际博协亚太分会年会的主题是“重新思考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与区域文明遗产”，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博协第22届代表大会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
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功能
发达国家在过去30年间将博物馆的社会使命与公共服务纳入国民终身教育与创立学习型社会的范畴，日本的5600座博物馆已经成为国民进行终身教育的三大支柱平台之一（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日本引进、消化、吸收了欧美国家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经验，制定了与终身教育相关的《社会教育法》、《图书馆法》、《博物馆法》、《终身教育振兴法》，全面打造了具有亚洲文化特色的国民终身教育体系。
纵观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路线图，其模式与国际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国家文物总局公布的资料，中国博物馆的数量从建国初期的24座，发展到了2010年的3000多座。我国博物馆的馆藏数量与质量，从事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出专业人员的数量与素质可与国际同行相媲美；但在如何将博物馆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相整合，并将之作为国民教育的支柱平台之一向社会提供服务方面，我们确与国际社会在相应的法律框架、运营机制、管理体系、管理人才等有着巨大的差距。
与日本相比，我们缺少与国民终身教育及博物馆社会服务相关的法律框架，教育尚未成为博物馆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没有为博物馆运营所建立的指标管理体系，政府部门及民间组织对博物馆的财政支持无科学化决策依据；我们没有类似日本的“学艺员”人才培养与资格认证体系及文化振兴研究，博物馆管理体系与管理人才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博物馆数量与建设规模的发展。我们博物馆从事公众教育的一线工作人员对自身的定位仍停留在吃青春饭的解说员上，而日本负责公众教育的工作人员不乏讲师、教授头衔的教育专家。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博物馆网络不仅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有形纽带，而且还是保护全人类文化遗产，链接各个国家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无形平台。我们应当帮助公众转变观念，将博物馆视为陪伴终生的教育平台。博物馆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应该成为从事“知识中介”的咨询师，根据公众在终生教育各个阶段的各种需求，无论是面对何种民族、宗教、职业、教育程度或年龄组的人群，我们都能通过推陈出新的博物馆教育计划，创造、获取、消化、利用及传播知识，帮助国民实现对中华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对道德伦理的再认识，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世代相传的价值观。
未来博物馆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03年日本博物馆协会颁布21世纪未来博物馆建设蓝图时，特别提出未来博物馆建设必须重视三项基本功能。收集功能:探索寻求社会资料，并传播给后人；管理功能:明确社会使命，向公众开放运营；沟通功能:与公众分享知识的刺激和乐趣，创造全新价值。这些基本功能，不仅限于博物馆，也是其他文化教育机构所应具有的基本功能。
文化资源的一元化管理是国际社会的又一新潮流，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正依靠国家的力量推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三馆合一”的一元化管理。同时，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已经把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当作文化保存机构。
博物馆建设应积极迎接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产业的发展伴随着时代的繁荣而不断兴起，或者由于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进入21世纪，我们的社会正向由高度发达的信息网和计算机驱动的第四产业转变。因此，当今社会被称作信息时代、知识型社会。电影、出版、音乐、戏剧、歌剧、媒体技术等与文化相关的产业被叫做文化产业。那么，我们如何对博物馆产业定位呢？博物馆海量信息的传播应当是文化事业的主角，也是博物馆业务的核心。第四产业的发展为我们带来的机遇，我们应当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层面研究博物馆数字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通过文化产业的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巨大的差距。最近发布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２０１０）》报告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比重不足４％，欧美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该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并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日本在八十年代中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开始实施由“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的战略部署。为了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利用文化为载体，以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为手段，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紧步日本后尘，上世纪末韩国开始在文化领域创造“韩流”奇迹，通过输出文化拯救韩国经济，本世纪初就进入了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列。
以GDP论经济实力，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接近甚至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论我们的文化产业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观对世界的影响力，我们的作为还十分有限。国际社会在经济、技术、国防领域的竞争开始由更为隐蔽的文化竞争所显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上任后十分重视通过互联网向国际社会施加影响的事实应当引起我们对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视。
博物馆建设要顺应数字化发展的潮流。在国际化进程中，带给博物馆较大影响的是数字化进程的波涛。在国际社会间移动的不仅是物理形态存在的美术作品和历史资料，信息的移动和流通事实上也在网络上进行。我们可以预测由数据资料而演化的知识库将开放给公众使用，网络社会中数字化的功过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点研究的课题。
欧美各国的文化产业政策开始对数字化文化遗产的形成与推进重点倾斜，相应标准化的研究如火如荼，在第四产业浪潮到来之际，迅速占领制高点，把握话语权是各国的研究重点。针对这种趋势，我们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受中国文化与汉语影响较大的亚太地区，发挥我们文物大国的优势，吸引亚太各国与地区博物馆管理与研究，以及公共政策、行政管理、学术、历史、技术、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尤其应当尽快建立由中国主导的与日本、韩国及台湾等国家与地区进行博物馆政策的协商和技术层面的对话机制，共同开展数字化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与社会实践，并借助国际标准化机构（ISO）的相应标准进行比较研究。
数字化处理的信息，进一步说“数字文化遗产”这种新形态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处于亟待解决的状态。每每创造出新的媒体形式，都会引发媒介变革。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想象不论是博物馆、图书馆还是档案馆，都会变得没有边界与国界，通过网络检索到的资料信息可以由通用平台提供。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正在开展一系列的研究，我国在相关法律尤其是面对网络信息发布而制定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重视，若干年后我们可能会面临我们是文物大国，但不是数字化文化遗产大国的尴尬局面。
结束语
由于21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认识博物馆的社会使命，完善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借鉴国际社会文博领域发展最新成果的他山之石，保护发展文化遗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是我们文博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作者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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