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孤立主义”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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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 斌
[内容提要]孤立主义作为关国政治文化与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流地位早已为全球主义所取代，但每逢美国的国际处境恶化或国内问题突出，孤立主义便会抬头。就维护自身利益的目标而言，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其实殊途同归。冷战后尤其是伊战以来，美国人的孤立情绪确实有所上升，但新孤立主义的政策主张更多地反映了某些特殊利益群体的需要，未必代表公众的普遍意愿。美国的世界地位、“国家风格”及其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放弃全球主义。
[关键词] 美国外交 孤立主义“新孤立主义”全球主义
中图分类号：D8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1-0057-04
一
自冷战偃旗息鼓以来，有关美国“新孤立主义”的议论不绝于耳。伊战以后，更有人断言美国外交的“钟摆”正步入新一轮孤立主义“周期”。一个向来标榜“替天行道”，如今环顾左右不见一个竞争对手的“新帝国”，准备自甘寂寞、孤立自处，这在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听来，不免如“涣有丘，匪夷所思”。
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是一种对外政策思潮和外交原则，在二战之前，主要指不干涉、不卷入欧洲的联盟和战争，不承担任何国际政治、军事义务。历史上，孤立主义有三种不同的主张：少数极端孤立派反对卷入一切国外事务；“美洲堡垒”派反对卷入西半球以外的事务，但很乐于借地缘之便干涉西半球；“亚洲第一论”者反对卷入欧洲事务，但主张积极干涉亚洲事务。因此，美国孤立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闭关锁国式的全面孤立，而只是局部孤立：在地缘上，主要指对欧洲事务的孤立，在亚洲、拉美等地区则奉行干涉主义；在内容上，主要指军事、政治上的孤立，在经济贸易方面则积极进取。
“孤立主义”实际上反映了一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和对外战略基本取向，并非美国所独有。历史上其他国家采取对外孤立政策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规避外来政治、经济或思想意识形态威胁。美国的孤市主义则不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还与美国人对其“生活方式”的自信和道德价值观上的优越感有关。美国人不仅在地理上，更在思想意识上将美欧视为新旧两个世界，前者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后者则是专制、陈腐、落后的同义词。这种根植于立国信念，缘自清教思想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感是美国孤立主义传统“历久弥新”的一个深刻原因。
众所周知，孤立主义作为一项外交原则以华盛顿发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别辞》为开端，其最初形式是中立主义。1796年9月，华盛顿发表著名的《告别辞》，告诫美国人不要卷入外国事务尤其是欧洲的争端，避免建立任何长期的结盟，在与他国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关系。告别辞所确立的中立和不介入欧洲事务的原则，对美国外交和政治生活影响深远。1801年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也告诫“不要缔结任何纠缠不清的联盟”。1823年出台的“门罗主义”，更是这一原则的发展。它明确揭示了美国孤立主义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不允许任何欧洲国家染指西半球。
立国之初，美国羽翼未丰，无力与其他大国抗衡。在华盛顿发表《告别辞》时，美国人口还不到500万，“门罗主义”出台时，也不过1000万多一点。美国首先要考虑的是保卫国家独立，同时在北美大陆开疆拓土，发展经济。美国远离国际纷争的漩涡并拥有两洋屏障，这也是保持孤立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天然便利。它当时要竭力避免欧洲列强插手西半球，没必要也没能力干涉欧洲事务。总之，从建国之初到二战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华盛顿的遗训始终是国会外交政策辩论的基调，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思想中处于支配地位。
孤立主义曾使建国初期的美国深受其益，得以避免卷入欧洲战乱，集中精力发展自己。有人甚至认为，19世纪以孤立主义为特征的外交政策和以领土扩张为主题的西进运动是美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条件，孤立主义推动了西进运动，西进运动推动了现代化。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它迫切需要开辟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孤立主义仅相对于欧洲事务而言的特点愈加明显。美国通过单边行动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掠夺了大量领土。1914-1917年间，美国力图避免卷入一战，战后又拒绝加入国际联盟是孤立主义的表现。20-30年代，美国传统孤立主义掀起最后一次高潮。孤立主义者强烈反对卷入欧洲冲突。美国不愿对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实施贸易限制，对西班牙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参与逼迫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坐视法国败亡，以及1935-1937年的中立法，都体现了孤立主义的巨大影响。1940年孤立主义者还成立了“美国第一委员会”。随着欧战愈演愈烈，美国的中立立场才逐渐改变。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的租借法案，这是美国由孤立主义转向全球主义的标志。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更是使孤立主义元气大伤，从此退出统治地位。
二
二战以后，美国登上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外交也走上了全球主义的道路。1948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范登堡决议案”，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确定了美国对外联盟政策的基本原则，推动了美国全面迈向全球主义。但孤立主义的传统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而是以新的面貌不时抬头。随着欧洲政治经济的发展，美国人当初意义上的落后欧洲自然已不复存在，“孤立主义”的含义于是转变为专注美国自己的事情，避免过多介入全球事务或承担过多国际义务。类似的思想、情绪或政策主张经常被称为“新孤立主义”，直至今日。
二战以后，孤立主义至少有过三次大回潮。
50年代初，由于对华政策失败和朝鲜战争的挫折，孤立主义一度抬头。孤立主义者一方面批评杜鲁门政府在欧洲承担了过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义务，另一方面却继承传统孤立主义关于“亚洲第一”的主张，在亚洲坚持强硬的干涉主义立场。在孤立主义的压力下，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加强对台湾国民党的援助。在1952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自由派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及其老谋深算的外交顾问杜勒斯为取得孤立派的支持，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直到1954年民主党控制国会，朝鲜实现停战，孤立主义的影响才悄然而退。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由于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特别是在越战中的失败，孤立主义再次卷土重来。这同时也是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的转型时期。20世纪以来，孤立主义的中坚是共和党保守派，力量集中于美国中西部。两党自由派则主张“国际主义”，并以东部地区为大本营。越战期间，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党派分野发生显著变化：民主党自由派从国际主义转向反干涉主义，加入新孤立主义阵营；孤立主义的地域界限也发生变化，中西部不再是孤立主义势力的“基本盘”；虽然大多数新孤立主义者仍然要求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但同时也主张从亚洲撤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尼克松决心结束越战，在亚洲实行战
略收缩。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外部威胁减弱，干涉世界事务的理由大为减少，美国人因在海外失去目标感和“兴奋点”而四顾茫然，加之全球化的冲击，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突出，孤立主义于是又浮出水面，并发展成了新的孤立主义思潮，形式五花八门，如经济孤立主义、安全孤立主义、环境本土主义等等。近几年美国人更因“9・11”事件和对伊战争而情绪低落，产生重大的挫折感，“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孤立情绪再度高涨。
新孤立主义者强调美国的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反对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以及与盟国的关系中承担过多责任，反对向海外派兵，反对或要求减少对外经济援助，反对大量向美国移民，提倡贸易保护主义，拒绝承担新的国际条约义务，有的甚至主张解散北约，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总之是反对美国干涉或参与无关自己核心利益的国际事务。他们认为，美国过多地插于中东、巴尔干事务只会自找麻烦。但他们同时也支持增加国防预算，发展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的许多政策行为也因此被打上了孤立主义的印记，如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退出反导条约，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阻碍贸易自由化进程，削减对外援助金额，拖欠联合国会费等。
不过，这些被舆论称为新孤立主义的行为，原因其实不止一端，实际上还反映出美国外交受到国内党派政治和利益集团左右的现实。新孤立主义的主张未必真正反映民意，某些孤立主义论调其实是对民意的误解甚至误导。美田公众本必如某些美国政治家或评论者所言在冷战后已转向孤立主义。因此，新孤立主义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误解公众”的“神话”。这种外交政策与民意背离的现象看似怪异，原因却很简单，因为美国公众普遍漠视外交事务，民意作为美国政治生态的平衡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少数利益集团、族群集刚以及党派利益乘虚而入，政策常常被这些用力最勤、声音最大的利益群体所左右。
三
“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思想传统。一般而言，全球主义主张美国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促进自由市场经济，推动全球一体化；孤立主义则主要关注美国自身利益与安全，对国际事务不感兴趣，对海外军事行动持审慎态度，希望保持外交上的行动自由，因此还倾向于单边主义。历史上，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势力更为强大。新孤立主义者的成分则更为复杂，既可能来自美国两党、政府各部门、地方权势集团或社会上层，也可能是公众的一般情绪。而国会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对政策影响最为直接，主要是通过国会在防务授权、外交拨款、条约审批等具体问题上发挥影响。
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都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前者历史悠久，后者则基本上是一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孤立主义在思想上或许更接近许多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的美国人的“本能”，但在实践上却是全球主义更多地占上风。自战后以来，美国国内普遍认为孤立主义并不可取，即便在越战期间，也少有人以孤立主义者自居。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9・11”事件后的美国政策说明，孤立主义在冷战后并术主导政策方向。
美国国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政治结构也表明，孤立主义其实并无太大市场。尽管一些老保守派还有难以割舍的孤立主义情结，新保守派却是国际主义者，不仅主张积极介入国际事务，还强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他们同时也是崇尚武力的现实主义强权论者。自由派中的强硬派即民主党中的鹰派，与新保守派非常接近，只不过在手段上还有认同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一面。温和自由派则一向提倡多边主义、国际规范和自由贸易，希望更多利用软实力来维持美国霸权。
如果说孤立主义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主要指不卷入欧洲的联盟与战争，进入20世纪，则表现为不愿加入国际联盟或其他国际组织，不愿积极应对国际危机，尽量避免或推迟卷入世界大战。战后以来的所谓新孤立主义，其实并无统一的目标与指向，关注的议题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内容更为广泛同时也更具有选择性。但新孤立主义的精神实质与传统孤立主义并无二致，无非强调“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美国便是一切”，并且排斥异乎于美国的思想观念，其对外部世界与国际事务的消极态度和不愿承担国际义务的倾向，也一脉相承。
美国的孤立主义从来就不是要与外界绝对隔绝，孤立是相对的、局部的和有选择的。对欧洲的孤立主义与对亚洲和拉美的干涉主义自始就并行不悖，已经很说明问题。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两种外交政策思想，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因为其共同基础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孤立主义同样是以把美国想象为上帝特选的国家这种信仰为依据的。正如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其审慎形态可能主张尊重别国的权力与利益，但走向极端却可能发展为修昔底德笔下那种雅典式的、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同样，以清教思想和天命观为基础的美国式理想主义，也常常产生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结果，与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均有不解之缘。盖因美国人的道德优越感使之要么倾向于脱离这个世界，要么设法改造它。事实表明，这种摇摆往往又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当自己实力虚弱或处境不利时，便奉行孤立主义和不干涉政策，以求洁身自好或独立自保；当实力强大或无所顾忌时，便祭出全球主义或国际主义的旗帜，伸张权势并改革与传道。看上去颇有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意味，其实无论是“内敛”还是“外放”，皆出自战略目标与战略能力的权衡，出发点都是维护自身利益。这是理解所谓美国“国家风格”与战略文化的一条重要线索。
不过，事物总有两面，孤立主义在“外人”看来也并非一无是处。孤立主义不愿承担应有的国际义务和过分强调行动自由的单边主义倾向，固然有其保守、狭隘乃至自私的一面，但战后美国外交所面临的困境和招致的批评，根源通常并不在于它对国际事务介入太少，而恰恰是太多，因此新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过多干涉海外事务的立场，也不乏实际意义。
美国孤立主义的回潮有明显的规律：要么因为一场大战刚刚结束，国家要休养生息，“子弟兵”要安居乐业；要么由于国内社会矛盾恶化或经济状况不佳；要么就是在海外陷入困境、吃亏碰壁之后。总之，每逢国内问题突出或国际处境逆转时，孤立主义情绪便油然而生。
当前美国人的孤立情绪确实因为伊拉克问题而有所高涨。但冷战后的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在传统安全与地缘政治之外，美国还面临诸如武器扩散、环境污染、贩毒、恐怖主义以及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等各种新的威胁，这些都事关美国切身利益，且必须通过国际参与和国际合作才有可能解决。
无论如何，美国今日的世界地位已远非其建国先贤们所能想象。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使之不可能真正放弃全球主义。它既挡不住霸权的诱惑，也不会轻易放弃美国式“理想”。即使在受挫之余回归孤立主义或“狭隘的、犬儒式的”传统现实主义，那必定只是其全球主义主旋律下的一小段插曲，或者根本就是这一主题在特定情形下的某种必要的变奏。
(责任编辑：张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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