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身体研究及其人类学转向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章立明

　　[摘要]西方身体理论在中国身体研究中遍地开花，作为身体研究重要一支的身体人类学，在国内学术界几乎处于空白地带，断言中国的身体人类学命题还为时过早，本文探讨的是中国的身体研究现状及其是否具有人类学转向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国身体研究；人类学转向
　　[作者]章立明，人类学博士，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Q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46-010
　　
　　前言
　　
　　在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信仰诸问题在根本上都关涉到身体问题，甚至本身就通过身体来表现，布莱恩・特纳说：“人类有一个显见和突出的现象：他们有身体并且他们是身体(1)。”(1)[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4页。现代学术思想以身体为维度，衍生出种种的知识性言述：身体现象学、身体政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人类学、身体形态学、身体管理学、身体美学、身体叙事学和文学身体学……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身体由存而不论视而不见一跃成为国内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界争相言说的话题之一。首先是大量西方身体研究著作的相继翻译和出版。2000年3月，春风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了“阅读身体系列”，其中包括《身体意向》、《身体与性属》、《身体与社会》、《西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身体史话》、《身体思想》和《身体与情感》等；2002年6月，华龄出版社又推出“生理人文系列图书”，其中包括《老婆的历史》、《接吻的历史》、《乳房的历史》、《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史》和《婚配自然史》等；从2003年起，百花文艺出版社也推出了《沐浴的历史》、《世界鞋史》、《头发的历史》、《内衣：一部文化史》和《世界文身史》等身体系列丛书。
　　其次是国内众多译著、专著或网络开始介绍西方的身体理论。如钱捷的《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上、下)(《哲学研究》，2001年第5―6期)、谢有顺的《文学身体学》(2001年，公法评论网站)、黄金麟的确《身体与政体一研究二十世纪中国身体的一些线索》(2001年，公法评论网站)、康正果的《身体和情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陈立胜《当代思想中的身体转向及其意义》(2002年，文化中国网站)、汪民安的《尼采、德勒兹、福柯：身体和主体》(2003年世纪中国网站)、汪民安等主编的《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谢有顺的《身体伦理的变迁》(2003年，世纪中国网站)、汪民安的《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萧武的《身体政治的乌托邦》(《读书》，2004年第3期)、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葛红兵等的《身体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等。
　　最后是西方身体理论在中国身体研究中全面开花。如以身体研究为核心词，可以查到100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身体素质、身体形态、身体权等方面研究，主要刊发在《中国校医》、各省区的《体育科学》、《体育科技》以及各级体育学院的学报上，这类研究所涉及的身体指的是运动学、生理学的肉体对象。以身体文化为核心词，可以查到116篇论文，内容从身体政治、身体美学、身体写作、文化理论的身体向度、身体表达、身体话语、身体健康、身体消费、身体文化到身体叙事等，重要的如《跨文化交际语用中的身体隐喻词汇联想》(《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身体的仪式――当代大众服饰文化解析》(《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等。以身体现象学为核心词，可以查到10篇文章，如《身体的社会形塑与性别象征一对阿文的疾病现象学分析及性别解读》(《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隐喻的身体一梅洛一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从纯粹到不纯粹：一种身体现象学的观照》(《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肉身化主体与主观的身体――米歇尔亨利与身体现象学》(《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身体性理论：新现象学解决心身关系的新尝试》(《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等。以身体社会学为核心词，查到9篇论文，重要的是：《都市芭蕾：“社会学的想象力”及身体政治》(《读书》，2007年第7期)、《札礼：一种体化实验一身体社会学的视角》(《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身体社会学――当代社会学的理论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
　　作为身体研究重要一支的身体人类学，在国内学术界几乎处于空白地带。从1994―2007年。在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1504篇文化人类学论文中，以身体人类学冠名的只有叶舒宪的《身体人类学随想》(《民族艺术》，2002年第2期)，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中国重要报纸皆没有涉及身体人类学研究，因此，断言中国的身体人类学命题还为时过早，本文探讨的是中国的身体研究现状及其是否具有人类学转向的可能性。
　　
　　一、中国身体研究现状
　　
　　“身体与理念的关系，在古代性中是一种价值论意义上的制约关系，即身体受理念的超自然意义约制……文化性的价值理念系统有如一件服饰，某个身体穿上它才禀得一种生存的人性身份和社会性的权利(1)”。身体作为一种话语符号和隐喻，是在历史、社会、文化中被建构起来的，研究身体除了研究其生理性的肉体与心理性的情感、意识外，还要研究身体生成所牵涉到的社会族群与历史文化等。约翰奥尼尔在生理身体与交往身体的大框架下区分出了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2)。身体内涵的丰富性正是身体研究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难度所在。
　　西方的身体研究侧重于身体的形态、意向、属性以及身体与社会、身体与情感、身体与思想、男性身体、女性身体等方面的探讨，国内大量的身体研究主要分布在身体与社会、身体与文化、身体与消费等方面，我们可以大致从身体生成史、身体民俗化和肉身化消费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身体生成史
　　身体是一部身体的生成历史，身体生成指的并不是身体的一种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对其的建构。仔细观察与分析身体的生成史，就能解读人类赋予身体的社会、文化内涵，就可以理清身体与历史的多重关系。
　　身体生成史的研究始于福柯，福柯通过《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和《性的经验史》等一系列著作，阐释了国家强权、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微观权力是如何规训、惩罚、宰制身体的，“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3)”。福柯之后，身体生成史研究成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4)”，

就国内的身体史研究来看，论文主要集中在身体政治史、身体医疗史、女性身体史和性史等方面。
　　1、海外中国身体史和港台等古代身体史研究
　　身体史理论一经提出，就迅速成为海外中国史研究者研究中国的新视角，著名的专著有：高罗佩的《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杨群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表现性与希腊和中国医学的分歧》(New York：Zone Books，1999)通过中西比较研究来呈现中西身体论述的差异并解释这种差异的源流；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直接出卖自己的“性”――或者说身体――为生的娼妓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考察对象，指出针对娼妓制定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无不体现了某一群体企图通过对“性”这一关乎人类及社会问题的控制来达到其对政治权力的操控；费侠莉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960―1665》(甄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着眼于《黄帝内经》，论述了从宋代到明代的700年间，中医妇科学中的身体和性别，这不是仅仅从一般技术史的角度考察中医妇科学的内容和历史，而是从社会与文化等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女性在中医学中所承当的文化角色；此外还有高彦颐关于明代妇女缠足和澳大利亚学者黎志刚关于近代中国发型《想象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论文集《中国近代的国家与市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3年)等研究。
　　身体史研究在台湾、香港等地也颇为盛行，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医疗社会史、中国古代的气论、礼教、儒家身体政治观以及近世情欲观等方面。如颜学诚的《修炼与身心互动：一个气的身体人类学研究》(《考古人类学刊》第58期)；蔡璧名的《身体与自然――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中心论古代思想传统中的身体观》(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黄俊杰的《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提出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身体观研究的三重视野：“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的身体和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1)”。⑥杨儒宾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梳理了先秦儒学身体观的四个面向：意识的身体、形躯的身体、自然气化的身体和社会文化的身体(2)。
　　身体在古代中国常常作为国家、政治的隐喻，国内学者张再林的《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认为中国古代伦理学，不仅视“夫妇伦理”为伦理原型，而且还以行训身推崇躬行主义伦理。周与沉的《身体：思想与修行――以中国经典为中心的跨文化观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对早期中国经典中气一身体思想进行了深入开掘，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心性的形而上学，从而真切地体认中国文化中的人心、人事和人生。
　　2、近代社会变迁中的身体史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格局里，身体的存在究竟处在一种怎样的景况，这个问题一直未有清楚的阐释，现在这一状况已随历史学的发展有所改观，冯尔康在《近年大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趋势――以明清时期的研究为例》一文中专门将“身体史”列为大陆社会史研究的第九大发展趋势(3)。一些身体史方面的研究如服饰与民族形成、身体与国家(发式与现代化、废缠足与妇女解放)的研究多多少少填补了中国近代身体史缺席的空白。
　　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羌族妇女服饰：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8年)，以二十世纪前半叶到九十年代，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绵阳区北川等羌族地区的羌族服饰在时间、空间与人群间的变化过程为例，认为这是“民族化”的结果与反映，反过来它也强化“民族化”所造就的各种认同与区分，从动态的历史与现实政治层面思考了“传统”、“民族”与“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意义。邓如冰的《晚清女性服饰改革：女性身体与国家、细节和时尚――从废缠足谈起》(《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5期)，认为在以维新人士为主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废缠足等女性服饰改革被提到了强国保种的高度，随着服饰改革的推进和服装细节的剪除，女性的身体和内心都得到了重新的展示。
　　台湾东海大学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选择1895--1937年来展示近代中国身体生成，因为“这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困顿局势，以及因此困顿而产生的许多改革措施，如清政府推行的自强运动，变法、修律和教育改造运动，以及由民间知识分子所发动的军国民、新民、新文化和公民运动等，都和身体的打造或再造有着直接的关联。甚至以爱国作为名义的各种学生运动，也都对近代身体的型塑和使命化产生一定的强化作用……这些出现在论述上和制度改造层面上的变化，使身体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变(1)。为了展示身体被改变的历程，黄金麟还选择了“四个攸关身体生成的基本面向”，即“身体的国家化和使命化开展、身体的法权化发展、身体的时间化走向以及身体的空间化展演(2)，最后把身体的归属总结为，“这个为时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使身体的归属从原有的‘家属’形式，转变为以个人和国家作为主要的归属对象(3)”。
　　在中国近代史中，对男子剪发易服、女子不缠足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的关注成为最具身体史内涵的研究。如王尔敏等人的《断发易服改元――变法论之象征旨趣》(《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变法与立宪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冯尔康的《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史学集刊》，1985年第2期)；李喜所的《“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1期)论述了辫子在有清一代的泛政治化倾向以及在晚清成为革命与否的标志和共和政体的身体象征问题；侯杰、胡伟的《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认为从剃发到蓄发再到剪发，清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史就是一部身体史，而辫子本身从剃到蓄再到剪的变化过程，也见证了整个清王朝的兴衰和中国逐渐迈向现代化的历程。杨兴梅的《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探讨了缠足这一在传统社会中被主流社会认可和推崇的习俗，到了近代是如何在众多社会思想因素的作用下逐渐被主流社会所摒弃和排斥，以及围绕着对小脚美与丑的不同认识所反映出的近代中国上下两个世界；杨念群的《从科学话语到国家的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北京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通过对反缠足运动过程中，西医传教士通过宣示医疗卫生观念使缠足从美观向丑陋的演变过程、维新知识分子把缠足现象表述为强国保种之障碍的经过以及缠足在国家制度层面最终沦为非法的复杂现象等内容的事实呈现，来展示和诠释国家行为与传统社会风习的互动关系；赵新平的《清末不缠足运动和妇女解放》(《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则把清末妇女的不缠足运动与妇女解放实践联系起来思考。

　　3、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身体史
　　身体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身体的性别、性征等问题上的推动作用，身体史研究的领域与性别史的研究领域存在着相当大的交叉，“我真的一直在探询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妇女是不是真的不能开始并最终通过身体思考，将那曾经被非常残忍地肢解下来的身体重新组合起来(1)。”随着S・波伏娃的《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K・米利特的《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和G・罗宾的《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李银河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年)等一批社会性别理论译著相继在国内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身体研究，开始涉及女性的性与情感、生育史、男同性恋史等内容。
　　1998年，李银河出版了《中国女性的性与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吕铁力的《生育人生》(华夏出版社，2002年)通过对壮族，毛南族，瑶族和鄂伦春族中的18位生活在乡村的妇女生育经历的访谈，探索以少数民族妇女为主体的生育文化；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研究，如禹燕的《生育：告别女人的私语》(《中国妇女报》，2003年3月24日)、周华山的《女性如厕与身体政治》(《社会学家茶座》，2003年第1期)、张祺和庞明慧的《重新想象女性的身体》(《中国妇女报》，2003年12月16日)和朱和双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形象的现代建构》(《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等。
　　酷儿理论极富挑战性，“酷儿理论家寻求对身份本身的超越，他们看到了制造分类这种做法内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不打算用“更佳”的分类来取代那些静态的分类，而是向这些分界线本身挑战(2)。以此激发了中国身体史中性和同性恋问题的研究，如潘绥铭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李银河、王小波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达临、鲁龙光的《中国同性恋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童戈(化名)主持并完成的《中国人的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内部资料，2006)等。
　　除了性别史的研究外，医疗史方面也有一些成果，如余新忠的《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探讨以疾病医疗史为起点的身体史研究的可能性；汪民安的《SARS危机与身体政治》(《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详细地讨论了在政府组织控制突发疾病时的身体问题；张跃宏的《中国的变迁和中国人的身体》(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以改革开放以来男性阳萎治疗为切入点，指出治疗阳萎是新时代的欲望主体性的表现之一，从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
　　
　　(二)身体民俗化
　　如果说身体研究在史学领域的展布，主要是源于西方身体理论的激活，那么，在宗教、民俗、民族和艺术中从来就不缺乏以身体作为出发点的研究，因为“身体是我们能拥有世界的总的媒介……身体的自然手段最终难以获得所需的意义，这时它就必须为自己制造出一种工具，并籍此在自己的周围设计出一个文化世界(1)”。于是身体与食物、服饰、陈设、居所；身体与气功、武术、舞蹈、戏曲、书画、音乐、手艺、杂技、游戏、烹饪、药物等以及有关身体的信仰治疗、迷狂、灵媒、禁忌等，就出现在从1979年起，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陆续整理和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而且还有不少专著涉猎这一领域，如：乔继堂主编的《中国人生礼俗大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郭锦桴的《中国女性禁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鲁克才主编《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邢莉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化》(中国档案案出版社，1995年)、赵丕杰主编的《中国古代礼俗》(语文出版社，1996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99年)、颜其香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系列》(农村出版社，2001年)、李春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风土漫记》(中国国画出版社，2004年)，本文侧重探讨的是服饰、文身文面与身体禁忌等。
　　1、作为身体展示的服饰
　　服饰与身体的关系，历来为民俗、民族学者所关注，并将服饰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如头衣包括冠、帽、包头等，体衣包括上衣／衫、下裳裙／裤等和足衣包括鞋、袜、绑腿等。
　　头衣是服饰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相关的研究有杨德望等的《云南民族文物：身上装饰》(文物出版社，1991年)、杨源的《头上的艺术一少数民族头饰初探》(《装饰》，1995年第1期)、唐绪祥的《中国少数民族身体装饰》(《装饰》，1997年第1期)、杨源《中国少数民族身体装饰》(民族出版社，1998年)、李昆声的《云南艺术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黎爱蓉的《彩羽和银环一云南民族人体美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王昶和申柯娅的《中国少数民族首饰文化特征》(《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4年第1期)等。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有关服饰类的文章多达2777篇，其中主要是关于体衣的。如莫福山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胡敬萍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梁丽娜的《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探析》(《阴山学刊》，2002年第6期)、吴锡标的《少数民族服饰的图腾崇拜遗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刘军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功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4期)和陈曼平的《广西服饰文化一民间文学的沃土》(《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1期)；专著类的也不少，如沈从文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源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图典》(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银装盛彩――中国民族服饰》(香港康乐文化署，2001年)、钟茂兰等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2006年8月)和韦荣慧的《云想衣裳――中国民族服饰风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关于足衣的研究，缠足方面的有张仲的《小脚与辫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王冬芳的《迈向近代――剪辫与放足》(辽海出版社，1997年)、高洪兴的《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等专著，其他的有骆崇祺的《中国鞋文化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和周汛、高春明的《中国历代妇女服饰・足饰篇》(学林出版社，1988年)等。
　　2、雕刻的身体――文身、文面
　　文身在我国各民族习俗中源远流长，《礼记・王制篇》是最早有关文身的记载，“东方四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也；”《战国策・赵策二》中说古越人是“被发文身，错臂左衽”；在《新唐书南

蛮传》有“三濮者，在云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镂面，以青涅之”等语。李昆声在《云南艺术史》中对文身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文身是直接的人体装饰艺术，广义是指在人体的躯干和四肢文刺花纹，狭义是指在躯干和上肢部位文刺花纹，在下肢文刺花纹在古文献中又称绣脚、花脚；在面部文刺花纹在古文献中称黥面、绣面；在额头文刺花纹则称雕题(1)”。
　　文身、文面作为少数民族与神灵、图腾以及祖先沟通的媒介，行使着与咒符、祝辞、巫图神画类似的宗教或巫术功能，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如陈华文的《文身：裸体的雕刻》(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陈元朋的《身体与花纹――传统社会的文身习尚及其流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网站，t999年)、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刘秀丽的《少数民族文身文面的人类学意义》(《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等。
　　面具是文面的另一种延伸，这方面的研究有郭挣的《中国面具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德望的《美与智慧的融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郑俊秀的《傩与中国少数民族面具》(中国网2003年9月)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的跳神面具、生命礼仪面具、镇宅面具、节日祭祀面具和戏剧面具等。
　　3、身体禁忌
　　身体禁忌是较为古老的禁忌项目之一，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此种禁忌虽有不少变异，然而其基本的内涵却始终存在着。被神秘化了的人与人的差异形成了人体之间可能相互克伤的观念，对交感巫术的畏惧又形成了禁忌心理和禁忌习俗。任聘将身体禁忌分为“整个人体禁忌和人体成分禁忌两项内容(1)”。后者包括对血液、精液、唾液及汗液的禁忌。最早关于身体成分禁忌的研究是《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江绍原对民间关于发、须、爪、唾液、血、月经、精液的迷信观念、巫术行为，作了精彩的描述和解释。
　　“在男人(和女人)中有一种特别自然的相似物……这种相似性的聚焦点同由人的身体提供的，这种事物本质上是可以内在地经验的，是我们能够主观地认知的惟一物体(2)。身体禁忌中最大的禁忌就是关于两性身体的禁忌。“生殖器官之间的对立体现在神话一仪式的一系列对立中……借助一种原始神话，使两性在性别劳动分工中被分配的位置合法化，并通过生产和生殖活动的性别分工，使两性在一切社会秩序中，并进而在宇宙秩序中被分配的位置合法化(3)”。这种禁忌是通过一系列神话来建构的，如宇宙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族源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相关研究如袁珂编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魏庆征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等专著以及郑在书的(《山海经》神话里的身体，身体里的《山海经》神话)(叶舒宪等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像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砬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叶舒宪的《身体的神话与神话的身体》(中国民族文学网，2006年1月5日)。
　　身体禁忌还贯穿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形成有关胎教、育儿、成年礼、婚嫁礼仪、丧葬礼仪等禁忌，如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严汝娴、刘宇的《中国少数民族婚丧习俗》(商务印书馆，1996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金泽的《宗教人类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等专著所展示的那样。
　　
　　(三)肉身化消费
　　在尼采所说的以身体为准绳的原则下，“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1)”，身体在颠覆理念、精神的价值过程中，对身体的片面关注也使得身体被等同于肉身(embodiment)，单纯的生理性躯体。消费的肉身化使得身体商品化和身体写作融进商业行为和知识生产中。
　　布尔迪厄指出“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身体的审美性质日渐重视了，而这则是从长相的角度来强调苗条和自我调控。身体成为趣味和区分的一个基本特征，根据这种区分，对人的形式的管理成为文化资本或身体资本主要方面的一部分(2)”。消费当据了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的位置，物质世界成为决定个人身份特征的重要因素。消费社会形成一整套异化身体的身体控制学。时尚杂志和产品广告中与身体告诉每一个人，身体惟一的真实是欲望、享乐和消费。通过美容广告控制我们(尤其是女人们)的面容，通过健身广告诉我们肥胖乃万恶之首，鼓励我们多花钱在健体或节食等调控身体的事情上。而这一切又都有着性别的倾向，“首先通过一切突出她们外表的东西――化妆，衣服，举止，她们被归到出头露面，取悦于人的一类。而对男人而言，化妆和衣服倾向于让人为了社会地位的社会符号(衣服，饰品，制服等)而忘却身体，对于女人来说，意味着张扬身体并使身体变成一种诱惑的语言(3)。
　　相关的研究如：章立明的《身体消费中的性别本质主义》(《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傅守祥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广告女性形象探析》(《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李雪枫《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及审美期待》(《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张殿元的《广告文化的性别建构问题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5期)、姜秀华《对女性身体再造行为的文化评析》(《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3期)郭景萍的《女性消费文化的社会意义分析》(《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不仅消费广告、媒体诉求，就连文学艺术都热衷于将身体改写成一种肉体的欲望叙事。中国年轻一代作家则更是乐于书写欲望故事。因此，消费欲望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身体伦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话语伦理。对此的研究如：郝雨的《女性关于疼痛的述说或尖叫――对近年女性半自传体小说的一些理解及文化心里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3期)、董正宇的《当下女性文学“躯体写作”的意义和误区》(《衡阳师院学报》，2003年第2期)、向荣的《戳破镜像――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及其文化想象》(《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廖文芳的《当身体成为标签――兼谈女性文学的危机》(《当代文坛》，2003年第5期)、刘传霞的《女性?身体?政治――从三部小说文本看建构女性自主性身体叙事的艰难历程》(《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和胡洪亮的《下半身写作“非典型性”的“非”诗歌》(《艺术广角》，2003年第5期)
　　
　　二、中国身体研究的特征
　　
　　如果说中国身体研究中，生理性身体和消费性身体，都只展示了身体的生理层面的维度的话，那么，从民俗化身体和身体史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一)身体史：一扇洞开社会史的门窗
　　民俗、民族等领域中的身体研究与史学中的身体史研究是有差异的，就已缠足为例，杨巨源的《中国女子裹足小考》(《春秋》，2003年第2期)，潘洪钢的《汉族妇女缠足习俗的起因新解》(《江汉论坛》，2003年第10期)、谢风华等人的《中国妇女缠足放足探析》(《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

第12期)将缠足理解为特定文化塑模的产物，偏重于文化如何对身体的认知与操作，较少谈及身体如何影响文化，从而无法真正理解作为主体的缠足者。而身体史中的同类研究，如杨念群的研究对缠足本身的身体感受和文化意蕴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更多地表达了作为缠足者的女性的声音，并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缠足审美”过程中女性的自主参与下的感觉作用(1)；再以服饰类研究为例，民俗、民族的服饰研究则“过于强调服饰作为物的特性，忽略了它是广义个人身体的展示，因此也忽略了个人对服饰的情感好恶背后的社会根源；也忽略的此种身体展示背后的社会价值以及产生此种价值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2)”；再以头式类研究为例，民俗学或传统史学中的头发研究也常见诸于文章，如张久和和傅宁的《东胡系各族发式考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张国庆的《辽代契丹人的髡发习俗考述》(《民俗研究》，1995年第l期)、赵斌的《鲜卑髡发习俗考述》(《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和陈建生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式》(《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等，其他还有关于凿齿(拔牙、打牙)习俗的研究，都大致属于典型的民俗研究，展示的只是身体研究的一个维度，即文化如何塑造身体的问题。
　　其实这种认知差异源于对身体的理解，什么是身体?海德格尔以脸红为例说明现象学的身体，“不是生理加心理的身体，不是原因和结果的具体化，而是生命存在的习惯性，是主客体合一的生命的姿态，是一种体验(1)”。用阿尔托的话来说：“身体是有机体的敌人(2)”，身体是历史性的、过程性的、经验性的。正为如此，所以身体很难研究。应该说，黄金麟对身体概念的理解是很到位的。黄金麟在《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说：“我将不把精神或心灵，或一般熟知的国民性，当作是分析的焦点，而是将肉体的活动与心灵意志的开发同时当作对象来观测(3)”。反倒是国内众多研究者因为没有把握身体概念，而认为黄书的瑕疵是没有对身体概念进行明确的界限和说明。
　　所以厘清身体概念，才是进行身体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蔡璧名说：“从学校教育里的健康教育、生物、护理等课程，乃至运用到医疗保健上、生活习惯所理解的身体，大都无涉于心、神、灵魂等课题，换言之，现代意义的身体乃局限在其具体形貌，可以透过解剖、扫描来观照的血肉之躯(4)。”1987年，玛格丽特洛克等在《医学人类学季刊》发表《精神性身体》一文，认为身体具体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双重性质，也就是生理与文化建构的双重性，因此应该跳出从生理的自然观点来研究人的身体，而是将身体视为同时能动也同时被动的双重角度来检视，也就是说身体是文化与自然共同展演的结果。用费侠莉的话来表述：“一方面，身体本身不能被认为是客观物体，真正的主体主要是通过时间而不是空间来界定的，通过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而不是通过大小、形状或体积的结构来深刻地刻画具体的且能够发挥功能的人类，但是另一方面，身体的基本功能――月经、怀孕、分娩、哺乳等不能仅仅被看作是通过文化训练可以被认知的语言的产物(5)”。
　　历史学中的身体研究，是史学界对过去历史研究重视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及外交和军事等做法的反思，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使历史学成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识(6)。”因此，身体史对身体的研究身体史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史的宏大叙事之外的一个新的研究视野。正如黄金麟在《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自序中所说：“以身体的生成来观看历史的演变，可以让我们对已经发生的史事或史实有一个不同的考察切入点，让原来以王朝、政治、经济或社会阶级等作为聚焦的分析，改为以身体作为考究的出发点(1)。”黄育馥的《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以传统京剧中使用了近一个半世纪的道具――跷作为切入点，探讨了京剧中的性别角色和中国性别关系的变迁。陈惠芬的《都市芭蕾：“社会学的想象力”及身体政治》(《读书》，2007年第7期)对马军所著的《一九四八年：上海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进行了身体政治的解读，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新生活运动“取缔妇女奇装异服”、“不准烫发“和“穿高跟鞋”到禁舞和对交际舞的声讨，都无非是对失控的身体的忧虑和恐惧，从而开掘出晚清或民国时期上海女性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新视角。
　　
　　(二)身体史的人类学转向
　　身体史的长处在于能够呈现身体的感觉与感受，但是，近代以前身体的生成研究也因此而面临巨大的挑战，如单纯通过史料的遴选与甄别，从书面文本的话语建构来猜测和观察身体的做法，存在着无法回避的信度问题。这其实也是对传统史学考据方法的挑战，因此，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说质性研究方法的深度、开放式访谈、参与观察等(2)，可以弥补单纯以书面文本作为内容分析的不足，使身体史的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例如口述史对于近代身体史的研究来说，就无疑是适合的也具有操作性，只要研究对象的当事人还在人世，他／她的讲述无疑更可信、更能接近真实，因为个人的身体只有本人的感受才算得上是最为真切的，即便他／她对自己身体感受的述说无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及话语建构，如杨扬的《摇晃的灵魂――探访中国最后一个小脚部落》(学林出版社，2004年)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此外，张跃宏对中国男性阳萎的人类学田野，就包括医院、社区以及社区和医院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通过与医生、病人、病人亲属、性伙伴、社会上的普通人的交流，阳萎的可见性就在作者的田野中显现出来(3)。
　　对口述史、田野作业等人类学方法上的尝试可以在人类学关于身体与文化关系的传统中得到确认。罗伯特・赫茨表明，身体的右部位在生理学上具有优势；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关于努尔人生活时间的描述，努尔人是如何感受、经历时间的，他们的时间可以随着自身经历的不同而不同，就可以说是一部有关身体的民族志；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强调身体作为承载社会意义的象征系统的重要性，等等。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学与历史系的联系日趋紧密，作为法。国“新史学年鉴派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的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途径概括为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和家庭史四个方面，其中体质体格史所关注的正是人的身体与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演进关系以及身体动作的文化意蕴，而性行为史作为人身体行为的一种显然也与身体史有着密切关系(1)。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也把自己对身体史的探索视为一种人类学的研究，费侠莉就曾经说：“当我以月经与女性血液的文化建构为研究对象时，我几乎成为不折不扣的人类学家(2)。”
　　1977年，约翰・布莱金编辑出版了《身体人类学》一书，指出身体人类学要关注的是“在各种变化的社会互动的背景中，那些成为文化的过程与产物的身体的外在化和延伸(3)”，1987年，自从玛格丽特・洛克等人在《医学人类学季刊》第1期上发表的《精神性身体：身体人类学导论》以

来，吸引了更多的职业人类学者转向有关身体的民族志作业。
　　
　　三、中国身体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1945年，梅劳-庞蒂在其名著《知觉现象学》中宣称，正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发现了现象学的统一性和它的真正含义……并把作为物体的身体、身体的体验、身体的空间性、身体的性别和作为表达和言语身体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哲学的问题来探讨。作为人类学来说，不应该只是将“作为物体的身体”、“身体的体验”、“身体的空间性”、“身体的性别”和“作为表达和言语身体”等田野材料塞入既有的学说中，如果说现在身体史的研究是“几乎所有研究者所提的问题与提问方式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现代西方的相关研究(4)”，那么，这一状况在人类学研究中也在所难免，但却是必要的，只有我们深入到习俗、日常生活中的口头文本、身体文本、场景文本、展演(performance)文本中(5)，才能了解社会机制对身体的重构，发现身体如何重构社会机制的事项，提炼出自己的身体问题，才能使身体研究理论呈现“地方化”色彩的企望成为可能。
　　
　　(一)发现身体词语
　　身体不仅是被动的接受文化的模塑，更能主动的影响文化概念的产生。从“作为表达和言语身体”的语言入手，人类学能够探讨身体的社会生产、身体的社会表征和话语、身体的社会史以及身体、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人体的外在形状就受到文化的影响，而且像语言这样一种明显的文化现象也是有生理基础的(1)”，刘小枫干脆说汉文是一种“肉身性语言(2)”，在汉语言文字中，有太多与身体器官有关的成语、熟语，这一方面的研究包括：古敬恒的《人体词与人的秘密》(团结出版社，2000年)、范淑云的《汉语中与人体部位相关语词的隐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2年)、李树新的《论人体词语的文化意义》(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朱学岚的《人体词语的语义、语用考察分析》(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2年)和陈一鸣翻译的法国学者加埃勒・拉卡泽的《蒙古语躯体的象征意义》((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2期)等。
　　如果说现有研究，大多解决了“有一个身体(having a body)”和“作用于一个身体(doing abody)”的问题外，那么，从身体词语的嬗变，寻求“是一个身体”动态的实证的分析，将成为身体人类学的一块待耕之地，中国有1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3)，此外汉语中还有众多的方言，这些丰富的语言资源都将是进行身体人类学语言研究的丰富宝藏。
　　
　　(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展示
　　身体人类学要回答身体史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体是否能够在时空中进行比较?有无超时空的身体?就需要寻找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日常生活对身体的塑造和身体对日常生活的再塑，如毛斯说：“身体的技术这个词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4)”，正因为身体的孕育、出生、成长、死亡等很多社会实践就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送、往、迎、来等都是活生生的身体的生活空间，而在不同文化中，这种身体实践是多样性的，如不同人群对空间的使用和时间的理解差异极大，通过扎实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身体人类学是能够揭示出不同文化中的身体实践，从而增加现代性下人类身体实践选择的可能性。
　　此外，对于在现代社会急速消失的民俗来说，如至今还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如黎族、高山族、傣族和独龙族中存在的文身现象，通过身体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观察和体验到这种现象的变化，对此变化的掌握将成为人类学研究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责任编辑　陈家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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