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值得关注的“动向”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长子中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两后生”(农村初、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人员，又不愿再复读的学生)或“80后”，数量超过1亿人，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动向一：一部分即使失业也滞留城市
　　
　　他们有着与上代农民工不一样的价值取向，他们从内心排斥农村，渴望成为城市人。并且由于农村出行交通不便、公共卫生服务缺失、商业环境落后等，使得这些年轻人在农村感到了诸多不适应。因此，在失业后，他们继续逗留城市。对于他们而言，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年龄较大的回乡农民工心态比较稳定，他们一般选择回乡务农，或者在近处打打零工，活累、工资低也能接受。而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漫无目标地奔向城里。工资低、活累得他们不想干，好工作又找不到，于是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
　　
　　动向二：难实现向上流动，容易心理失衡
　　
　　他们缺乏明确的社会归属取向，在社会结构中缺乏明确的定位，产生社区认同危机和个人身份的认同危机。同时由于社会孤立，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也就只能局限在同一个空间的老乡圈子里，只能获得过剩的工作信息和市场，不利于职业的流动。而且在地位获得中，难以联结不同的等级地位层次，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使得他们与城里人心理位差拉大，容易产生心理失衡。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失范行为较多，犯罪率也相对较高。
　　
　　动向三：成为城市化管理的新课题
　　
　　他们可能将“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演化为“打工无希望，回乡更失望”，只能游荡于城市，形成城市新失业群体、新贫困阶层。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地便无根，无业便无依，无地可种和无业可就，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他们离开原籍后基本脱离了其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的管理，而在城市又没有组织起临时的管理机制，这种制度的缺失和管理的缺位使农民工缺乏外部保障和约束，容易走向犯罪。
　　
　　动向四：一部分凭技术靠经验在家乡创事业
　　
　　新生代农民工从相对封闭的乡镇走入比较开放的城市后，个人的奋斗轨迹与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相融合，通过打工接触了新理念、熟悉了市场规律、积累了经营经验，也培养了管理能力。他们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步更新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多年的打工生涯后。不少人“盖房子、娶媳妇”的最初目标已经实现。他们揣着积攒的资金、技术和满脑子的创业想法，回到家乡当上了老板。
　　
　　动向五：给农村基层管理带来机遇和新挑战
　　
　　他们一方面对农活缺乏兴趣，另一方面在外边接受了新事物、新思维，回乡后和旧有的农村基层管理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一些乡村干部说，年龄较大的返乡农民工比较好管理，但年轻人回来后不会种地，反叛性格比较突出，根本不把村干部放在眼里。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给农村基层组织注入了活力。
　　
　　他山之石
　　
　　让农民融入城市
　　通过合理的制度性安排，让主要的经济贡献者分享财富，应该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以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为黄金发展时期的日本和韩国为例，他们能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进城务工的人们分享财富，转化成城市人口，并通过公平的教育缩小甚至填平了下一代的差距。这使得他们的社会能较为稳健地发展。
　　韩国20世纪50年代之前还是一个农业国，之后韩国开始重点发展工业，成为欧美产业转移的投资地之一。在这一阶段，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但他们不存在户籍问题，可以自由迁徙入城居住。他们的产业工人工资较高，这些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产业工人供得起子女上大学，农民工的子女中相当一部分到20世纪80年代就转化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转化使得韩国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有资料显示，早在1980年，韩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就已经达到55％以上，此后这一比例还一直在提高。
　　日本在战前就已经是一个工业国，农业人口相对较少。但日本社会不管工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均实行终身雇佣制，提供全面的社保，建立起亚洲最健全的劳动保障体系。产业工人也有能力供养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这也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供给。
　　我们如能借鉴韩国与日本的经验，给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及城市产业工人提供足够支付生活与教育花费的工资，那么他们下一代与城里人的差距就会不复存在，并且能为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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