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诗白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周　闻　陈　庆

　　学术靠积累，做学问应该安心。
　　任何先进的理论都来自于实践，否则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他在1981年较早提出所有制改革，以独到的见解被誉为中国三大产权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1988年率先提出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设想，如今已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
　　他在1990年提出“缓解市场疲软十策”被中央采纳，对当时疲软的经济起到了强力拉动作用。
　　进入新世纪，他以高龄之躯老骥伏枥，几乎年年都有重要专著问世。
　　他，就是“影响四川・改革开放30周年十大最具标志性风云人物”之一的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著名学者刘诗白。
　　本刊记者登门拜访刘老，听他讲述那一个个看似乎平淡无奇，实则荡气回肠的故事……
　　
　　学者，要勇于站在时代的前列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打破公有制经济的垄断局面，引进多种经济成分活跃经济生活。为此，我们必须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进而制定扶持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相关政策，而这首先需要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人们的认识问题。”刘诗白老人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所有制问题过去一直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禁区”，而刘诗白是我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性的学者之一。早在1979年，他就开始认真思索，如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寻找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以取代传统的国有国营模式。
　　1979年，他在《试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完善》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应该是“不完全的”的新观点，从理论上阐明了把统收统支、吃国家大锅饭的国营企业改造为实行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当时，这种观点无疑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1981年，在成都召开的首次全国所有制理论讨论会上，刘诗白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多层次性的“三性”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当时传统单一的公有制已经让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境地。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理论工作者就必须有预见性，拿出创新的理论解决人们在思想和认识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没有理论的创新，我们的任何改革开放新政策都难以执行。”时隔近30年，老人回忆当时的情形仍心潮起伏。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刘诗白大胆突破禁区，形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公有制经济加非公有经济并拥有多种经济成分的观点和见解，从理论上解决了要不要非公经济的问题。
　　1986年以来，刘诗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论文，对过去理论界认为“离经叛道”的产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其行为特征是围绕市场运转，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它首先必须是产权主体，即必须拥有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并能享有“产益”和承担“产责”。因此，构建市场机制，必须着眼于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重点是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即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探索和构建确保国家所有权，强化企业经营权的法人财产制度，并由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刘诗白主张构建新的产权制度，是搞活我国国有企业的突破口。”当时舆论这样评价。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认识有先有后，我不过属于思想转弯较早的人而已。”多年以后，刘诗白平静地叙述这些当时让人振聋发聩的事。
　　
　　理论，来自生动鲜活的实践
　　
　　“经济学家如果没有亲身的体验，无法将自己的见解上升为理论，就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我对非公经济、企业产权等领域的探索，来自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的对企业、农村的调研。经过多年亲历考察，我真正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改革之路，不改真的不行了!”老人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中。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刘诗白就密切关注刚成立不久的深圳特区，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广东和特区进行调研，后来，调查范围也从深圳、珠海等特区扩大到珠江三角洲以及后来崛起的上海、无锡、温州……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刘诗白给自己的理论探索找到了有力依据，更加强化了其一贯主张的理论研究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的思想，使自己的许多对策建议屡屡为政府决策部门所采纳。
　　1985年，他针对我国金融体制缺乏活力和资金分配吃大锅饭的诸多弊端，率先提出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设想。多年后终于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
　　1988年，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刘诗白与蒋一苇等43名人大代表联合提出提案，建议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权力，建立货币委员会，拓展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
　　1988年，为了平抑物价，中央实行治理整顿。急刹车方式的全面紧缩带来负面效应，1989年春出现市场销售疲软，9月以后更出现严重的生产滑坡与效益滑坡。“情况的变化，需要调整‘紧缩’力度，实行松动银根的政策。”刘诗自在1990年全国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缓解市场疲软十策”的建议，主张用活资金来启动市场、强化商业功能以疏通市场、用消费来激励市场、用好投资来带动市场等，实践表明，这些政策建议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缓解市场疲软起到了明显作用。
　　1992年初，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前夕，刘诗白根据多年对广东的观察和调研，写出了一系列为广东“鼓与呼”的文章，称广东是中国改革的排头兵，这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低谷的时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经济学家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于实践，书斋里永远找不出现成的答案!”，刘诗白谆谆告诫弟子。
　　
　　贡献，源自与时俱进并不断突破自身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学校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刘诗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地方改革和建设建言献策上，发挥着“智囊”的重要作用。
　　1990年，针对全国发展形势和四川省情，他和其他专家一起提出了以抓重点带动全面的发展思路，被四川省委、省政府采纳，推动形成了“先抓一条线”的政策措施；1993年，他带领西南财经大学一批优秀学者参与四川省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在省委(1993)27号文件(即国企改革“33条”)的起草形成中作出了积极贡献；1996年，四川行政区划调整，受省委、省政府委托，他带领调研组深入四川各地，提出了调整四川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构建大成都经济圈的思路，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实施……
　　在学术研究上，刘诗白也老骥伏枥，不断拓宽研究范围，提出了不少颇具影响、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刘诗白密切关注时代发展变化，探寻并研究适应时代要求的经济学新课题。他以理论经济学家广阔的视野，对当代世界范围内高科技经济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知识经济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当代新科技革命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1993年和1999年出版的《产权新论》与《产权主体论》，成为探索我国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理论专著，刘诗白因此被学术界称为中国三大产权理论流派之一的代表人物。
　　2005年和2008年，《现代财富论》、《体制转型论》相继出版。《现代财富论》是刘诗白十多年来对当代财富生产机制和加快我国富民强国之路的理论思考和总结，也是这位老人不断突破自身，学术研究与时俱进的见证。
　　2008年12月，83岁的刘诗白因在经济理论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和对四川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荣膺“影响四川・改革开放30周年十大最具标志性风云人物”称号。
　　“改革开放要把经济搞上去，第一需要的就是财经人才，正是这样的时代需求，给了我们发挥作用的舞台。”面对荣誉，刘诗白感慨地说。耄耋之年的他，还是坚持不懈进行学术研究，还在关注经济发展的最新形势。
　　“每个人都应该对国家抱有一份责任心，作为经济学家，我要为国家发展站好自己的这一班岗，能出力的时候就要继续努力。”淡定从容的刘诗白，眼中始终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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