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总有一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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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祝君波
时至今年8月，朵云轩拍卖公司已经成立十五年了，回想当年创业的情景，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一
1991年秋，我出任朵云轩总经理，这年冬天，来了一位老客户，介绍说艺术品经营在香港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佳士得、苏富比在香港创办艺术品拍卖行，拍品已转向中国书画和古董瓷器，并且呈现出了兴旺的前景。当时，我和卢辅圣、岑久发先生思考的也正是百年老店朵云轩如何有新的发展。90年代初民间的交易已经兴起，国有文物店收不到货、销售方式单调、艺术品卖价不高的问题已很突出。朵云轩的库存年年卖出去，不出几年，我们也就把祖宗的家底卖完了。于是，我想去闯一下香港，考察一下拍卖市场。
1992年4月22日，我和同事薛锦清、张志成去香港参加华资拍卖行永成公司的艺术品拍卖，没有想到我们平时在画店只卖几千、数万的书画，却在永成拍出了很好的成绩。又去观看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他们的价位更令我们惊愕不已。比如张大千的一幅山水卖到200多万港币，上海程十发先生的一幅画《通景屏梅花》拍到39万港币。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以前，我们卖给香港的客户几百件名家书画，只卖几十万、上百万，我深感我们与市场严重脱节了，也深感拍卖行为交易双方服务，借鸡生蛋而不是杀鸡取蛋，朵云轩百年老店要生存、要发展，看来非走这条路不可。我萌发了要在上海创办拍卖行的想法。
二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备，到1992年8月，我们领到了国内第一张艺术品拍卖行的注册证书，而在此之前的拍卖行都以物资拍卖为主。由于《拍卖法》的制订是后来的事，1000万注册资本也是以后的要求，朵云轩拍卖公司当时的注册资金竟然只有30万人民币，办公室只有朵云轩顶层加出来的一间房，约计20多平方米，员工加上我只有4人，创业的艰辛就可想而知了。除了我兼任总经理以外,由我的师兄曹晓堤先生出任副总经理主管业务。当年国有企业的员工还是很有拼劲和事业心的，人手不够，忙时我就从社里调一些人员来突击帮忙，大家都全身心投入。我们的事业也得到很多长辈、领导的支持，谢稚柳先生为我们题写了招牌，汪道涵先生出席公司成立大会为之揭牌，香港的黄伟明先生也给我们很多的技术指导，帮助解决了很多的难题。
最困难的是首场拍卖会的拍品征集，当时社会上可供拍卖的书画极为丰富，假货也比现在少得多。但是收藏家一听把东西拿去，拍掉了付钱，拍不掉东西还要退回来，都不能接受，派到五湖四海收货的人员回来，收到的东西也不多。我带的一组人在杭州、南京、扬州、苏州等地活动，成效也不大。收藏家希望我们买断书画，而不要寄销式拍卖。1993年6月20日这一既定的拍卖日临近，东西只有近百件，于是，我们决定把朵云轩门售和库存的书画调一些出来补充拍品，起一点示范作用。包括张大千《晚山看云图》、任伯年《花鸟草虫册》、蒲华《设色山水册页》。当时由于文物管制比较严格，明清书画以及近现代禁止出口的名家如徐悲鸿、傅抱石等均不可列入拍卖，所以和后来的拍卖会相比，我们首场拍卖的书画，份量并不是很重，总底价只有300多万人民币，合计155件。但是，我们的工作态度认真，选入图录的作品宁缺毋滥，把关很严。我还特邀徐建融先生来公司做艺术顾问，负责鉴定和对外宣传工作。记得拍品定局的那天，大家在朵云轩工作到半夜，曹晓堤、卢辅圣、徐建融等均在场，尔后大家去朵云轩对面的五芳斋吃夜宵（此店现已拆除），此时我才想起这天是我的38岁生日。
第一本拍卖图录由我的师兄张雄先生编排设计，印出来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各界纷纷前来索要，甚至一些领导也让秘书打来电话，对我们表示关心。预展在老的上海美术馆（现已拆除）举办，门票20元。拍卖会在希尔顿酒店举办，入场券80元。两种门票竟然成了抢手货，出现了一票难求，黄牛倒卖的局面。我们的运气好极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内经济出现了发展的势头；1993年台湾、新加坡、香港、日本的经济还很不错，艺术品需求旺盛。同时，大家对朵云轩的首场拍卖也有新鲜感和好奇心，业内外的人都想来看看，而来看的就不想空手而归。拍品只有155件，我预感到我们的首场拍卖有戏了。但预展后我和汪洋、张志成先生一起估计，也只敢估到总成交300万，不敢往高里想。
拍卖前的准备工作还是很多的，我们请到资深鉴定家黄君实、袁曙华小姐来上海指导工作，解决了一些问题。我又决定让我的同事、书法家戴小京先生做拍卖官――首场拍卖会非同小可，是从佳士得借拍卖官还是自己培养一位，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我了解戴先生，他是位胆大心细、口才出众的人才，从长远考虑，一个公司也必须有自己的拍卖师，果然他后来不孚众望。我们还通过陈伟康先生把预展办到了香港；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又设想让德高望重的谢稚柳先生来现场主拍第一槌。把海外的拍卖方式搬到中国，还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落槌的结果香港是由拍卖师直接记录的，但在中国没有竞拍人当众签字恐怕不行。我们设计了成交确认卡，让竞拍人当场签字以免以后不承认。这一小小的设计，后来扩及全国，减少了交易中的麻烦。
拍卖图录寄出后，各界反应强烈，有一些藏家专程来上海选看拍品。我印象比较深的有罗仲荣先生、张宗宪先生、蔡泰和先生，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记得罗先生上午看了拍品，我们招待他中午在天津路一家小饭馆吃饭，他和夫人用餐很随意，一点不讲排场。
三
1993年6月20日星期天下午一点三十分，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中国艺术品拍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来临了：我代表公司简短致词以后，戴小京先生主持拍卖。第一号拍品丰子恺《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华人捧》起拍价2.8万，结果你来我往形成了拉锯战，最终以12.8万元由谢老敲响了第一槌，这件拍品被手持一号牌的张宗宪先生竞得；接下来的十几幅作品也出现了激烈拼抢的局面，均以超底价数倍的价位落槌，无一流标。那天晚上希尔顿酒店有重大宴会，我们答应5点前将会场还给酒店方，开拍半个小时，由于拼抢激烈，才拍完十几件作品，我很着急，决定中途不休息，同时关照戴先生落槌咬得紧一些。
这一天拍卖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有63号拍品梁启超《魏书十五字联》，底价2万，成交价12.8万；张大千《溪山雪需图》仅18x71.2公分，底价3万，成交价33万；第102号张大千《晚山看云图》底价60万，成交价130万（连佣金共143万）；第119号任伯年《花鸟草册十二开》，底价20万，成交价95万（连佣104.5万）。这幅作品拼抢激烈，由香港集古斋的张超群先生手持“大哥大”竞得（那时公司没有手机，借了两部，用掉4500元电话费）；最后一件155号王震的《欢天喜地》仍由张宗宪先生竞得，实现了他一头一尾尽收囊中的计划。
拍卖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许多收藏家、艺术家、记者久久不忍离去，在现场热烈地讨论。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竞拍之激烈，超过了当时香港的拍卖会。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在现场的有谢稚柳、程十发、陈逸飞等艺术家，有张宗宪、蔡泰和、王仲方、陈德熙、许祥杰等竞买人，有秦公、王燕南、甘学军、米景阳等同道。大家向我们表示祝贺，记者把我围得水泄不通，很多藏家一遍遍地说这下明白了什么叫拍卖，下次一定送货给朵云轩。很多第一次不肯给我们书画的人，既懊悔又内疚。
很快，统计资料显示成交750万港币，加佣金835万，成交率74.5%。在15年后的今天，全国的拍卖成交额已达百亿人民币，750万港币似乎微不足道，但在15年前仅靠这点书画，拍出了如此的成绩，着实让国内的同行吓了一跳，惊喜不已。秦公先生后来对我说，看了你们的拍卖没有心思去吃你们的庆功宴，当晚我在延安饭店决定要办一家拍卖公司，这就是瀚海。此后，海内外媒体对我们首场拍卖给予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确实，朵云轩敲响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第一槌。在此之前，也有过拍卖，但像朵云轩这样，对业界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还是第一次。以后，我在大江南北、甚至海外出差，碰到的同道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参加过朵云轩的首场拍卖，话语中他们为见证华人主持的成功拍卖而倍感骄傲！
四
此后，朵云轩百年老店老树新枝，业务蒸蒸日上。1994年的那场拍卖更成功，256件拍品成交1532万，成交率86.7%，10万以上的有33件。这一年，全年仅拍一场，拍卖公司却获得了数百万的利润。1997年以后，受东南亚金融风波和国内宏观调控的影响，市场一度冷落，人员也发生了变动，但留下来的职工团结一心，渡过了难关。特别是公司的老大姐沈毓琪副总经理，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2000年我调任政府工作，拍卖公司总经理一职由张荣德先生担任，他1976年进朵云轩专学鉴定这一门，在他主持业务期间，特别是2001年以后，随着市场的复苏和主观的努力，业务稳健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成交率和成交总额都比历史记录大幅提升。尽管出现了敬华、崇源等竞争对手，但朵云轩还是保持了南方第一品牌的地位。张先生离职后，杜先生和我的师弟李牟才先生联手，仍然保持了优秀的业绩，2005年收款高达4亿，利润数千万，2006年仍然硕果累累，在业界名列前茅。综观这十五年的发展，朵云轩拍卖公司虽然是国有企业，有体制上的局限性，但是从领导到员工还是十分敬业负责的，始终把质量视作生命，同时操作规范、认真，注重对客户长期服务，形成了优良传统。
“一花引来万花开”，朵云轩的拍卖事业在当时是一小步，但它客观上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迈出了一大步，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如今，中国的拍卖市场已发展到一年几百场，数以百亿计的规模。拍品不仅来自本地，而且大量来自境外；买家由最初以港、台、东南亚为主，转向以内地为主；价格也从中低价位，走向了中高价位，我们当年预言要打破外国公司垄断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局面也早已实现。回望这一切，作为当时的创业者，我的内心难以平静，也更加难忘当年创业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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