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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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是西方发达国家新左翼人士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生态危机而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潮。其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思想。其人道主义的研究取向、“生态合理性”的分析框架与“经济－社会－生态”相统一的解释范式，为理解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视域。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生态危机；当代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2－0108－05
　　
　　应对20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生态危机，人们从不同角度不断探求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本然状态。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借助马克思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力图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寻找根本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类真正自由的途径。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生态马克思主义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思想。
　　早在19世纪，人类社会就已经显现出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的问题。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及时关注生态问题，并且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自然辩证法》等著作所包含的大量生态思想为基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
　　――“人类尺度”。不同于一般的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自然本体论(物本论)，而是以自然为前提、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本体论(人本论)，因而带有一定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logieal)色彩。在现存世界中，毫无疑问，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但这个自然界不再是原生态的、“空寂”的自然，而是打上人类意志烙印的“人类学的自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相对于自然，马克思更关注人，关注人类社会，关注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现存世界(“人的世界”)。通过实践，人类不断地自然化，自然也不断地人化，由“自然之物”(“自在之物”。in if－self)变成“为人类之物”(for others)。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与历史性。辩证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构建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
　　――自然问题的根源是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总是把自然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一经济一自然。认为人对自然的一般性“支配”不是生态问题的缘由，生态问题是人们对待自然的“特殊”方式所引发的，又必然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关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结果。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在于，打破这一逻辑，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性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
　　――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马克思主义乐观地预见到人与自然将再次走向和谐统一。原始社会的人与自然，存在着天然的统一。随着人类物质需求的恶性膨胀和生产技术的畸形发展，这种天人一体的关系遭到破坏。只有进入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够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自觉地、自主地支配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从而成就人相对于自然的真正的自由，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
　　尽管马克思早就明确提出必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他们的理论仍然受到时代的局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进入到新的时代。新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其批判理论较早地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把分析生态危机与批判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一学派的前期代表人物M・霍克海姆和T・W・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1947)一书中，把人同自然的矛盾关系当作一个主要的理论课题进行研究，试图借助马克思的异化分析方法，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自然异化”现象。他们认为，人对人的统治是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基础的。因此，人的自由解放应当以自然的解放为条件。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泛滥和价值理性的衰微，人类通过科技进步和使用技术手段，掠夺和践踏自然界。造成征服自然的生态危机：不仅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处于异化状态。为了避免生态危机，人类未来的自由社会必须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H・马尔库塞更加广泛而深刻地论述生态危机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论解放》(1969)一书中，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压抑人也压抑自然，造成人的异化也造成自然的异化。人不再是“人”，自然也不再是“自然”。生态危机已经不是纯粹自然的、科学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体现。在后来的“反革命与造反”(1977)这篇文章中，他又提出：“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自然已经不是实现人类本性的“天然空间”，而是人的本性被奴役的地狱。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单面(one－dimension)社会”造成的。追求单一目标(利润最大化)的单面社会不断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出吸引人、诱惑人的消费品，并且通过广告把“虚假的需求”强加于人，让人们深陷“异化消费”状态――不依人自己的真实意愿，而是赶时髦、满足一时物欲进行冲动消费。在此，人“异化”为商品的奴隶而成为“单面人”。“单面人”的“异化消费”，反过来刺激无节制的投资和生产，疯狂攫取自然资源和损害生态环境。如此恶性循环，自然界便陷入万劫不复。对此，他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我们必须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推进环境保护，使它不再受到阻遏。
　　这项工作被H・马尔库塞称之为“自然的解放”。他认为，“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力量。”实现“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复自然界中的向上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宜的自由美感。具体做法就是，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重建生活环境，让自然界自由发展。而对于人类，要实现“自然的解放”，就要进行“自然的革命”，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真实的本质占有自

然，“把自然界改造成为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运用“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自然界”。更具体地说，就是从改变人、改变现存社会造就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类型和生理机制人手，进行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从而复活人的自我本质，克服异化，解放自然，最终解放全人类。人类对自然的这种“属人的占有”与“一切属人的感觉特性的彻底解放”，就是自由社会形式――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所在。
　　以H・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从“异化”的角度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也仅限于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技术制度，未能提出具有操作意义的革命措施和实践步骤。因此，不少批评家认为，他们的批判理论是“缺乏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运动蓬勃发展。一批新左翼人士开始将保护生态环境与批判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提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把批判性生态思想发展成建构性生态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一保尔・萨特的门徒1、美国学者威廉・莱易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以及德国学者瑞尼尔・格伦德曼、英国学者戴维・佩珀等人。他们旗帜鲜明地主张用马克思主义透视绿色理论，不遗余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并且发动了影响深远的左翼生态运动。
　　安德烈・高兹长期研究生态运动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1951)、《生态学与自由》(1977)等著作中，他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出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合理性――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包括生产效率、需求和消费的最大化与生态合理性――追求生态利益的最大化，包括劳动量和消费量更少而生活福利更好的矛盾，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前者取代后者。他认为。生态运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更广泛、更深刻的政治斗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应该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方式，而不是专制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应该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采用分散的和“更加清洁”的技术。他坚信，人类完全可以在民主的和非集权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个人自主的、同自然相协调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威廉・莱易斯在其代表作《自然的统治》(1972)与《满足的极限》(1976)中，阐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初步奠定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他把人类控制或统治自然的根源追溯到古代基督教关于“在神之下，人是万物的主宰”。在叙说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人本)传统及其演变的基础上，他深刻地指出，人类加强对自然的控制，不是转移或削弱对自身的统治，恰恰是加剧对自身的统治。人类依靠科技手段实现对自然的控制，反过来遭到自然的反抗和报复，遭遇异化的命运。这就是生态危机的爆发。就当前社会而言，资本主义不断强化对自然的统治，也就“不断地吞噬着它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他着重阐述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危机的表现，以及摆脱危机的途径。在他看来，自然不是任人摆布的客观物，并不屈从社会的意志。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尊重自然。然而，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原则，造成过度生产和“消费异化”，导致生产力与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有必要秉持新的发展观，实行新的稳态经济，即经济的零增长，使经济生活从追求量的增加变成追求质的提高。为此，资本主义国家有必要增加干预力度，压缩生产能力，削减人们的物质需求，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从根本上调整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8)这部著作中，正式宣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他认为，应该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与商品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同时要超越马克思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危机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亦即由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因此，要建立新的生态危机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传统理论没有充分分析资本主义的消费领域，所认识的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及其经济危机又远离当代资本主义更富有弹性的现实。生态马克思主义从一个侧面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引发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异化消费”。带来的是人们疯狂地获取商品、满足物欲。异化消费源于异化劳动，反过来又刺激异化劳动。要消灭异化消费，就必须消灭异化劳动；要消灭异化劳动，就必须改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即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及其生态危机，即破除工业繁荣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丰裕商品的幻想，意识到丰裕的物质享受会造成“异化消费”，进而造成生态危机。对此，另一种价值观便浮现出来：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人类自己也要重新回到生产领域去寻求人生的满足和快乐，改变消费等同幸福的旧价值观。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形成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1991)一书的作者――德国的瑞尼尔，格伦德曼和英国的戴维・佩珀。他们号召人们努力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意识自然的理性社会，是人类调控自身命运的自主社会，同时也是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发达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给不发达国家即反对生态殖民主义的进步社会。作为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节制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而这是资本主义做不到也不愿意做到的。”
　　综合上述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先在性”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超越技术中心主义与自然(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以人类中心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和人道主义。它反对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这是一种“把人放在物之上”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一种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是一种“更宽泛的历史唯物主义”(R・格伦德曼)。一方面，它承认自然界是先于人类的生物性存在。同样，作为生物性存在的人类自身，的确依赖自然界而生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自然本质。另一方面，它承认自然界只有与人类共存并相互转化才有意义。自然界没

有独立于人的存在价值。自然界只有通过人的开掘和发现，才能获得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又是社会的一部分，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具有社会历史性。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自然总是同人相关。不能脱离人的社会劳动及一切实践，对自然进行所谓纯粹的“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自然界不断地社会化(人化)，而人类社会也不断地自然化。人类不断地从“统治”(maa－tery)自然转向“支配”(domination，按照理性方式管理和治理)自然，构成人与自然日益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正如豪沃德・帕森斯(H.Parsons)所言：“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自己――是它自己自然的本质。”
　　其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根本上说，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扭曲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生态问题不是自然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不是人性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人类并非天然地就是自然界的污染物，人类的天性并非生而傲慢、贪婪、争斗、野蛮和凶残。如果人类沾上这些‘罪恶’，也并非遗传或‘原罪’所致，而是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竭力将“成本外在化(externalization)”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为了扩大利润，资本主义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技术优势、文化优势、军事优势进行全球扩张，最大限度地占有人类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尤其是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可以说，资本主义扩张到哪里，生态危机就蔓延到哪里，进而演变成全球性危机。正如维克托・沃尔斯(W.Wolse)所言：“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
　　再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上，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根除生态危机产生的土壤。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劳动异化和加剧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把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同共产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而共产主义是人类有能力全面实现自我满足的社会。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就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方面。人们自觉意识和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才能够创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绿色社会，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途径上。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生态重建”的口号。意图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进行生态现代化的变革。它要求约束追求利润的经济理性、强化尊重契约的社会理性，健全创造性劳动而非异化劳动的生态理性。在上述总原则之下，按照社会生态标准(而非经济标准)，彻底改造传统的生产、交换、消费等环节，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态发展的统一。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赖于阶级斗争和集体行动这样两种社会变革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具有革命激情、生态意识又善于实践的知识分子，革命的主体力量仍然是工人阶级。至于具体的革命道路，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以“非暴力”作为斗争策略。正如D・佩珀所言：“在资本家仍然控制国家的情况下，试图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首要的是接管国家，将其改造成以某种方式为全体服务的机构。……用‘教育’和‘示范生活’的方式提高群众的觉悟。”例如，建立自治性的生态示范区，为人们展现崭新的绿色生活，逐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评价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它盛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衰。是因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马克思主义解决人与自然问题的发展路向。它的人道主义的研究取向、“生态合理性”的分析框架与“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相统一的解释范式，为人们理解和预测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域。它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为人们改造现存社会、重建生活家园提供了行动指南。它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唯生产力论，批评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主张实行“稳态经济”。力求消除“异化消费”，提倡“绿色工作道德”、“非暴力”政策和“更少地劳动、更好地生活”的新生活方式等。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它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现实的新社会生活运动――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中，它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示范”作用。它所具有的重要实践意义表明，生态马克思主义结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纯哲学的研究方式，已经切实地融入到现实生活中来。
　　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暴露出历史局限性。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贯穿其全部理论。它不时背离“人类尺度”、人类中心主义(人道主义)，带有生态中心主义(自然主义)的倾向。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因素夸大为人们政治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它看到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消费危机)和生态危机，忽视其更为根本的劳动异化(生产危机)和经济危机，因而只注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放弃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结果是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的人与人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层矛盾。正如本・阿格尔所看到的，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是出于社会历史的变化。因为，当代“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植根于人的需求与商品的相互作用之中。而这个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所限定的”。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性质，缺乏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正是这种软化的理论，导致生态马克思主义把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寄托于“思想的启蒙”、“思想的革命”(“微观革命”)、“教育”、“示范”等“非暴力”手段。显然，单纯依靠“生态意识”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问题，更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责任编辑　周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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