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结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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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凌胜利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是否应连续实行“韬光养晦”政策展开激烈争论。作为这一争论的延伸，关于中国结盟的问题也引发了许多讨论与思考。是继续坚持“不结盟”立场不动摇，还是有所选择地结盟，各方言论，见仁见智。尽管对结盟与否的问题争吵不已，但论者对于中国结盟的三个核心问题却缺乏深层的思考。目前而言，关于中国结盟战略的考量主要面临三大核心问题：中国结盟对象的选择、结成何种形式的联盟以及中国结盟的影响。
历史经验的迷思
当前关于中国应该结盟的理由，大多来自历史经验的迷思。这种迷思主要源自两点观察，一是结盟似乎是大国成长必不可少的环节；二是大动荡、大变革与大结盟的时代往往密不可分。关于中国结盟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结盟是大国成长的必需品”。纵览世界风云，大国崛起的历程无不伴随着结盟战略的实施。在英、法、德、美、苏联等大国的成长过程中，结盟战略总是或多或少地被采用。似乎没有结盟，国家就难以实现崛起。比如英国从“光辉孤立”走向对欧洲的“离岸平衡”；美国从建国初期的“孤立主义”走向二战后的积极构建联盟体系；苏联解体前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构筑起了华约体系，以实现缓冲地带。目前中国正在和平发展，逐渐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如果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结盟仿佛是必不可少，也是自然而然的。更有论者指出，没有盟友的中国在国际上吃不开，容易沦为孤家寡人，应对国际事务捉襟见肘，困境颇多。而另一种思路是从更为宏观的大历史视阈考察，提出一种大动荡、大变革与大结盟紧密相连的时代性论断。回顾世界历史当中的结盟高潮，无不是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出现。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冷战期间无不如此。基于目前国际体系变革加速、“一超多强”格局式微，一超走低、多强易位，全球力量的分化与重组可能促成一个新的结盟时代出现，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典型代表，在这当中尤为明显。中国应该顺应当前国际体系变革趋势，有所作为，通过结盟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格局、国际环境。这种历史经验的迷思将中国推向了结盟的宿命，貌似无法逃逸。
中国结盟的三大核心问题
历史有其启迪意义，但现实政策却需要更为详尽的分析，更为精确的谋划。抛开需不需要结盟的争吵，如果中国需要结盟的话，就必须对中国结盟面临的三大核心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做出审慎决策，否则无疑是过于草率，进而酿成战略失误，误国误民。
其一，中国和谁结盟？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明示（签订军事协定、互助条约）或暗示（没有条约但实际上有所行动）的方式在安全领域建立起的伙伴关系。联盟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各有所求。中国目前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结盟对象呢？地缘环境决定了中国结盟对象的选择困境。周边国家太弱，牵连风险过大；外部强国林立，地缘挤压明显。中国虽称陆海权兼备但实际上仍以陆权为主，而从世界联盟发展的历程来看，海权国家相对陆权国家更热衷联盟，陆权国家的结盟面临着艰巨的管理难题，需要多元多重手段才能实现复杂性平衡。中国的情形非常类似于德国，联盟管理如履薄冰，俾斯麦的联盟体系运转需要依靠其高超的艺术性手腕运作调控（运转非常复杂），而当前世界的情形挤压了这种艺术运作的空间，中国很难运作高度复杂的“俾斯麦联盟体系”，在结盟对象上很难选择较为适宜的对象。并且结盟必然是两情相悦的问题，即使我们愿意选择他国作为盟友，他国又是否能同意呢？联盟有其共同利益追求，也不可避免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是同床异梦还是齐心协力，很难确保。如此，中国的盟友又在哪里呢？
其二，中国如果要选择结盟，那应该结成何种形式的联盟呢？毫无疑问，今天的联盟与我国所言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显著不同，甚至是北约、美日联盟这些当代联盟在其运转过程中也发生巨大变化，实现了联盟转型。对于联盟的名号，军事联盟、政治军事联盟、综合性联盟、经济联盟、战略联盟等叫法不一，含义更是千差万别。而实际上最传统的联盟则是指国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因此，关于中国的结盟我们必须慎之又慎，首先从联盟概念上必须严谨对待，谨慎思考我们的联盟定位。关于联盟需要深刻地认识到联盟的目标、性质、结构、内容、活动区域等多项指标。时下呼吁中国进行结盟，但却不知其所言联盟为何物，实在危险。
其三，中国选择结盟有何国际影响？联盟不是想要就能要，联盟困境自始至终存在。关于中国结盟战略的考量，我们必须考虑联盟困境的存在或者说考虑中国选择结盟带来的国际影响。因为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中国自我行为的外部性正加速扩大，外界对于中国的结盟动向必然格外关注。目前来看，中国选择结盟负担过高。外界对中国的担忧、怀疑、猜忌大有存在，中国选择结盟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对抗加强，这将可能导致东亚的分化，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受损，也不利于地区稳定、发展与繁荣，进而违背我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当前的南海争端可以因小见大，紧张与对抗只能制造分化，这对于地区各国而言均为不利，而美国却可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因此，如何搞好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区域合作而非联盟对抗这种冷战思维的延续更为可取。
明智的选择是中国不宜结盟
通过以上三个核心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目前不宜结盟。结盟对象的难以选择、结盟成本负担过高是关键原因。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中国的结盟文化。尽管关于中国的联盟分析很多素材来自春秋战国时期，认为中国古代即为结盟高手，合纵连横、纵横捭阖堪称经典。但关于中国的结盟历史考察应该从秦始皇大一统之后开始。其理由有二，一是自此中国大多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出现；二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基本是一种稳定的朝贡体系。如果以此时段进行考察，中国的结盟文化无疑匮乏。为数不多的结盟给予中国的记忆也并不美好。当然对此的质疑可以理解，或许可以关注朝贡体系下中国作为宗主国与周边藩属国之间的安全关系，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安全――自主”交易性联盟呢？但是总体而言，自近代以来，中国并无多少结盟的历史，中国更多地是依靠独立自主的奋斗。
除了结盟，难道我们别无选择吗？其实不然，结盟与对抗是西方的撞球思维，中国应该善于发挥自己的围棋思维优势。中国更为现实的选择应该是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冲淡美国亚太联盟军事成分；强化地区安全合作，降低联盟需求程度。反而观之，联盟军事成分的弱化与需求强度的降低，将推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减少东亚分化与对抗的风险，这无疑是当下中国的明智选择。
目前中国在安全上面临着美国统领的亚太联盟，自北向南包括美韩联盟、美日联盟、美泰联盟、美菲联盟以及美澳联盟，此外还包括美国的多组安全伙伴关系。美国看似咄咄逼人，但其要遏制中国也并不容易。冷战后，美国的这些亚太联盟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从狭隘的军事安全合作扩张到综合安全合作，对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关注也与日俱增。联盟当中的军事安全色彩逐渐淡化，经济安全、非传统安全等因素逐渐增加。与此同时，美国亚太联盟与中国的各方面交往特别是经济合作日益深入与拓展，相互之间的利益也愈加相互交织、错综复杂。那种军事色彩浓厚的对抗式联盟难以为继，不合时宜。并且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也有所发展。目前存在ARF（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峰会、东亚峰会、六方会谈、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多种安全合作、协商机制，尽管无法取代美国的亚太联盟，但毕竟在一些地区安全事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减少了地区各国对联盟的需求强度。以此为契机，中国应该积极推进地区安全合作进一步发展，培植地区对多边安全合作的需求，化解美国亚太联盟的锋芒。总而言之，中国需要积极推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而非结盟分化和对抗。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责编/彭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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