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体育思想传播与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体育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大多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传播，对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体育史；近代；体育思想；学校体育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传人，各种体育思想传播于世。一些体育思想作用于教育实践，给天津近代的学校体育教育带来深刻影响，很大程度上制约其基本走向。
　　一、洋务派体育思想的传播促使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出现
　　19世纪中叶，清王朝日益腐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统治者开展了一场口号为“自强”的洋务运动。此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买办化的官僚军阀，看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企图用西方近代的军工技术强化封建统治。他们标榜“自强新政”，被称为“洋务派”，因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洋务成了“一时之世风，一时舆论之趋向”。洋务派力主效仿西方，“西学东渐”之风吹来，西方体育便随着西方文化一起传人并传播开来。为了达到强兵目的，洋务派将西洋兵操引入军队训练；为了培养兴办洋务需要的各种人才，洋务派开办了各式洋务学堂。洋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多仿照外国同类学校，学堂聘请外国教员，一般都设有体育课（当时称体操课）。
　　天津的洋务学堂由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一手操办。李鸿章把天津当做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大张旗鼓地办洋务，开学堂，主要有北洋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等。洋务学堂是天津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新式学校，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由此发端。以北洋水师学堂为例，正式列为体育课程的项目，“有击剑、刺棍、木棒、哑铃、足球、跳栏、算术竞走、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这些项目，除爬桅具有专业特色以外，“以兵式体操为主，也包括有普通体操和田径运动项目，是综合性的教材。”体育教师既有德、英等外国人，也有来自国内的海军军官和士兵。北洋水师学堂所教的兵操，“最初是德国操，主要演习方城操及军事操，后来到了戊戌年间（1898年）就改为英国操了”。此外，学生们还经常组织一些校内小型比赛活动，如爬桅等。
　　北洋水师学堂与武备学堂、电报学堂曾举行校际运动会，可知其他洋务学堂体育教育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根据有关资料的粗略计算，从1880年至1900年间，北洋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共招生700人左右。虽然洋务学堂主要服务于洋务运动，军事色彩强烈，但洋务派体育思想的传播，使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迈出了第一步。
　　二、维新派体育思想的传擂推动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发展
　　1894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民族危亡，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并于1898年发动了“戊戌变法”，想要通过和平手段改良社会，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维新派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在教育方面提出废科举、办学堂、倡西学等观念。维新派提倡的西学与洋务派有很大不同，不是在为数不多的新型学堂学习军事与工业技术，而是要改革教育，广兴学校，推进“政学”和“艺学”教育，为资产阶级维新服务。康有为明确提出了学校要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的教育，梁启超倡导“尚武”精神，认为教育应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严复主张学校教育要大力提倡体育，认为就德智体三育而言，我国的教育偏于德育，而不重视体育、智育，这是“人才因之以稀，社会由之以陋”的原因，“人为教育，就是要分体、德、智三者”，三育并重才是自强之本。维新派使得“近代中国人开始从更深的层面上接受西方体育和认识西方体育……在继续肯定西洋体操在提高军队战斗力作用的同时，开始把西洋体操引进学校教育，并最终导致1904年《癸卯学制》的诞生，从此确立了中国近代的学校体育制度。”
　　天津是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基地。戊戌变法虽然为时不长，最终失败，但维新派的体育教育思想却是符合社会潮流且深入人心的。天津的一些官僚、地主、商人，不仅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响应者，更是努力实践者，北洋大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立的。学校重视体教结合，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轫，北洋大学在体育方面做出了重要尝试，有许多开拓之举。1897年11月26日，北洋大学举行赛跑比赛，项目有阻物跑、掷重物、先跑后跳、先立后跳、拾物跑、持棍跳高、递物赛等，170余名学生参加的这次比赛，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高校运动会。1898年主办的天津学堂联合运动会，成为中国首次校际运动会。《癸卯学制》颁布后，北洋大学遵照章程开设体操课之余，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十分活跃，每年都会举办体育运动会，形成浓厚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维新派的体育教育思想，不仅为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还促使《癸卯学制》的出台。自1895年至1911年，天津的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天津县新志》记载，至辛亥革命前夕，天津设立大、中、小等各类学堂共156所。按照《癸卯学制》的规定，自初等教育至高等教育均须设体操（体育）课，每星期占总课时的5.6%～10%不等。当时天津绝大多数的中小学堂，都开设了体操课，学校体育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三、军国民体育思想的传播导致教学内容军事化
　　军国民体育，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国民教育。我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形成于清末，由留日学生从日本引入，代表人物有蔡锷、蒋百里等。蔡锷在《军国民篇》中指出“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质，不独限之从者”，“凡全国国民，皆亦具有之”。蒋百里在《军国民之教育》中认为，应该把军人教育扩大到学校和社会之中。蔡元培也是军国民教育的提倡者，辛亥革命以前，蔡元培就提出学校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中华民国成立后，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正式提出了“军国民教育”，认为：“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蔡元培曾在北大提倡“学生军”，指出：“中国教育应重尚武，不但为保卫国家计，亦为强身健体计”，“各学校应一律提倡体育，国民身体既强，临时授以“军事知识”，亦可执干戈以卫国家。”当时认同军国民体育思想的还有范源濂、徐一冰等，军国民体育是民国初期一种强有力的学校体育教育思想。 　　天津的严范孙和卢木斋都是军国民体育教育的拥护者，严范孙指出：“中国国民之所以最缺而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卢木斋认为国家：“宜注重国民兵，奖励国民兵之法，惟有寓兵于学……如各省皆有五十万学生可充兵，外人决退避三舍矣。”严范孙和卢木斋的军国民体育教育思想旨在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抵抗外来侵略，反映出爱国人士的救国思想，在当时的天津产生了极为广泛的舆论影响。
　　《癸卯学制》颁布后，在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影响下，天津学校体育课程普遍以兵式体操为主要内容。兵式体操主要是“立正”、“稍息”、“看齐”及各种转法、步伐、队列、队形变换等，教员主要为军队教官和退役军人。由于民国初期这一思路并未改变，军国民体育教育作为教育宗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天津得到贯彻落实。有条件的各级各类学校均开设军事训练课，体育课程的内容几乎完全是兵式体操和军事训练。1915年《天津南开中学校章程》中规定，“组织童子军旅行”、“管理关于军事训练”都属于体育课的职责。
　　体育课的兵操训练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对体育的重视程度，有助于“尚武”风气的形成，但以兵操为主要教学内容，势必限制了其他运动项目的开展。1904年天津督学视查中学堂时认为：“高等班均娴兵式体操，军乐洋洋饶有尚武精神。”同时也指出：“体育教习系军营中人，只教兵式体操而无柔软体操、游戏等，似亦一缺点。”另一方面，由于没有顾及学生的身心特点，教学过程颇似训练军人，军人教员普遍带有的军阀习气，造成学生对体育课的消极情绪，痛恨体育课机械呆板、生硬单调，减损了学习热情。如此，体育教育未能实现其根本目的，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张伯苓体育思想的传播引领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走入辉煌
　　张伯苓是著名教育家，也是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的杰出人物，他的体育教育思想是以爱国为核心的。作为严复的学生，其体育思想受到维新派影响，海军的经历又使他看到国家及国民的衰弱，由此树立了“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观念。张伯苓认为，如果体育不好，国民就不能有健康的体格，也就不能为国家做事和效力，而不重视体育恰是国民体魄衰弱的主要原因，故而提出了：“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口号。他指出教育与体育是分不开的，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学生的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应齐头并进，三者中我国最缺少的是体育教育，他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在体育教育中，张伯苓强调的是面对全体学生，他说：“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伯苓还重视体育道德及体育精神的建设，注重运动员的品格培养。在他看来，“体”与“育”要并重，“体”与“德”应兼进，每个学生都该具有坚强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
　　作为南开学校的开创者之一，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张伯苓的体育教育思想在办学实践中得到大力推行，对天津的学校体育教育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力，以南开学校为代表的天津学校体育走入辉煌。
　　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南开学校训练学生的方针有二：一是锻炼学生要有强健的体魄；二是培养学生要有浓厚的国家观念。这是对张伯苓“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理念的最好诠释。为了使学生的体育锻炼实现全体总动员，学校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对一些项目的成绩作出规定，不达标者不能及格。南开中学还专设体育补习班，凡是身体赢弱或是体育不及格的学生都要参加。学校“对于体育设备、运动场地、力求完善；体育组织、运动比赛，力求普遍”，以致“每天下午四点，学生都自觉地奔赴操场，三五结伴，锻炼身体从不间断。学校运动会向例每年举行一次，因此运动前总是有几百名学生齐集操场，进行热烈的训练。即使在严寒的冬天，下课后他们也群集食堂进行踢毽等运动。早晨在学校附近的大开洼里练长跑，住校生几乎人人参加。”南开学校经常组织各种运动比赛，学生的运动技能得以个性化发展，体育活动也得到极为广泛的开展。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南开选拔出优秀的运动员，组成了各种学校代表队，二三十年代南开有足球队、篮球队、棒球队、排球队、网球队、田径队等，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篮球队。实力最强时，南开篮球队在许多国内国际比赛中均获冠军，主力队员得到“南开五虎”的美誉，闻名遐迩。南开运动队不仅以高超的竞技水平传为佳话，更以优良的体育作风和体育道德享誉全国。
　　五、自然体育思想的传播带来教学内容多样化
　　自然体育思想在“五四”前后自美国传入，20年代留美体育学者袁敦礼、吴蕴瑞等学成归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随着他们著作的出版、教学活动的进行而广泛传播，成为长期影响我国体育教育的主导思想。自然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1、体育是一种教育方式。体育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任何身体的活动也是精神的活动，通过体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各种基本技能，还可以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提高文化素养。“体育教师之责任，在于发达儿童之身体，重于培养儿童之品格”；2、注重本性发展。要使儿童身心健康，就不能让他们的本性受到束缚。“游戏是儿童的本性，本性又是教育的原动力，因此，学校必须重视儿童游戏的本性。”对儿童本性应加以启发和辅导，使之充分地、正常地发展。3、推崇自然化体育。体育教材和教法要尽量自然化，以顺应个人自然的本性。“在体育实践中应尽量采用符合儿童本性的游戏、舞蹈、户外竞技运动（主要是各种球类运动）、野外活动（旅行、野营等）和各种基本技巧（主要是近代田径和攀爬、举重、搬运等运动）。”
　　自然体育思想传人后，对我国近代学校体育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192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新学制《主科学制》及《课程纲要草案》，学校中的“体操科”正式改为“体育科”，并规定内容为田径、球类运动及游戏，剔除兵操。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了《暂行小学课程标准》，1933年天津教育局选派人员，并聘请专家，根据这一标准和天津的具体情况，编制了天津市小学体育教材要目。此要目明显体现了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规定：一二年级游戏占50%，舞蹈、运动各占20%，其他10%；三四年级游戏35%，舞蹈20%，运动30%，其他15%；五六年级游戏20%，舞蹈，男生20%，女生40%，运动，男生40%，女生20%，其他20%。运动项目低年级为模仿运动和远足，中年级为模仿运动、技巧运动、简单球类、短跑、跳远、掷远、跳高、远足，中年级为球类运动、田径运动、器械运动、游戏，还有姿式的训练和准备操。30年代，受到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天津小学的课外活动内容也十分丰富，如天津市立第一小学有秋千、滑梯、软梯、吊环、打球、赛跑、跳高、跳远、铁球、爬杆等，每天课后活动，有时还表演太极操和舞蹈。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规定教材有球类、田径、游泳、器械运动、国术、体操、垫上运动、韵律活动、和缓运动、野外活动，天津的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工业学院、女师学院、法商学院、工商学院等各大学，都根据此纲要制定了具体实施计划。
　　结束语
　　近代体育思想的传播，不仅催生了天津近代的学校体育教育，也促使它不断地改变与调整。体育思想对体育教育实践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得与失之间，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完成了自己的演进历程。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47548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