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职务舞弊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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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关于职务舞弊的报道越来越多,其所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与日俱增。对于职务舞弊问题的研究和治理迫在眉睫。文章从行为经济学视角,运用其前景理论中的预期效用、风险偏好、时间偏好、锚定效应、框架效应对职务舞弊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控制职务舞弊行为的策略。
[关键词] 行为主体;行为经济学;职务舞弊;前景理论;预期效用函数
[DOI]1013939/jcnkizgsc201915102
1引言
近年来,关于职务舞弊的报道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职务舞弊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就有70家以上,而据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CFE)统计,2014—2017年职务舞弊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已经高达56万亿美元,对公司等组织造成损失的平均数为20万美元。这些数据均表明,职务舞弊对公司及经济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乃至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因此,研究职务舞弊行为动机,加强对职务舞弊的防范和控制刻不容缓。
目前国内外对职务舞弊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视角和行为科学的视角来进行。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舞弊行为虽对舞弊行为的成因、辨别和防范有成效,但其未全面考虑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的锚定效应、风险偏好等问题及环境、心理因素的影响,缺乏现实性。从行为科学视角研究舞弊行为,虽然考虑了行为主体心理因素及组织、环境的影响,但其未将两者的相互作用相结合及探究相互作用的结果,且其未对舞弊行为进行经济分析和度量,缺乏定量性。本文将从结合了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行为经济学视角,运用其前景理论对职务舞弊行为进行分析。
2职务舞弊的定义
本文参考ACFE对舞弊的解释,将职务舞弊定义为:指包括普通员工、经理、高级执行官等组织内不同层次行为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以不正当手段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并对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失的行为的总称。
3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职务舞弊行为分析
每个行为主体均是有限理性的,在做出职务舞弊行为决策时会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舞弊收益价值函数和舞弊成本价值函数(这一价值是行为主体对该决策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价值),以及舞弊决策权重函数(这一权重是行为主体对舞弊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主观排序所形成的权重)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前景理论的预期效用、风险偏好、时间偏好、锚定效应及框架效应来分析其对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的影响,进而对舞弊行为决策的影响。
31预期效用与职务舞弊行为倾向
行为主体在做是否舞弊决策时,会计算舞弊收益价值和成本价值,这一价值是行为主体对该决策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价值,此外,行为主体会将客观概率转化为其主观心理权重,这一权重是行为主体对舞弊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主观排序所形成的权重。
行为主体在衡量舞弊价值时,会将给其带来正效用的因素,纳入舞弊收益价值函数,将给其带来负效用的因素归入舞弊成本价值函数。这些因素可分为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包含当期能够获得的物质收益k和付出的物质成本m,将来可能获得的物质收益j和付出的物质成本n,精神方面包含当期能够获得的精神收益t和付出的精神成本r,将来可能获得的精神收益k和付出的精神成本s。
通过对行为主体职务舞弊收益及成本价值函数的分析,可知职务舞弊的预期效用函数为U[(k+t)-(m+r)-p(n+s)+(1-p)(j+k)]。从预期效用函数可知:
(1)当舞弊行为的预期效用越大,舞弊倾向越高;
(2)某次舞弊行为未被发现再次实施舞弊的倾向显著大于某次舞弊行为被发现;
(3)行为主体对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偏好程度越大,舞弊倾向会越高。
32风险偏好与职务舞弊行为倾向
风险偏好是指为了实现目标,行为主体在承担风险的种类、大小等方面的基本态度。依据风险偏好不同,行为主体可分为:风险追求者、风险中立者和风险规避者三种,且行为主体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逐渐降低。但不论哪种行为主体,当涉及收益时,更加偏好确定性收益,厌恶不确定性损失;当涉及损失时,更加厌恶确定性损失,偏好不确定性收益。
因对待风险态度的不同,行为主体在进行舞弊决策时,所要求的确定性收益与风险性收益差额即风险溢价也会有所差异,故舞弊收益和非舞弊收益直接的差额满足风险溢价的可能性也会有所不同,但只有当两者之间的差额满足风险溢价的要求时,行为主体才会进行职务舞弊行为。因此,风险偏好会对职务舞弊行为产生效用评价约束:
(1)在高风险状态下,风险偏好程度高的行为主体,职务舞弊倾向越高;
(2)行为主体的损失厌恶程度越大,职务舞弊倾向越高;
(3)行为主体预期损失金额越大,职务舞弊倾向越高;
33时间偏好与职务舞弊行为倾向
时间偏好是指分配在不同时点的相同财富会给行为主体带来不同的效用,经常用“贴现率”来表示,即短期贴现率和长期贴现率。每个行为主体对时间偏好是不一致的。
由于职务舞弊行为的隐蔽性和侦察手段的滞后性,职务舞弊行为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被发现,时间距离的存在导致职务舞弊的收益发生期要早于舞弊成本的发生期,故行为主体在进行舞弊决策时,舞弊收益适用短期贴现率,舞弊成本适用长期贴现率。因此,在面对短期决策时,舞弊成本和舞弊收益存在时间距离的情况下,时间偏好的差异程度越大,舞弊收益的贴现值就越大,行为主体实施职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
但是,如果缩短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的时间距离,由于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主体在偏好短期收益的同时也会厌恶短期成本,致使相同数量损失的效用要显著大于相同数量的收益,因此相同时间偏好的行为主体,在缩短舞弊收益与舞弊成本时间距离情况下,行为主体职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小。
34锚定效应与职务舞弊行为倾向 当行为主体在进行舞弊价值评估时,会通过一个相对的初始值作为参照点来定义“损失”或“获得”,这个初始值称锚。而锚定效应是指这个初始值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人们在决策时,会不自觉地给与最初获得的信息过多重视,而这个锚一旦确定,后续行为基本也确定。
而在实际研究中发现,在进行舞弊行为决策时,大到经济形势等大环境,小到工作条件都可作为锚,影响着行为决策。因此就有如下几种情况出现:①社会经济形势、国家的经济法规政策均有可能引导行为主体实施舞弊行为;②处于行业或者企业风气不佳环境下的行为主体,职务舞弊倾向性更高。
35框架效用与职务舞弊行为倾向
框架效用是指行为主体在进行决策时,会受到问题的框架方式的影响,即问题以何种方式呈现在行为主体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于风险的态度。在进行职务舞弊行为决策时,潜在的与职务舞弊有关的问题以正面反馈的方式呈现会使行为主体舞弊倾向较小或选择不进行舞弊,而以负面反馈的方式呈现会使行为主体舞弊倾向较高。
4职务舞弊行为的控制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现实情况,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职务舞弊行为的控制策略。
41降低舞弊预期效用,提高舞弊行为成本
从预期效用函数可知,舞弊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以及被发现的概率决定了舞弊行为的预期效用,故降低舞弊行为潜在收益,提高舞弊行为潜在成本以及被发现的概率可有效降低职务舞弊行为。
411强化政策约束力
强化政策约束力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手段:
(1)提高职务舞弊行为的惩罚标准。可通过降低职务舞弊行为的处罚界限以及提高职务舞弊行為的惩罚力度,提高行为主体的舞弊成本以及舞弊行为被发现的心理概率来实现。
(2)增强企业员工敬畏感。可通过签署承诺函或写保证书的方式来提高行为主体的舞弊成本。
412加强反舞弊宣讲教育
加强反舞弊宣讲教育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1)提高舞弊信息透明度,加强多方式的反舞弊教育。定期发布违法违规而被惩处的公司或个人,并以案例形式多方式地在一些平台上发布,以对潜在舞弊公司或个人起到警示作用,从而降低舞弊预期效用。
(2)推进内部控制建设,定期开展反舞弊宣传教育。从社会监督来说,定期深入企业开展反舞弊宣传,强化企业反舞弊意识;从企业组织来说,推进内部控制建设,定期对企业员工进行反舞弊宣传培训。
(3)建立检举制度。建立完善的揭发检举制度,提高舞弊行为被发现的概率。
42正确认识偏好,减少偏好带来的影响
(1)缩短成本收益的时间距离,减少时间偏好的影响。当缩短时间距离,使得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处于同一时间区间,行为主体对于舞弊成本的不安心程度会显著大于对舞弊收益的不耐心程度,从而减少舞弊行为。缩短时间距离可通过延长舞弊收益的发生期和缩短舞弊成本的成本期来实现。
(2)职位特征与人员风险偏好程度相匹配。企业可根据职务特征和人员风险偏好程度来进行人事安排,如当职位特征涉及决策较少且更多要求人员诚实、严谨和负责时,可将风险规避的人员安排在此类职务上;而当职位特征涉及更多决策时,风险追求者和风险中立者能给企业带来更好发展,但需设置一些制衡监督岗位,从而降低风险偏好的影响。
43建立积极的锚定效应,减少消极的锚定效应
(1)降低不合理的法规政策的锚定效应。政府及监督部门在制定法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金额、比率、年限等指标要求可能产生的锚定效应,减少公司或个人为满足指标要求而做出舞弊行为。
(2)营造企业良好氛围,提高员工职业道德。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引导企业员工将积极向上、作风端正和长远利益作为参照,运用锚定效应消除其从众心理、消极心态。此外,建立员工职业道德规范手册,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员工积极端正的工作作风。
44 设定正框架,减少负框架效应
(1)制定合理的奖惩制度。企业在制定奖惩制度时,应更多地从积极的一面来表述奖惩制度,减少负面表述,从而通过正框架效应使员工产生积极的心态,减少职务舞弊行为。
(2)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有助于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减少员工对工作的不满情绪以及实施不良行为的动机。对员工的人员关怀包含改善员工工作条件、提供良好发展空间、提高薪资待遇等。
参考文献:
[1]孔晨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国有企业高管职务舞弊行为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6
[2]陆成良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职务舞弊行为倾向实验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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