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质量、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  文章以2007—2016年全部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影响，并从股权集中度角度出发，探究其在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可持续增长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有消极影响作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其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
　　【关键词】  内部控制质量;可持续增长;股权集中度;内控缺陷
　　【中图分类号】  F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07-0017-05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阶段，下行压力显著，企业想在波动的市场环境中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注重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國是世界的制造大国，制造业是改革创新的“主战场”，也是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引领者。内部控制是企业的一项管理活动，可通过约束、引导、监督、评价等职能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目标成功实现（樊行健等，2014），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增长。本文主要利用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关系，主要贡献有三点：一是改善企业可持续发展意识不强的现状;二是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出发，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可持续增长关系的影响机制，丰富相关领域研究文献;三是警示企业在新常态背景下关注内部控制建设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明确指出内部控制制定的目标是“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内部控制是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通过内部控制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把控，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可以实现企业健康发展。
　　从经济后果来看，一方面，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监督和约束各层级人员，及时发现管理中的缺陷漏洞进行纠正，提高会计盈余持续性（肖华等，2013;李姝等，2017），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财务绩效（叶陈刚等，2016），进而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带来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李万福等，2011;张超等，2015），还能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水平。张会丽、吴有红（2014）通过研究证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能够有效抑制企业内部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进而持有较多的现金预防未来经营中的不确定性。陈汉文（2014）等通过实证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这一现象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更为显著。
　　除此之外，内部控制对企业整个流程发生作用，通过各种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能够实现对企业的监管和控制，降低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张国清等，2015），也有助于促进企业持续发展。Ogneva（2007）认为，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风险控制具有显著影响。方红星（2015）等从应对公司风险角度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与特质风险和系统风险的关系，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能降低特质风险水平和系统风险水平。因此，内部控制可以从多方面促进企业带来积极效益，推动可持续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
　　美国萨班斯法案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都强调企业应将内部控制缺陷作为评估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核心指标。内部控制缺陷按影响程度可分为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其中一般缺陷影响较小，我们认为即使企业予以披露，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但对于重大或重要缺陷，它们往往一经披露就会引起各利益相关者的重点关注，可能造成股价暴跌，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限制企业的发展。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当企业披露内控缺陷时，意味着向市场传递了坏消息，发出企业风险增加的信号（张国清等，2015），导致投资者对公司的财务信息和内控信息真实可靠性产生怀疑，要求更高的投资报酬率进行补偿，导致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上升。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当企业披露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时，管理层可能存在更大的操纵空间，进行更多的舞弊自利行为，进而影响投资效率和经营效率，也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企业声誉下降后加大了筹资难度，进而提高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Askaife等，2008），资本成本的提高，影响财务可持续增长。王艺霖和王爱群（2014）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内控缺陷会显著提高其权益成本。王虹静（2016）发现披露内控缺陷的企业其债务资本成本更高。
　　重大或重要缺陷是内部控制的实质性漏洞，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内部控制重大或重要缺陷的披露作为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变量，提出假设2：
　　假设2：企业披露存在内部控制重大或重要缺陷，会降低企业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的代理冲突，会影响内部控制质量。一方面，大股东的股权越集中，越积极地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可能利用控制权优势优先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妨碍管理层对投资项目的选择。另一方面，大股东可能由于利己心理想方设法通过制约管理层提高薪酬等侵占企业资源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肖淑芳等，2012）。管理层的过分干预往往会打击管理层的积极性，降低公司治理水平，导致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减弱。张先治等（2010）利用问卷调查的结果，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负相关。吴益兵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低。
　　过高的股权集中度也会影响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倾向于利用绝对的控制权为自己谋求利益，这也将使其他中小股东无法对大股东的权力进行制衡，更不可能实现监督。从长远来看，将导致中小股东对企业进行短期投资，从而获取利润，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增长。总之，从委托代理角度来看，较高的股权集中不利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功能发挥。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相比较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正向作用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对发展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由于2006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颁布促使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完善内控信息披露，因此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7—2016年全部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另外进行以下筛选：（1）剔除ST、PT等经营异常的上市公司;（2）剔除相关资料不全和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内控质量合并的10 501个有效值和内控缺陷合并的9 318个有效值。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缩尾处理。其中，内控相关数据来自迪博数据库，产权性质和股东持股比例数据来源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和计量分析使用Stata13.1和Excel 2016完成。
　　（二）变量定义
　　1.内部控制质量（ICQ）。参考张丽达等（2016）、叶陈刚等（2016）、卢锐等（2011）的做法，依据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控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信息，结合内部控制目标经营、合规、财务报告等实现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作为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标准。具体定义见下页表1。
　　2.企业可持续增长（SGR）。Higgins可持续增长模型明确指出了影响企业持续增长的各财务因素，易于理解和操作，被许多学者研究使用。因此，本文借鉴王玉春和花贵如（2007）的做法，采用Higgins可持续增长模型确定我国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增长率。
　　3.股权集中度（Top1）。本文参考贺炎林等（2014）的做法，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衡量股权集中度，该指标越大，说明公司股东集权程度越高。
　　4.控制变量。本文借鉴Doyle等（2007）、池国华等（2014）、刘启亮等（2012）文献，设置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高管年龄（Sage）、产权性质（Owner）、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gsr）、独立董事比例（IDB）、公司年龄（Cage）、高管平均薪酬（Mis）、高管学历（Edu）。另外，还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变量。全部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三）模型设计
　　为验证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1）：
　　SGR=α0+α1ICQ+α2Size+α3Sage+α4Mis+α5Edu+α6Owner+α7Magsr+α8IDB+α9Cage+α10Year+α11Industry+ε （1）
　　为检验内控重大或重要缺陷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构建模型（2）：
　　SGR=β0+β1Sig+β2Size+β3Sage+β4Mis+β5Edu+β6Owner+β7Magsr+β8IDB+β9Cage+β10Year+β11Industry+ε （2）
　　在模型（1）的基础上，为验证股权集中度是否会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可持續增长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中心化，加入二者交乘项，生成模型（3）和模型（4）。
　　SGR=α0+α1ICQ+α2Top1+α3Size+α4Sage+α5Mis+α6Edu+α7Owner+α8Magsr+α9IDB+α10Cage+α11Year+α12Industry+ε（3）
　　SGR=α0+α1ICQ+α2Top1+α3ICQ×Top1+α4Size+α5Sage+α6Mis+α7Edu+α8Owner+α9Magsr+α10IDB+α11Cage+α12Year+α13Industry+ε （4）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可持续增长率的最小值为-0.505，最大值为0.499，均值为0.059，中位数为0.052，说明样本公司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差异化较大，且部分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较弱，有待进一步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取值范围为0到18，均值为12.44，中位数为13，说明样本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整体状况较好。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大值为73.8%，最小值为9%，均值为34.9%，中位数为33.3%，说明样本企业的股权结构较好，差异分布较均匀。
　　从上页表4可以看出，可持续增长率最小值为-0.529，最大值为0.511，均值为0.059，中位数为0.052，说明样本公司可持续增长率分布较为稳定。披露重大或重要缺陷均值为0.019，说明样本中只有1.9%的公司披露存在重大或重要内部控制缺陷。
　　（二）相关性检验
　　对样本变量进行相关系数分析，本文采用Pearson法，结果如表5、表6所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6，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表7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内部控制质量系数为0.003，且在1%水平上显著，假设1得到了验证，即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公司规模、高管持股比例、高管平均薪酬与可持续增长均在1%水平正相关，表明公司规模、高管持股比例、高管平均薪酬对企业的可持续增长能力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独立董事比例、公司上市时间、高管年龄、产权性质均与企业可持续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独立董事比例、公司上市时间、高管年龄、产权性质抑制企业可持续增长。模型（3）和模型（4）中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在1%水平下显著，内部控制质量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乘项系数为-0.008，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股权集中能够负向调节内部控制与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关系，公司股权越集中，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的促进作用被减弱。模型（2）中内控重大或重要缺陷系数为-0.048，在1%水平显著，说明企业存在重大或重要内控缺陷，极大阻碍企业可持续增长。 　　（四）稳健性检验
　　1.以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Top5替代Top1，最高前三名高管报酬平均额Mis3作为平均高管薪酬Mis的替代变量，以高管是否持股Mo替代高管持股比例Magsr对模型（1）、（2）、（3）、（4）进行回归检验，得出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2.将可持续增长率指标用CSMAR数据库中的可持续增长率Sgr代替，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替换前的结果基本一致。
　　3.可持续增长也可能影响内部控制质量，可持续增长能力强的公司，更加注重内部控制建设，因此本文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来缓解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7—2016年间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内部控制质量、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内部控制存在重大或重要缺陷，会降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股权集中度减弱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正向影响作用。
　　通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我国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在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自身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内部控制的执行力，为企业的长久持续发展保驾护航。第二，重点关注易发生内部控制缺陷的重要环节，及时弥补，降低内控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企业应保持合理的股权集中度，减弱大股东的利益侵害行为。X
　　【主要参考文献】
　　[ 1 ] 樊行健，肖光红.关于企业内部控制本质与概念的理论反思[J].会计研究，2014，（02）.
　　[ 2 ] 肖华，张国清.内部控制质量、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J].会计研究，2013，（05）.
　　[ 3 ] 李姝，梁郁欣，田马飞.内部控制质量、产权性质与盈余持续性[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32（01）.
　　[ 4 ] 叶陈刚，裘丽，张立娟.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J].审计研究，2016，（02）.
　　[ 5 ] 李万福，林斌，宋璐.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效率促进还是抑制？[J].管理世界，2011，（02）.
　　[ 6 ] 张超，刘星.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5，18（05）.
　　[ 7 ] 张会丽，吴有红.内部控制、现金持有及经济后果[J].会计研究，2014，（03）.
　　[ 8 ] 陈汉文，周中胜.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03）.
　　[ 9 ] 张国清，赵景文，田五星.内控质量与公司绩效：基于内部代理和信号传递理论的视角[J].世界经济，2015，38（01）.
　　[ 10 ] Ogneva M.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The Accounting of Review，2007，（82）.
　　[ 11 ] 方紅星，陈作华.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有效应对特质风险和系统风险吗？[J].会计研究，2015，（04）.
　　[ 12 ] Ashbaugh-Skaife， H.，D. Collins， W.， Kinney， and R.Lafond.The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83（1）.
　　[ 13 ] 王艺霖，王爱群.内控缺陷披露、内控审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来自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4，（02）.
　　[ 14 ] 王虹静.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债务资本成本关系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数据[J].会计之友，2016，（15）.
　　[ 15 ] 肖淑芳，金田，刘洋.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03）.
　　[ 16 ] 张先治，戴文涛.公司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07）.
　　[ 17 ] 吴益兵，廖义刚，林波.股权结构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2007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数据的检验[J].当代财经，2009，（09）.
　　[ 18 ] 张丽达，冯均科，陈军梅.媒体监督、内部控制与审计意见[J].审计研究，2016，（05）.
　　[ 19 ] 卢锐，柳建华，许宁.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J].会计研究，2011，（10）.
　　[ 20 ] 王玉春，花贵如.从财务视角审视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来自信息技术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7，（02）.
　　[ 21 ] 贺炎林，张瀛文，莫建明.不同区域治理环境下股权集中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J].金融研究，2014，（12）.
　　[ 22 ] Doyle.J.，W.Ge.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Repor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7，58（1）.
　　[ 23 ] 池国华，杨金，邹威.高管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4，（11）.
　　[ 24 ] 刘启亮，罗乐，何威风，陈汉文.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J].会计研究，2012，（03）.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48021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