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思想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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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戴维·施韦卡特对资本主义“无可替代论”进行了批判，提出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基于此，重点分析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思想，探讨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公有制
　　中图分类号：F091.3;D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4-0001-03
　　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1942-）是现今美国著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之一。施韦卡特对资本主义“无可替代论”进行了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提出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取代不公不义并陷入重重危机的当代资本主义。本文重点研究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思想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建设的启示。
　　一、经济民主及其意义
　　（一）经济民主的概念
　　“民主”原本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意思是多数人掌握社会统治的权利，要求在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上的由多数人决定。由于经济与民主的密切关联，所以出现了“经济民主”一词。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尽管没有专门论及经济民主，但对经济民主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于推行具有经济民主意义的合作工厂，马克思则认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实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那都是不算过分的。”
　　1919年，德国在《魏玛宪法》中首次确立了“经济民主”的原则。那么，到底什么是经济民主呢？“经济民主”可谓是民主精神在经济领域的体现。美国学者科恩认为，经济民主是经济领域的民主，“当社会成员有权利选择他们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及达到这些目标的经济手段时，就算有了经济民主。”美国的民主理论专家萨托利认为，经济民主的政策目标是重新分配财富并使经济机会与条件平等化。加拿大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伦·伍德在《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不仅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再思考和重建，并且提出“民主不仅需要被重新视为一种政治范畴，而且也需要被看成是一个经济范畴”。她的意思并不是要把“经济民主”简单地视为一种更加平等的分配，“要把民主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器、作为一种经济的驱动机制。”
　　（二）经济民主的意义
　　施韦卡特认为“经济民主”就是以工人自我管理为特征的一种社会主义形式。它保留了商品和服务市场，而把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转换为更负责、更民主的机构，是一种“具有民主品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施韦卡特通过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的认真阅读，发现马克思一个没有很清楚地陈述出来、但看上去仍是很清楚的答案：“工作场所应当被民主化！”因此，施韦卡特呼吁：民主不能在工厂门口停下来！从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专注于经济民主的研究，他所阐述并论证的经济民主模式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合成”，它是“在过去30年比较经济制度一直在进行的理论辩论中形成的，是在工作场所组织模式的经验性研究中和在20世纪的各种历史的‘实验’中形成的”。施韦卡特对他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非常有信心，认为“这种经济民主制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即使是和资本主义的最好形式相比，它也更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它也会比资本主义更为平等、稳定和民主”。因此，经济民主具有重要的意义。
　　1.实现真正的民主
　　施韦卡特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惊人的异常现象，是普通人被认为有能力胜任选举其政治领导人，而不是他们的老板。”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拥有政治上的形式民主，他们可以选举国家总统，却在工作场所更加缺乏民主，认为他们没有能力选举自己的经理。因此，资本主义缺乏真正的民主。“当代资本主义颂扬民主，但却否认我们在具体的那一点上的民主权利，而这一点所在，正是可能人们奏效最快、最为具体的地方：是我们一生中作为成年人付出最多的活动和度过最有活力的时间的地方。”他认为，可能会有人反对这种扩展民主的方法，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总的规则，工作场所民主的運行比起所有者专制，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组织形式，会更好。”
　　2.经济民主是基于正义原则构建，更为人道和高效
　　企业民主化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由于消除了工资制度，企业的利润将直接分配给工人，每个工人的所得份额都与企业的生产效益密切相关，这样必然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民主下的企业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施韦卡特认为，如果用包括人性、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更广泛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工人参与制经济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南斯拉夫、中国的乡镇企业、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都是证明材料。
　　当然，施韦卡特也认识到经济民主的可能不足。他说：“民主民主化并不能解决异化的所有问题，民主决策也不是一剂万能药方，有时也会做出不好的决定。民主辩论中的失败者可能变得很痛苦，特别是如果他们持续地失败。但仍然要看到，工作场所的民主化是马克思批判的直接答案。”但是，经济民主模式下，生产属于那些正在进行生产的人们。这样，“他们就形成了对生产的控制，也就出现了共同行动的空间，这种空间远比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得要广泛。”
　　二、南斯拉夫的经济民主实践的积极作用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南斯拉夫进行了工人自我管理企业等民主实践。施韦卡特指出，民主管理的经济可以是高效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大胆经验所创造的效率就是一个证明。“在1952年与1960年间，南斯拉夫的经济创造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高的增长率纪录。从1960—1980年，在所有低、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南斯拉夫的人均增长名列第三。”而之前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30年中经济年均增长6%（比中国改革后的增长慢些，但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但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后来失败了。1980年代南斯拉夫的经验和这个国家自身出现了问题。为什么？这自然成了不了解情况的、责难工人自治的意见的理由，因为这正是南斯拉夫经济同所有其他模式不同的特点所在，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人们有时会说，在广大的范围里企业的工人自治管理是不能成立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证据。这类断言在1989年之后不断地被重复着，当时东欧社会正在谋划重构他们的经济。”不管怎样，并没有支持这种观点的真正可信的研究。甚至连哈罗德·莱德尔也写下广泛的批判性文章谈到南斯拉夫经济制度，他作为赞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不认为工人自治是个问题，而恰恰相反。他认为，很明显，导致失败的原因是南斯拉夫党和政府没有自觉推行一项宏观经济限制的政策，特别是限制货币的供应——同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结合起来，去扩大企业的机会、对企业的刺激和有效率的工作。需要的是，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由聪明的自治企业更多的自由独立决策，同严格控制的国内流通供应相结合。 　　莱德尔公正地否认了将工人自治认做问题的看法。那引起南斯拉夫转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在施韦卡特认为，“其錯误同南斯拉夫模式的另一个特点相关——它的投资配置。”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工人自治而在于投资配置。施韦卡特指出，南斯拉夫没有正确地执行对投资的控制。“南斯拉夫像许多中低收入国家一样，被诱使借贷了大量的石油美元，累积到1970年底，欧佩克价格猛涨，涨价是为了避免国内遇到的困难。当在1980年初低利率突然转高时，南斯拉夫才发现，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它自己也处于金融危机之中了。”这个政策错误又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央政府允许生产和分配投资上的过多的联邦成员的自治权相结合。富裕的地区更富裕，穷困的地区远远被抛在后边。这个加宽的鸿沟是地区和种族紧张状态的经济基础，这种紧张迅速爆发。正如迪杰娜·普来斯蒂纳的研究所指出的，“主要的原因（政府缺乏在合适的政策上的一致）多半本质上不是来自种族主义而是源于经济利益。”考察南斯拉夫的历史，她观察到，“尽管通常有着‘良好打算’和一个相对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但当地区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通常会优先考虑增强自己的地区利益。”
　　南斯拉夫的工厂民主和市场引进发挥了积极作用，它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对投资没有进行良好的控制，大量引进外资加剧了原有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除此之外，南斯拉夫是多民族的联邦制的国家，本身比较松散，地区利益冲突也很突出，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最终矛盾被激化，社会主义改革遭遇失败。施韦卡特认为，南斯拉夫的解体并没有驳倒这个论断——经济民主是可行的经济秩序;他认为，“南斯拉夫的经历对中国来说可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其中工作场所的民主并不是什么失败的教训。”
　　三、公有制与经济民主的关系
　　（一）公有制是经济民主的是手段而非目的
　　施韦卡特所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不以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为特征的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他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以此来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价值。在他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企业资产是公共财产，来自于社会投资基金。政府对企业资本资产统一征收一定比例的资本资产税形成社会投资基金，然后按照规定给企业作为投资资金。收集投资基金和分配投资基金，都必须按照民主决策与监督的程序进行。通过向企业收税而不是依赖私人储蓄来产生投资资金，以此来消除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这样企业也就摆脱了对资本家的投资或者私人储蓄的依赖。
　　在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家看来，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的手段，公有制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他们大多数都主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尤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但他们主张社会所有制主要是想强调所有制上的民主（即产权民主），摆脱对资本私有制的依赖，解放异化劳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和民主目的服务。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张建立民主的社会所有制。然而，在他们看来，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只是社会主义的手段，社会主义的价值是要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和更大范围的民主。施韦卡特认为，社会主义传统的最美好的理想和价值是“生产者控制经济而不是经济控制生产者”。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直接生产者控制经济的社会”，企业是以工人的自我管理为特征而不是资本家权威管理的组织。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社会所有制不同于国家所有制，也不等于计划经济。施韦卡特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并不等于民主的实现。他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例，指出“在那里，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由于实行的是国家所有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中央计划经济，工人的民主权利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保证”，“但不平等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较大的范围的民主也没有真正得以实现。”
　　当然，施韦卡特所设计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之上的，施韦卡特自己也说，这只是一个“纯理论的模式”。根据客观现实需要，他还设计了一个扩展模式，在这个扩展模式中，允许存在储蓄和借贷协会，允许少量的资金“私人成分”，就是“营利性的合作组织处理这类事情”。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多样化
　　施韦卡特将社会主义看做是一个经济制度，并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视为市场社会主义，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作为他主张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材料。不过，客观来讲，他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有很大不同。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而他在考虑替代制度的时候考虑的更多的是他的祖国美国。他所设想的单一公有制不一定适合现阶段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本制度不能变，绝对不能搞私有化，不能变成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和贫富严重分化的局面。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变，并不意味着公有制的形式只能一成不变，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完善。我国曾经实行的“一大二公”的高度公有化的所有制，事实证明它的效率低下，“大锅饭”的激励作用严重不足。我国传统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委托-代理”问题、“信息、激励、企业创新、集权化”等固有的“低效率机制”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在经济民主思想的指导下，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公有制的本义就是以经济民主取代经济专制，以公平分配取代剥削。因此，我国公有制经济所有权本身需要不断完善，使其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更好地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经济权利。
　　为了激活经济活力，我国需要继续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同时，在公有经济内部，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也需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进行股份制改革。比如，国有企业可以由国有股、法人股和职工合作股共同组成，让员工占有少部分的股份，发展劳者有其股，更好地激发员工的劳动积极性。这是比施韦卡特的社会所有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更适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是能更好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更好地提高劳动者权利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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