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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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就一直备受社会关注，而且收入分配关系调整在今后一段时期依然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以农民工群体为对象，对其历史形成、职业特征、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迈进等进行分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过程中普通劳动生产者“晋升”中等收入群体中的问题和理论必要性。
　　关键词：收入分配;农民工;工资;中等收入群体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5.056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长期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城市工作但是出身农村，脱离农业生产但是依然具有农民群体的特质。这使得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和收入分配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这个“夹层”群体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正确看待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和完善收入分配格局问题。
　　1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形成和职业特征
　　在有着悠远历史的中国，农业曾经长期是国内的主要产业。在农业生产中小农经济占据主要地位，由于生产规模较小、生产分散、手工劳动为主、师徒传承制、家庭为组织和生产技术低等特点，农业生产的产量很低。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广大农民被强迫从事农业生产，所得的绝大部分都被土地主或者国家机器占有，生活贫困，生存是摆在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
　　在1949年以后，农民从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在此之后又走上了合作化道路，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挫伤。但在上世纪70年代及时纠正了当时的认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扩大农业生产。但终归没能突破农民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生产规模依然有限。农民为了改变自身落后的生产者地位，加上当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起步已有一定成果，农民开始到外地到城市打工，农民工群体也开始正式出现。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这就是在农村范围内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应下出现的结果。
　　2农民工群体对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作用
　　农村工群体大量的由农村向城市二、三产业的转移，使得原有的城镇劳动力供给人口增加。而且由于農民工群体以前就是从事劳动强度较高、条件较为艰苦的农业生产，以及对相较于农村而言的“高收入”的渴望，使他们大量的流入到传统的产业工人行列中。他们低廉的工资挤占了对原有工人的劳动需求，而且由于农民工生活水平长期较低，也为雇佣者节省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补偿。紧接着越来越多的雇佣者会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来定义同等行业的工资水平，其结果就是这种差距的扩大一方面是使得大多普通基础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下降了;而且另一方面，使得通过他们创造更多的社会总产品更多，进而分配给其他社会成员的份额更多，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大量通入城市打工，并不是农业发展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极大丰富的情况下的产业间和区域间人口流动。那么这时农村劳动力脱离农村，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一个地区的发展是需要有足够的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投入的，农村地区本来相对是落后的，现在青壮年劳动力脱离农村，农业生产会面临更加困难局面。这不仅是劳动力人口总数下降的问题，还与劳动力质量有关系。青壮年劳动素质较高却远离农村，而大学生村官等高质量的人才流入还相对较小，而且农村发展除了好的发展思路，必然不可避免的还得保留劳动人口。劳动力入城务工提高家庭收入，提高全社会最底层人民的收入绝对量，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和城市劳动力的扩大带来了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3农民工群体的教育“晋升”渠道
　　主流经济学分析中经常提到“人力资本”的说法，按照这种观点，农民工是由于长期处于农业生产中，教育水平低、见识狭隘、知识专业技能缺乏、与产业接触很少、城市生存能力较低等才使得他们不能适应企业生产需要从而被雇主给予低工资。可以看出，这是把工资低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个人劳动素质上，是一个纯劳动者个人问题导致的。这种判断农民工劳动技能上素质较低的有合理性的，但却不是他们工资低的主要原因。农民工群体这几十年从农村到城市来，也是不断适应了生产的需要，各种大型的号称标准严格的工程奇迹上面也依然可以看到农民工的参与。农民工素质相对较低但是并不影响生产所需的标准，并且各种行业已经出现“去技能化”，正如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对美国职业的描述，原有的白领管理层现在只需要专门从事某一段流程上的工作，劳动力的分工成为趋势，所需的劳动技能由全面化走向“去技能化”或者“半技能”，众多工厂所需的工人仅仅需要小学的文化水平即可。而现在出现“用工荒”，对劳动力知识技能的提高的要求，是把进入工厂需要培训一两周的时间成本和培训技能的费用转由劳动力自我承担，背后也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使资本开始有挑选劳动力的机会。但同时也注意到现在中国农村的初高中教育已经占有较大比重，所以农民工工资低主要不是素质低的原因，而更多的是强资本弱劳动下资本强势压低工人工资，降低成本，获取丰厚利润。
　　通过教育改变一个农村家庭的收入状况的确实可以的，有实证研究显示，中国的教育回报率总体低于美国等国家，主要是因为以应试考试为导向的高中教育中那一批上了高中却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而其他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与美国相差无几。但这个研究并不关注教育回报率背后的教育资源不公平等现象。“寒门难出贵子”是否为真的言论频频出现，以及吹捧美国教育所谓的公平、公正，以此宣泄自己心中对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满。对此，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就曾大篇的论述过美国的教育上的愚化。在教育制度中上等阶级的学生比下等阶级的学生更聪明，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明明白白的道理，少数人的财富和特权是天然的、生成的优越性为基础。所有人生来平等的问题就交给了公立学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广泛有效的利用了智力测试这个武器，而明显这个所谓的智力测试是偏向于阶级地位高的学生的。而那些测试出低分数的低阶级学生自然而然的被认为是他们天生就是愚蠢不如别人的，他们进不了高等私立院校，享受好的学习环境只是因为他自己智力不如人导致的。这种制度下的教育同样是不公的，而且还是一种借此愚化大众的做法，人人平等也只是空话而已。即使有极其个别低阶级步入高等私立院校，也是为了增强所谓人人平等的信念，而且最终这些人在日后工作上站在高阶级人群的利益一边。 　　中国当前教育资源分配上面固然存在不合理之处，但是社会阶层并没有固化，农民子女教育付出比城市更多的努力还是可以改变未来的生活水平需要，农民工自身教育和技能培训也客观上可以为自己步入其他更好的职业提供机会。可能在职业中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能应用于未来的工作，但却也能在思想意识方面扩宽视野，加强社会交流的有效性，也能进一步开发自我的潜力。通过这些方面是可以在其他方面改善自己社会地位，得到社会认可的，而社会地位的提升就是收入分配改善上的重要一环。
　　4生产性劳动者向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晋升”
　　在谈及优化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时候，经常提到的说法就是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何为中等收入者？它并非是指全国居民收入中处于中等的收入水平。这类收入者的收入下限是等于全社会成员的平均水平，而上限一般高于平均收入的两倍。可见中等收入者是一类收入水平处于中高等级的人群。根据有的研究统计，在中等收入者的职业分布里面以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为主。因为在对中等收入者的特征描述中往往认为他们有着可观的收入来源、宽敞的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以及对单位的人员和财产拥有一定的支配权。
　　而农民工群体基本上不属于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范围，他们的职业分布上也主要是以生产性行业为主。同时，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完全的取消一些普通低端工作的存在，即使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也会将依然有基础性工作的存在空间。因此，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可以步入中等收入群體，总会有一个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
　　我们可以注意到中等收入者他们的收入来源也是来自社会的剩余产品，但不能仅此认为所有收入来源于剩余产品的社会成员都是属于剥削阶级，我们还应该给予按劳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方式相应的地位。对可变资本的补偿与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是具有对抗性的，如果扩大这种基本上属于非生产性劳动者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必然是要以增加生产性劳动创造剩余产品的数量为前提的，得先把总剩余价值这块“蛋糕”做大，才能够分，但这个过程中就必定会以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停滞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者群体是扩大了，但作为社会在生产的关键力量——劳动力再生产却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其结果还是收入分配差距得不到改善，甚至导致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局面。
　　可以看到，无论是基于社会生产中劳动力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还是为了构建“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举措，都不能忽视在初次分配中对普通生产者的存在。并且，我们更应该做到的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时，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初次分配上，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同时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使普通劳动者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者的行列，打破现在中等收入者职业分布上的非生产性活动占绝对地位的僵局，避免阶层固化。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还有必要提供社会人员阶层流动的机会与机制。有必要时，除了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之外，适当控制中等收入的提高。
　　收入分配问题的调整本质上就是对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更是对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利益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遇到不下的阻力。但也只有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使得国富民也富，现实生产力的普通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可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而且跟得上速度，才能收入分配下的生产关系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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