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供应链背景下“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问题初探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现代供应链是当今实际高效配置和利用资源的主流趋势，应坚持整合与优化、弹性与韧性、专业化与一体化、平台化与生态化结合的维度，去认识把握供应链。历史上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大浪潮证明，这种合作共赢的国家及区域间的产能合作，对于加快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促进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重塑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意义重大。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国际产能合作是契合各国利益的明智选择，开创发展中国家国际开发合作新模式，推动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新经济地理”。
　　【关键词】现代供应链;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机制建设;风险防控;创新模式
　　一、现代供应链、“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产能合作的良性互动
　　供应链是指生产、流通过程中，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所形成的网链结构。较之传统供应链，现代供应链更多彰显信息化时代科技的巨大进步、组织管理变革的日益更新、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内在要求。
　　（一）現代供应链发展的美国样本
　　供应链国家战略由美国首先倡导并不断完善，几十年来，在政府和学界的合力促动下，美国现代供应链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一是基本形成一系列维护和保障供应链发展的政策规范体系。2011年11月，美国商务部建立专门的供应链竞争力咨询委员会，为商务部长提供供应链竞争力综合政策咨询，从而促进美国出口增长及经济竞争力。2012年1月，美国总统签署《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明确了促进货物安全有效移动与培养有弹性的供应链的两个重要目标，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把供应链发展提升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高度。联邦各州也积极响应供应链发展的要求，如2010年加州颁布《加利福尼亚州供应链透明度法案》，2013年密歇根州制定《密歇根州物流与供应链战略（2013～2020）》。
　　二是保护美国供应链安全成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共识。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知识产权联合执法战略计划》，提出要保卫美国供应链安全，防止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军事及经济供应链，并设立“供应链管理项目”以对进入美国供应链的货物的知识产权进行分类管理。2017年美国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7次提到“供应链”，涉及铲除跨国犯罪组织的全球供应链、保卫国防工业供应链、建立富有弹性的供应链、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并保证其供应链的完整性等。此外，美国很多大公司探索实施供应链治理架构，各大学相继设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业以培养人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着手谋划制定供应链国家（全球）战略，形成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掌握并进一步夯实国际供应链的主导权。事实上，西方社会早已精心研究和打造供应链思维，将供应链作为国家战略，并作为审视和处置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问题的有效工具和竞争手段。
　　三是在供应链微观发展理念上有了新的主张和诉求。首先，绿色供应链成为供应链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基于供应链对企业绿色发展中发挥的举足轻重作用，美国政府必将在短期内出台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其次，外包将在新的领域或以新的方式出现。外包无疑会成为关键的供应链战略，一方面促进企业集中内部资源于核心业务领域，另一方面有效提升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优势。
　　（二）国际产能合作的历史维度及中国模式的内在特点
　　国际产能合作是基于国际产业分工与产业发展的全球化内在需求，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开发合作等方式，将产业发展布局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扩展至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与资本链，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组合。产能合作的渠道主要有两种，即产品输出与产业转移方式进行产能位移。历史上，发达国家（地区）曾多次以向外转移产业的形式，市场自发或国家（地区）主动性地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陆续完成工业化，英国等国因生产力提高与市场饱和，以“自由贸易”之名，力图进一步打开主要贸易国市场，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第二次浪潮见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转移路径较为多元：一是美国向欧洲转移（马歇尔计划）。美国为维持经济增长，决意经济援助并协助重建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二是美国向日本转移。借助朝鲜战争爆发后产生的“特需经济”东风，日本从美国吸纳了大量产业转移，极大加速了日本战后重建。三是苏联向中国转移。在社会主义范畴内，苏联对新中国提供了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大大推动中国重工业的发展步伐，初步形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第三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冷战结束，产业转移集中在东亚地区。日本一跃成为此次产业转移的主要输出国，东亚“四小龙”是主要承接地和受益者。第四次浪潮始于2012年前后，且方兴未艾。在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后，中国完成工业化成为制造业大国，在部分制造业领域超越西方国家，具备了对外产业转移的能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自身发展与对外合作实践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价值，并建构出中国特色的共同发展模式。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合作主要由发展中国家倡议、服务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具有不同以往的显著特征。而中国引领的国际产能合作，绝不是简单的转移过剩产能，而是利用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基于经济发展的动态演进推陈出新。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倡议彻底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窠臼，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际合作新理念、新机制、新模式正在形成。
　　（三）现代供应链与国际产能合作的枢纽——“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为沿线各国欢迎和认可，是国际产能合作领域的新理念、新道路。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国际组织，对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国际合作新机制的创建奠定基石。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特区、产业园区、自由贸易区等模式，也可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合作推广模式。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诠释提出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但有一点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有世界价值的，那就是大大改变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全球供应链为此提供了值得期待的契机和舞台。这包括国家供应链、产业供应链、城市供应链以及企业供应链，通过市场化运作和产能上的合作，实现国家和区域相互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势互补，提高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国力与核心竞争力，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追求的是通过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创新与完善，符合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借助全球供应链推进，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产能合作规模迅速扩大，合作方式多种多样;既有传统优势产业，又有新兴装备制造优势产业;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异军突起。但总体上看，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规模小、难点多、风险大等问题。因此，政府、企业、个人等多方主体需要协力合作，在今后的“走出去”實践中逐步解决。
　　（一）体制机制不健全，支持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中国在促进对外投资体制机制、政策支持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等才刚刚起步，各方面相对不完备，一些做法和举措仍处于摸索试错阶段。尽管201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对改革前置审批环节予以规定，但我国尚未建立起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现有的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也表现出分散、模糊的不足，支持性政策执行不到位，距离服务型政府仍有不小差距。此外，国际产能合作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信息服务网络不完善，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和产业环境，难以服务于企业对外投资决策。
　　（二）中国企业应对境外制度环境和技术标准的准备严重不足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明显带有“政府对政府”的特点，重点聚焦政府或执政党，对各国市场和当地居民的利益关注欠缺，容易遭到各国反对党乃至社会层面的抵制，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影响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热情有余但准备不够，不熟悉国外商业惯例、法律环境，也缺乏国际项目运营经验等，风险系数高企。此外，部分国家青睐欧美工业技术，多采用欧美和日韩标准，甚至明确排斥使用中国标准，给中国企业应对产能合作技术标准问题带来巨大挑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去改变这种误区。
　　（三）企业协调性较差，国际化能力亟待提高
　　中国“走出去”企业数量可观，但遗憾的是，尚未形成有效的对外投资和相互需求网络，抱团取暖意识不强，有些领域甚至发生盲目竞争的情况，合力不足最终侵蚀整体利益。跨国产能合作涉及各国法律、汇率、财会制度等复杂因素，中国企业国际化能力的不足主要反映在这一方面，即缺少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跨境工作能力的人才队伍尤其是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中进退失据、投资失误、缺乏发展后劲。
　　三、以现代供应链提升国际产能合作水平的优化路径
　　 （一）从战略层面建构国际产能合作现代供应链
　　显然，与过去企业“走出去”自发、分散的特点不同，“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产能合作，注重加强系统的顶层设计和长远的合作规划。在孕育全球产业链视野和价值链思维的前提下，学会现代供应链管理和技术的有效运用，积极在产业、区域、市场与平台等层面多管齐下打造国际产能合作布局，开辟集约式、包容式与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加强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工程承包、服务外包、产业转移等领域的统筹协同，同向发力，在企业“走出去”、项目“走出去”的基础上，带动产业链条“走出去”、服务“走出去”。大力鼓励引领国际产能合作的供应链组织形态和创新，广泛运用智慧供应链、绿色供应链、共享供应链、快捷供应链等管理技术，建立健全畅通、有序、高效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运营体系。培育基于生产加工、收购整合、合作园区、承接服务等对外投资合作的现代供应链运营模式，推动基建合作领域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推动资源合作领域开发、加工、销售一体化，推动制造合作领域设计、采购、生产、渠道一体化。
　　（二）大力培育一批具有现代供应链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
　　拓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更多掌握价值链核心、高精尖、高附加值环节的企业，在复杂的供应链体系中发挥组织、整合、生产和服务功能，带动技术、标准、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龙头企业的认定不能单纯以营业规模为指标，而要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导向，增强内功和竞争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龙头企业运用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渠道分销、品牌运营、行业标准等技术和手段，提升供应链整合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依托境外产业集聚合作区，成立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孵化器，鼓励更多中小企业“走出去”，为龙头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政府部门要营造有利于优秀企业脱颖而出的公平公正市场环境，加强对重点产业和重点市场的导向，破除劣币驱良币的制度性机制性障碍。
　　（三）选取优势产业布局供应链获取最大收益
　　国内各产业发展水平不一，国际需求存在结构差异，合作基础和条件也不平衡，切忌蜂拥而上的国际产能合作。要坚持科学分类，因业制宜，加强产业指引，重点推进优势突出、产能富余的产业合作。我国钢铁、有色金属、建材、铁路、电力、化工、汽车、通信等产业资本密集、技术先进、上下游链条完善、国际市场空间广阔，是产能合作的重点行业，对沿线国家有较强的综合优势，可以根据沿线国的合作需求，建立上游资源开发基地、生产加工基地和渠道分销基地，开展上下游深加工，带动国内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和服务的出口。
　　（四）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打造供应链枢纽与节点
　　我国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区域选择上有较高契合度，但不能不顾实际、不实地考察就盲目投资合作，否则只会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要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选择若干政局稳定、设施完善、人口密集、资源富集、营商亲商的国家或城市，有效结合政府的引导监督和企业的主体能动，打造产能合作供应链枢纽和节点，打通人流、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的通道，形成“一带一路”沿线的链式互动。根据节点的不同条件与需求，建立生产加工园区、物流仓储园区、保税港区、维修基地、产品展示与分销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等各类经贸合作平台和载体，形成境内境外互动、上下环节联动、配套专业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
　　 参考文献：
　　 [1]李文锋.以现代供应链提升国际产能合作水平[J].开放导报，2018（2）：1517.
　　[2]丁俊发.“一带一路”与全球供应链[J].全球化，2017（7）：29.
　　 作者简介：
　　 徐炜峻（1985-），男，陕西人，硕士研究生，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西安欧亚学院“一带一路”经济贸易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5029743.htm